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进
张乾琦作品
张乾琦，玛格南唯一的华人摄影师，1961年出生于台湾，1995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2001年成为正式成员。1999年，他获得著名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基金，美国NPPA年度摄影师，获奖作品表现的是纽约唐人街非法移民的生活。疏离与联系，是其作品的主题。张乾琦着力探索人与人间的纽带关系，追根溯源，这与摄影师早年的移民经历有关。在接受采访时，他称自己目前仍在继续拍摄纽约唐人街华人移民项目。
我是在一次小晚宴上认识张乾琦的，这场晚宴是为了庆祝他成为《纽约时报》的摄影师。他站在那里，镇定、安静、机警，就像一个摄影界的弥勒佛，只是没有大肚子。晚宴在唐人街的一个没有电梯的公寓楼里举办。我不太喜欢这次任命，因为它剥夺了别人的机会。唐人街总是被看成是一个神秘、充满迷信和陌生的地方，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中医诊所和摆满了亚洲商品的街边商店，学校和家庭都生机勃勃地在这个纽约的社区里活动着。唐人街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地方。
乾琦在纽约的唐人街探索文化的差异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他的“唐人街”计划既是抒情的，又是诗意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是非法移民或者怀着对外来者的怀疑，又或者因为某些信仰的关系而拒绝拍摄。我总是回想起他的一幅照片，三伏天里，一个男人坐在廉价旅馆的太平梯上，穿着内裤坐在高处，下面是拥挤的街道，他想在那儿呼吸点新鲜空气，感受这属于他一个人的自由时刻。真想知道张乾琦是怎么进入这间酒店取得居住者的信任。乾琦似乎总是与疏离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台湾精神病院病人肖像系列里，他使用水平视角拍摄了一组被绳子拴在一起，以至于他们谁都无法自由行走，只能排队而行的病患。在威尼斯双年展和其他的一些展览上，他把这些照片放成真人大小。张乾琦在这件作品里提出了隔离、孤立的概念。这些照片让观众与照片中大胆的影像，形成一种有力量的对抗。
张乾琦对包办婚姻的陈腐和弊端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天真的越南乡下姑娘嫁给了比她们老很多的台湾中年男子，这种婚姻给张乾琦的探索蒙上了不协调和绝望的色彩。
张乾琦的内在视角超越了今天媒体的热门领域。在他的照片里，没有当今媒体中的那种快餐式新闻图片。他总是找些敏感、困难、不起眼的主题来做，并用一种热情、敏锐、深刻的视角来表现它们。我们肯定能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
生命是断裂的、复杂的、艰辛的
B=外滩画报
Z=张乾琦
B：请问您即将举办的展览是一个什么主题?
Z：我下一个比较大型的展览预定2008年秋天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的名称还没完全敲定，内容大体是关于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链。这些锁链包括束缚着人们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或者一些既定的社会体系，无论这种束缚是人们自己选择的还是被迫的。
这些照片是我从1992年到目前的作品，所以这个展览对我而言，是暂停脚步回顾，也是一种思考与检验(所有照片的冲洗、装裱和录像制作工作都是在纽约完成)。
B:能谈谈你在纽约玛格南工作室的日常情况、进入玛格南前后的变化以及同伴的影响吗？
Z:绝大多数玛格南的摄影师都总是在赶路。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安排划分为纽约、台北和其他地方。所以在纽约遇到同事时我总是很高兴的，他们很可能是刚出差回来或明天又要出发了。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喝喝意式咖啡Espresso(美式咖啡难喝死了！)讨论一下我们各自新拍的照片；另外我会和我的助理一起编辑整理上一趟所拍摄的作品。这个部分非常费时费力。其他时间我会继续拍照、读书、喝Espresso。在我进入玛格南之前，拍照占据了我生活的绝大部分；进入玛格南之后，摄影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NextPage]
B：你为什么要选择摄影作为你的职业道路呢？
Z：亲爱的，摄影不是工作，它是一种最直接、最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每当你拍到一张好照片时你会无比愉悦，它既需沉淀又充满激情，它是我的生活。
B：在此之前，你还有其他理想否？还记得你第一次拿起摄影机的感觉吗？
Z：从没有。假如我还在世一天，那么摄影就是我唯一的追求。我同意这个说法：“人的一生对于摄影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摄影会让人的一生受益匪浅。”
第一次拿相机，感觉好像手握着一个冰冷的金属黑匣子。其实眼睛看到的和相机拍到的是两回事；听来讽刺，唯一阻碍我拍到好照片的因素就剩相机了，不过这是实话。
B：你一直在描述社会中的底层人物、边缘人物，无论是台湾的越南新娘，还是美国纽约的非法移民，这里面有没有家庭的影响？
Z：当然，不过越来越少了。
B：你拍摄了很多展现人类心灵疏离的题材，但又非常近距离去接触那些你摄影作品中的人。一般你是如何与你的摄影对象保持交流的呢？比如那些在台湾精神病疗养机构“龙发堂”，你花费了7年( 1993-1999)时间，你还能回忆起当时是如何捕捉那些沉默或癫狂的人的状态吗？
Z:“链”这个系列是纯纪实性的，很单纯的记录方式，没有什么花哨或夸耀，纯粹只是在记录我所看到的，他们则继续活在他们的世界里。
纪实摄影必须先有一个外在环境，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作品，我就花多少时间。但在我去龙发堂近20次的过程中，其实很难和庙里面的精神病人建立一对一、直接沟通的关系。其他系列作品相对简单得多。
B：你是否觉得摄影是种冒险？除了拍人，你是否还想过其他世界之内的事物？
Z:我认为是，但这种冒险不一定要跑到千里之外。我想要表达内在的疏远，这种距离是心理的而不是地理的。
B：听说，2002年在父亲的逼婚下，你开始拍摄台湾的新婚夫妇，拍摄了《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当时是怎样选择那对在车厢里睡着了的夫妻？
Z：《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系列是从我小妹的婚礼时开始的。我父亲从未逼迫我结婚，但他确实认为，如果自己唯一的儿子一意孤行、一直单身，他就是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职责。这系列作品呈现我对婚姻产业的偏见。这对新人在他们大喜之日前一晚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去喜筵的路上，他们碰上塞车，结果就睡着了。玩得很尽兴的小花童是他们的侄子和侄女。
B：你曾说过聚散是离你的心灵特别近的东西，除此以外别的内容你都无法继续。拍摄了这么多年这一主题，您对“聚散”二字有和当初不一样的体会吗？
Z：我以前觉得生命是断裂的、复杂的、艰辛的，但多年之后，这一切可能只是命吧。
B：和作家一样，摄影师最难的是找到自己的风格？你的“聚散”主题是您的风格吗？
Z：对摄影师来说，追求一种固定的拍摄风格是一个陷阱，很危险。诚然，我拍摄所以我存在，但我更在乎的是拍摄主题，而不是所谓的风格。
B：摄影背后的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Z：不全然，但我自由。
（编辑：全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