将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参加毕飞宇的研讨会，我曾有一个说法，认为毕飞宇是一个“语言本体论的作家”，就是讲他是一个无法被复述的作家。一般来说，作家写了什么，我们可以把其小说大概讲出来，但毕飞宇的小说没办法讲，离开了他的语言，那些小说几乎就蒸发了。这犹如诗歌，无法被抽离出来，也无法转述。这表明毕飞宇小说是有诗意的，是“如诗的小说”，这当然不一定非要是一个定于一尊的好处，因为有另一种好的小说也一定可以复述，一般来说，戏剧性强的小说是可以复述的，但诗性比较强的小说便无法复述。
这意味着毕飞宇的小说是寄生于他独特的语言世界的一种叙述，毕飞宇讲话的调调，一般来说就是他小说的调调。显然他不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的小说家”，他的人物必须听命于他的意志，这显得很专制，我们在余华的小说这几乎听不到余华的声音，在莫言的小说这会偶尔会听到有个“莫言”出来说话，但人物和叙述还是有多个声音在喧闹，在格非的小说里，格非的声音也非常强大，但不会强大到作者的声音就是人物的声音。所以，我们会经常惊讶于毕飞宇的小说为什么有一个奇妙的声音在说话，无论是男是女，那个说话人就是带着不同面具的毕飞宇。他是一个说书人，一个讲扬州评弹的高手——我亲耳听到他模仿“话说武松举起了哨棒”，这话在我耳边回荡了差不多十年。那是用扬州话说的，而他的小说的话语，就是他自己独创的一种语调。
我曾经很主观地理解巴赫金的说法，人物复调就是戏剧性本身，因为在戏剧中，人物必须讲他自己的话语，必须是不同身份的人物的语言。但这是否意味着，毕飞宇的小说只是诗性或者散文性的小说呢，显然不是，他的戏剧性是内含在叙述之中的，是“叙述的戏剧性”而不是“被模仿的戏剧性”。这当然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不算重要。我今天主要想说的是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戏剧性，筱燕秋或者玉米，你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斗争，她们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但是说话人依然是戴上了面具的毕飞宇。
这算是毕飞宇文体吧？
关于人性的讨论，我曾经非常欣赏毕飞宇早期的人性探索。《祖宗》中讲述了太奶奶的不死神话，以及众后人对她不死的恐惧感，这个妖怪似的老人最后死于他的孙儿们的“谋杀”，死后还有一串鞋子一字排开，作为一种“文化怪圈”的象征物。这个小说有那个时期文学特有的“文化冲动”，我记得看后印象极深，且多次在课堂上作为例文来细读和讲解，学生的讨论每次也非常激烈。现在想来，之所以那样容易在读者和学生这引起争论，是因为这个作品中的含混和暧昧的东西比较多，或许飞宇那个时候也说不清楚，他究竟要讲什么，他的态度有许多纠结，但却也因此留下了非常多的认识空间。
《哺乳期的女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小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那个孩子和女人之间的互相吸引、互相注意、又互相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有关。这是多么好的小说境界。我们这么多年把文学打破的“确定性”又给找回来了，抬到了高处，非常令人沮丧。文学其实是可以不那么确定的，就像《红楼梦》的不确定一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有什么不好呢。毕飞宇早期的作品之所以这么迷人，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他有太多说不清楚的东西。有诗意，有迷茫，有忧伤，有温暖，有无比丰富的潜意识活动，也有文化的情怀与意旨在里面。这样就构成了他小说世界的一种苍茫与浩大，一种遥远与幽深。
论起人性的探讨，毕飞宇当然不是首创者，先锋文学在这方面早已登峰造极，对于人性之恶的挖掘与披露，谁也比不过余华、苏童和格非，也比不过更早的莫言、残雪，但毕飞宇在人性的书写方面，却又有他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细腻的和“历史化”的一种特色。细腻到针尖和神经末梢，一般来说，先锋派作家笔下的人性恶，是哲学化的，也可以说是概念化的。哲学化的笔法、寓言化的写法，都使得人性恶的探究概念化了，这样，这些恶也就失去了历史具体性。换言之，他们笔下的人性恶是永恒意义上的弱点，并不会构成真正的创伤。毕飞宇笔下的人性探究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他不是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式的描写，而是像李洱所说的，是一种以现代主义为底色的现实主义的探究，这样就是比较残酷的。在玉秀和玉米们的世界中，人性之恶或者人性之暗，直接会造成现实意义上的后果。
作为新生代的代表人物，毕飞宇的经典化似乎是比较顺利的，他很幸运，也很令人艳羡。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一骑绝尘？
这与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新生代”，他们的使命和任务究竟是什么有关。在我理解，先锋派当然是厉害的，至今难以超越，他们所标立的文学难度、思想向度，都应该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标杆，然而在先锋派的实验之后，在九十年代文学的大环境的变化之下，写作应该朝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新生代的应运而生，便是将先锋派提出的那些“原问题”和“元命题”细化了；将哲学的发问，予以历史性地回答；将概念性的定义，化为活生生的现象。
这便是毕飞宇的意义和价值，他当然不是唯一领悟到这一使命的人，但是却贯彻得最自觉，也最精细和到位。事实证明，真正优秀的作家，除了自觉的个人才华之外，还有艾略特所说的，那种与传统之间的敏感而重要的相关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与现实之间的准确而有效的呼应性。作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员，毕飞宇在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他将先锋派未竟的事业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下推向了前进。
刚才说，意识到这一使命且自觉践行的，也不只是他一个，但为什么他会更多地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获得更多的承认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如果不能完美地解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没有找到研究毕飞宇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不把这个问题玄虚化，比如从哲学和文化上，从叙事和技术上找原因，那么归根结底，我认为很简单，他抓住了塑造人物这一根本。五四以来，写小说的作家多得不可胜数，但最为文学史和读者所牢记的，还是那几个留下了不朽人物的作家。鲁迅的小说体量不大，技术也不繁难，但为什么为我们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写出了不朽的人物。
毕飞宇写出了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所喜爱的人物，刚才说了很多，不再重复了。他的成功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根源于他认真地琢磨人物，琢磨他们的人性，琢磨他们的生存处境与生存之道，琢磨他们的性格与命运，琢磨这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自然就写出了活的人物，自然就为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了。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