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晓东
2007年１２月１１日，是我国首批世界遗产成功申报２０周年。20年来，我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及保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回首20年，有许多值得深思和回味的事件、人物与瞬间。
1987年12月11日，在第１１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然而，当时就连遗产机构内的人员也并不很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媒体对此反应冷淡，除了当天《人民日报》发布的《国务院通知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提及之外（其中对后来常用的“文化遗产”仍以“文物”一词来表述），就连业内报纸《中国文物报》对此也只字未提，只在几个月后的一次文物工作会议的报道中提了一笔。直到１０年之后的1998年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才正式举行了隆重的世界遗产证书、“中国世界遗产”标牌颁发仪式。两年后，首次中国世界遗产地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这标志着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全面展开。
到2007年，中国已拥有世界遗产35项，其中文化遗产24处、自然遗产6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5处，位居全球第三。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世界遗产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它已经走进大众的生活，深刻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遗产相关的一些新型词汇也频频出现在报端，如“世遗经济”“申遗效应”等等。
认知之痛
2007年10月，《中华遗产》杂志社向全社会进行了一次“关于大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调查”，其中有88.3%的被调查者能够说出我国的三处世界遗产地；有60.2%的人认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处于一般水平，仍需要大力改进，有25%的人认为很糟糕，仅有11.6%表示满意；关于文化遗产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有65.4%和29%的人认为很重要和重要；关于文化遗产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有22.7%和58.2%表示很重要和重要。
从这个调查中我们看到，２０年来，文化遗产已经逐步变成一个社会性的话题，社会和大众对其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什么？如何保护？这些最根本的问题被专家和大众反复追问着。对此或许永远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所做的都将在历史中得到检验。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副所长Agnew曾表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曾存在一个误区，对于一些残破的文化遗产，采取的工作往往是重建而非保护，从而破坏了文化遗产的原有价值。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说：“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历史性转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化遗产的内涵逐渐深化，其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得到了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并由此引发了其要素、类型、空间、时间、性质、形态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
在社会的迅速发展当中和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人们对于它们的认识必然要经历痛苦而深刻的变化过程。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我们为了认知它而付出的学费，将是巨大的。
利益之惑
文化遗产对今天的人们有何意义？这不只是价值观的“疑惑”，更是经济利益的“诱惑”。“申遗”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大概就是经济上的。
1997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在2000年一年，就接待海内外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0%。到2006年，丽江游客人数达到460万，今年1至9月，丽江市的游客达到403.07万人次。在许多人看来，申报世界遗产已经成为快速提高地方知名度、创立文化品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法宝。
然而，这一法宝又是一把双刃剑，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敲响了警钟。就在2007年6月召开的第３１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三江并流等６处中国世界遗产因保护不力受到关注。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认为，这主要有３个原因：首先，一些地方缺乏经验。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迁出来，结果使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变味了；其二，过分追逐商业利益；其三，一些保护、修复原则需要与国际接轨。
2001年，湖南张家界武陵源因在景区无节制地修建索道、电梯、宾馆等旅游设施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事后不得不以巨资拆除景区内违章建筑；泰山也不顾舆论谴责在景区内修建了多条索道；曲阜旅游部门为了使建筑看起来漂亮而“水洗三孔”；丽江古城为了旅游和商业功能而过度开发，忽视了当地纳西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种种现象显示，我们当前还不能很好地处理文化遗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责任之重
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财富，如何合理保护和利用是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但是，作为遗产的利益相关者，谁应在其中起到主导地位，谁对其最终结果承担责任呢？
正如有媒体指出的，作为人类历史遗迹的文化遗产，由于其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及不可再生性，长久以来都以被供奉的姿态出现在普通民众面前，人们可以欣赏它，但无权对其作出任何决定。因此，普通民众和文化遗产的关系被边缘化了，其后果就是民众无法认定自己其实也是文化遗产的主人，相反，他们会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政府和专家学者的事，与自己无关——民众失去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感。
在《中华遗产》杂志的调查问卷里，对“谁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层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回答中，认为政府占主导的为68.4％，认为专家占主导的为18.2％。对“谁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施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回答中，认为是政府的占45％，认为是大众的占37％，认为是专家的占16.3％。在“大众意见在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位置”一项的回答中，认为大众意见重要的高达90.1％。
今天，民众对文化遗产的态度由被动变主动，这种全民参与意识对今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遗产保护中民众将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
未来之路
随着“申遗”标准日趋严格，“限额制”使“申遗”的难度进一步加大。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第２４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出台了强调“平衡性和代表性”原则的《凯恩斯决议》。决议规定：已拥有较多世界遗产的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没有世界遗产项目的缔约国的申报将得到特别支持。决议还确定世界遗产的每年提名项目总数为30个。尽管在2004年的第２８届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凯恩斯决议》被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但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也增至45个，但进入世界遗产的通道仍然狭窄。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然而，守护好这精神家园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呵护和爱惜，还要我们经得起各种利益的诱惑。有人说，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世界遗产变成世界遗憾。在中国今天经济急速发展和推崇大众狂欢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也在发生着转变。不管我们想以何种方式为祖先留下的遗产戴上什么样的桂冠和闪光名目，最重要的是不要设法改变其真实的历史面貌，不要丢弃它们的精神内核，而给后代只剩下些光亮和虚假的空壳。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