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继愈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

    哲学这个词中国过去没有，在1903年以前都没有，但关于哲学的问题是有的。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面讲的大都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及标准，意思说哲学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定义对西方哲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中国哲学来说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写这部书是究天人之际，就是探求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条恰恰是中国哲学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古希腊有“爱智”，“智”包括很广，社会、政治、自然、还有哲学都属于“智”。后来希腊的哲学思想就提出做学问没有什么目的，而是要每一个人认识他自己，这是研究人的问题。提出人要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认识自然的问题，人的进步也是从认识自然开始的。人的衣食足了以后，他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哲学总是从先解决温饱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当人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是很大的进步。

　　哲学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要有一定文化的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宝库有所贡献。比如诗歌、舞蹈、饮食、服装，这些都包含有文化内容。但是哲学不同，哲学是抽象思维，不是认识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它是要抽象到涵盖面更广的领域和范围。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文化，但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的抽象意义决定的。过去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好坏、大小这样的概念可以理解，但是对“仁、义、礼、智”这个程度的概念就很难理解了。哲学有更高的抽象思维，比一般的科学还要更抽象一些。西方有的学说认为哲学是一个高入云霄的概念，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的哲学都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它的任务。哲学究天人之际，将自然、社会、人生都包括在里面，它又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的，但任何问题如果缺少了哲学的指导，就会出问题。哲学有一种看不见的用处，就是中国人说的无用之用。哲学能盖工厂、盖房子吗？都不行。但哲学与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如果哲学脱离社会和现实生活，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这样的哲学就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就不够格。我看到中国人对哲学的定义范围与西方近代不同。宋朝的哲学家张载说一个读书人的任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就中国的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哲学家、很多种中国哲学史也提出这个定义，在西方看来这个是哲学问题吗？为万世开太平是政治家的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宗教的事情，他们总是觉得不一样。

　　在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一切的学问都属于神学，哲学是神学的奴婢，神学统管哲学，哲学比神学低一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自然科学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哲学也分美学、伦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等。中国的哲学为什么没有分那么细呢？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发达，使用的机器也越来越多，手工业开始发展，开始有手工业的工厂，劳动者集中，分工细致，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分散，哲学与宗教就分开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时间特别长，但资本主义兴起比西方迟，缺少西方的“越分越细”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宏观地看思想的发展和存在。

　　中国哲学讲综合，西方哲学讲分析，这种说法不算错。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西方哲学的分析也是跟现代的科学分类和科学发展分不开的，中国缺少了这一段历史，因此它讲“分”就讲得少，而且分类不像西方这么细，这都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的，不是说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就相当中国的孔孟时代，人类认识自己都大致有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始终跟宗教密切结合。西方有一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过程，教权、政权这两者是对立有矛盾的，教权的地位比政权高，实际控制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大。拿破仑在欧洲是英雄，他当皇帝要教皇给他加冕，皇帝地位才合法，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中国政权和教权从秦汉以后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结合在一起的，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儿子，是宗教的名称。在外国天子是耶稣，国王不是天子。中国的政权巩固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十世纪以后教育制度上，《四书》代替了《五经》，成为全国通用教材，任用官员必须经过《四书》的考试，官吏同时具有教职人员的身份，中央统治就更稳定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的好处就是内部没有战争，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这里，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国是最好、最强的，所以在这期间中国的哲学发展有一段停滞时期。当时老百姓的要求和权利也就没有机会表达，人们的痛苦也就没有机会改变。这时中国是靠圣人、圣君来治理国家的，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哲学发展，哲学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阶段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发展。但在中国古代，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说的去做，不能改变，甚至有怀疑圣人的教训都是有罪的。比如说孝，就不能问为什么要孝，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罪，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像西方的教徒问为什么要信上帝，有这样的怀疑就是犯罪。

　　可是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政教不分、长期统治，这个流弊越来越明显——考试内容、教学内容陈旧，人们不接受新生事物，自我封闭。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旧的哲学思想不那么灵了，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新思想的传播有一个特点，从南往北产生影响。天平天国起义是从广西开始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接下来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的，国民党改组是从广东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从广东开始。思想的进步必然要交流，广东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大门，而此时的中国北方相对锢蔽保守。近代以后，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响大一些，就是这个道理。

     二、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可以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导源期。这个阶段提出了好多问题：人类责任、人类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导源时期哲学家们对人和天（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哲学家说天是不可抗拒的，是最高的命令者；也有的哲学家说人可以胜天。还有人性问题的争论，有的说人性善，有的说人性恶。这些争论都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代表人物就是孔、孟、老、庄，孔孟算一个大的流派，老庄算又一个大的流派。孔孟更多是从政治和统治阶层方面考论问题，怎么样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老庄注重自然，主张政府少干涉个人，希望个人的思想、行动自由多一些。后来有很多“家”，基本上从这两个主流派生出来的。我有文章讲过，孔孟是代表从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观察世界，提出方案；老庄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怎么样能过得自由一点，不受到政府过多的干涉。后来孔孟代表在朝的方面多一些，老庄代表在野方面多一些。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一个人在朝的时候就讲孔孟，被贬官到了外地或者不当官退休了就讲老庄，同时具有这两种思想，像苏东坡、白居易，也在过朝、也在过野。他们既崇孔孟，也崇老庄。

　　进一步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哲学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奠基期。奠基期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立，诸侯国家很多，武王伐纣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参加，到了春秋只有几十个国家，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了七个大国，国家之间最后兼并成一个国家——秦。秦朝统治时间很短，继起的汉朝继起，统治时间长一些。

　　这个时期中国成为了多民族统一大国，这是顺应时代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为在战国时期，没有一年不打仗，老百姓不得安宁，战胜的也有损失，战败的损失更大。当时百家争鸣，许多学派提出不同主张。归纳一下这些不同的主张，他们都关心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治天下。当时的天下不是指现在的世界，是指国家，如何把国家治好、管理好。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他们都是在讲自己治理天下的主张，有一些主张强硬一点，有一些主张缓和一点，不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统一，诸子百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趋势。

　　统一以后对哲学有新的要求。秦汉统一非同寻常，因为国土面积太大了，南方从长江流域延伸到珠江领域，北方是黄河领域，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实行有效管理，怎么把它管好？汉武帝征求把国家治理好的方法，其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应运而生。这种学说认为天跟人是一个整体，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天地，天上（自然）有的，在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人的眼睛代表日月，血脉代表江河，毛发代表草木森林，与天人是相配的。因此人做好事上天会有所反映，人做坏事上天会有所告诫。即使是皇帝，施行的政策好，上天就会有祥瑞，施政不好，上天就有灾难。当时也通过这一学说对统治者的作为有所制约。

　　阴阳五行是基于天人感应说法的一套框架。金木水火土，有互相克制的作用，也有互相辅助的作用。金克木，这是从生活经验提炼出来的，金属的刀子可以砍木头，水可以克火，火可以克金；反过来木可以生火，火可以生土，土可以生木。五行相生相克的知识作为一个框架，可以推广解释其他现象。比如说中医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决治病的问题，人的脾胃属土，肝属木，肾属水等等。还有朝代的更替也是用五行来说明的。秦朝五行占水，接下来的汉朝就把自己作为土的象征，土可以克水，水来土掩吗。而且颜色也不一样，秦朝上朝以黑色为尊贵，汉朝则以黄色为尊贵。这个体系从汉朝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解释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给现实提供一个框架或说明。今天看来这种说明很粗糙，也不科学，可是在当时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能够解答问题，成为一个体系。阴阳五行学说被董仲舒建立以后，长期影响着社会，这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当时的现实社会需要这么一个哲学，这个哲学可以解答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二个时期。 [NextPage]

　　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时期。中国统一以后，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弊端没有了，生产可以稳定了，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如果发生灾难，可以全国统一治理，外来的侵略可以全国组织力量抵抗。像长城，可以动用全国的力量兴建，这样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都取得了跨越。从汉朝开始，国家开始兴办学校，还开辟了丝绸之路，对外交流使人们眼界扩大了。但是从秦汉到宋朝，威胁统治的问题不是出自下层的老百姓，而是出自上层统治者之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这时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制度和体系。从宋朝开始，哲学需要进一步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所以对人类社会的地位、国家的职能考虑得更多、更周到。比如说《四书》、《五经》中，《四书》比《五经》的内容浓缩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起来不到3万字。这就说明我们的哲学慢慢自《五经》集中到《四书》。

《四书》中的《大学》特别强调教育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个是明德，一个是新民、一个是止于至善。完善你的人格，造就一个完整的人。有八个详细的条目，从格物开始，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内心的修养，推广开以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部到外部，使整个社会有一个框架。《大学》给从天子到老百姓都摆正了地位，制定一个制度，这个变化是宋以前没有的。从宋以后，《大学》从上到下的中心思想，一个是忠，一个是孝，这两个观念深入千家万户，如果你不忠不孝，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身之地。客观上这是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要求，能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忠孝两个观念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路强调下来的，这两个关系轻重有点变化。在汉魏以前，孝比忠的地位更重要一些。管仲参加战斗时经常打败仗，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家里有老母要照顾，不能拼死一战。可见那个时候，忠与孝相比，孝更重要。后来忠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当忠孝产生矛盾的时候，孝必须让位于忠。这也说明国家越来越集权。在汉唐的时候，君臣是坐而论道，都是坐着讨论问题。到了宋朝，宰相以下包括宰相没有坐着的。朱熹当过皇帝的老师，他老是发议论，皇帝不喜欢他，给他写了一个客气的指示，说你年纪大了，讲课也很辛苦，你以后就别来了，就辞退他了。到了明清以后，君臣会面时站着都不行了，臣要跪着，跪着就不是讨论了，就是听命令。所以君权更集中，哲学进入了最后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比较统一，综合国力比较强，可是从明朝中叶以后，科学已经开始停滞不前，以前中国的科学是世界领先的，宋以后就开始停滞了，到明以后天文历法日食月食都算不准了，西方的科技开始超过了我们，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了。

     三、中国哲学的未来

　　将来中国哲学的前途与中国的国家命运是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哲学始终离不开实际，离不开社会问题，哲学必须结合实际。马克思没有说讲哲学原理，他的《资本论》就体现了哲学，具体地分析，实事求是地来说明一个社会，他不会回避问题。

　　我认为现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就是我们正在吸收各种的文化，总结自己的文化，来展望将来，创造未来。将来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应该是吸收世界所有的先进的文化融合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现在它正在形成中，还很不成熟。因为第一，中国自己的哲学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有几千年的哲学没有整理透。有一些哲学家个人的著作里面写出自己的看法，真正讲到一个哲学应该是有生命的，有很多人接受它，很多人支持它、了解它，这样的哲学寿命就长，一个哲学家的书可以成为畅销书，但是不能指导社会。中国现在首先要积累资料，这是第一步，有了完备的资料下结论可以放心，中国自己正在做。外国情况怎么样？我们比中国哲学知道得更少，因为留学生到外国去要看当时流行的思潮，是什么思潮才带回来什么样的思潮，这是照搬。我们也照搬过不少，但是都是不成功的。哲学不是靠照搬，而是要靠实践的考验，哪些是正确的，哪些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经过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走越分越细的道路。当初哲学从宗教分离出去，还包括一部分宗教功能，试图解决人生归宿，终极精神安慰等人人都会遇到的困惑。还有一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等问题，都曾要求哲学来答复，解释。人生终极精神追求由宗教去解决，心理不平衡由心理学分担。本来与生活十分贴近的学问（哲学）都逐渐脱离生活，陷入到概念分析、语言分析的狭窄地带。

　　中国哲学本来离中世纪哲学不太远，它一直干预生活，在古代曾起过重要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没有洗尽封建残余影响，个人的权利不被重视，合理的物质要求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轻视科学技术，以贫困为荣，以生活富裕为精神堕落的诱因，把农村田园贫困生活当成净化思想的课堂，把城市现代文化看成罪恶的渊薮。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哲学思想一度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没有克服的信心，缺少对应的办法。对封建社会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弊不予重视，这种精神状态根本缺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

　　中国哲学的前景无限广阔。因为我们有前人没有遇到的机遇，有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文化遗产早已存在，只是过去没有科学地对待它，有时捧到天一样高，不敢触动它一根毫毛；有时贬斥得一无是处。这两种偏向，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切身经历。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是抛不掉、打不烂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捣毁曲阜孔庙，这种疯狂行为恰恰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迷信的泛滥。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我们责无旁贷。

　　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还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害。有的人到外国取经，取经者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取回的未必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拿来是否对我们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 [NextPage]

　　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易经》早已讲过了；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这是极端无知的说法。从原始浑沦的统一，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再进行综合，这个否定之否定（黑格尔说的正—反—合）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负担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陶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一切发生的疑难问题，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发展。

哲学的使命是指导整个人类怎么生活，不是指导哪一个人，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群受益，不是哪一部分人受益。过去董仲舒指导汉朝四百多年，现在我们的哲学应该有更长久的效益。未来是酝酿和准备阶段，我们正在转型之中，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把转型期的工作做好。

    问答

　　提问：任老您好!您在一些著作中提到中国的儒学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儒教有它的信仰，忠、孝，讲三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这样的儒教形式。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这种儒教的信仰发生质疑，您认为现在儒教是否还是中国环境中的一种宗教形式？

　　任继愈：在辛亥革命以后，消灭了帝制，废除了皇帝，没有“教皇”，儒教组织就不存在了，为“教皇”服务的各种机构都不在了。儒教这种教虽然没有了，但是它的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不过这种思想是封建社会时候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才有效。现在是新社会了，它的情况又变了。比如孝，它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尊敬。过去的孝是一面的任务，是子女对父母要感恩、要图报。那父母对子女有没有责任？这是一点。再一个是社会和家庭变了，过去一个家长为什么有权威呢？因为一家人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由家长管。可现在父亲和儿子可能生活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见面都很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多了以后，过一个团圆年都成问题，这些都是新的问题。人对父母哪有不尊重不爱护的，可是现在社会生活变了以后，就影响了孝的实际操作，衡量标准也会有所改变。

　　孝还有一个副作用，家族观念和孝是连在一起的。我在农村也待过，一个村选支部书记，比如一个村叫王家庄，如果姓王的不当书记，换一个少数姓的人当，大家就不支持他。孝在今天的社会上应该是一种心理秩序的建立。美国人不讲孝，可是美国也有“孝”，它的孝是倒过来用的。父母对子女很关心，有义务，有法律保护，有社会舆论支持。父母如果打骂子女，轻则受罚，重则承担法律责任。子女对父母也很好，对父母有义务。我们提倡敬老，他们提倡爱幼，这也是一种孝。忠也是一样，看你忠是怎么个忠法，如果是盲目服从的忠，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求的那种忠，那个忠是封建的东西。传统美德都有，都应该保持，可是怎么样使一个新的理解，新的解释可行，有可操作性，有社会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

　　提问：任老您好，请问您对易经预测和阴阳五行的算卦怎么看？

　　任继愈：讲一点科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科学发展得很了不起了，可以向太空发展了。可是我们的科学有一个缺点，中国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把数理化当做科学，社会、文学、艺术不叫做科学，其实这是人文科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科学。现在外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很少，现在我们看柏拉图、庄子、《论语》没有觉得很过时，为什么？就说明现在我们进步不大，没有像自然科学、太空、地下研究得那么深那么远。现在我们变成一条自然科学腿长，一条社会科学腿短。科学是一个整体，绝不光是自然科学，只会向自然索取已经遭到了报应，气侯异常，未尝不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破坏了平衡，这也是一个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果缺了这一条腿的话，科学就不完整，这也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加强认识的。

　　提问：《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

　　任继愈：至于《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当时社会上不接受，有时当时是利，后来成为害。应该是不断与时俱进，这是从历史地看它，比较公平一点。

  　 提问：中国哲学未来怎么样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发展?

　　任继愈：哲学不是强迫你信，你认为它好你就相信它，你认为它不好就不相信它，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哲学不能强迫。

　　提问：能否对中国历史系的大学新生提出几点阅读建议。 [NextPage]

　　任继愈：我觉得中国不光是大学新生，现在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科书或者历史知识讲得太少，不够。美国的历史讲一年就够了，因为美国总共才200多年历史，我们五千年也放在一年里面讲根本讲不完。而且我们中国有很多英雄人物，有克服困难的，有追求真理的，有创造发明的，有抵抗侵略的，有数不尽的英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值得讲一讲，小学中学以讲故事为主，大学讲规律，这样对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有好处。

　　提问：您认为哲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任继愈：中国哲学跟宗教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政教高度统一，它的作用就是导致了政治的高度稳定，但是也限制了事物的新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都被打下去了，比如说修铁路，原来的路线经过曲阜，因为曲阜有孔子的坟墓在那里，所以拐了一个弯，现在曲阜人后悔了，这是当时的迷信，影响历史的发展。

　　提问：您觉得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有哪些呢？

　　任继愈：哲学的指导有明显作用，首先是无用之用。可是它给人的好处是很多。现在我们简单地说，哲学从周易开始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发展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走到极限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我看这个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有一个全局观，这个很重要，看问题是全局着眼，不只看局部，这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比如说我们一个现实项目，有可行性论证。我想可行性论证并不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它是假的，数据也不能说是假的，可是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你看问题正面要看，反面也要看。还要有一个不可行性论证才全面。我记得白洋淀的围湖造田做了一个可行性论证，围湖以后产生多少稻米，第二年见效不是假的，可是对大环境和气侯的破坏就没提到。哲学告诉我们要全面看。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近30年，我们的领导人都不是经济学家，都不是搞经济的，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发展方向呢？我们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全局来看，我们有政府的调控，政府的调控很起作用，《管子》就提出政府要起调剂的作用，完全交给市场是不行的。而且市场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没有合理的法规保护，任凭市场操作，结果会是劣货淘汰优货，假的淘汰真的，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影响到我们学术界，假学问挤真学问，完全是靠交给市场一定糟糕，所以政府要调控引导。

　　结束语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任先生的精彩演讲，感谢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任先生在讲课中告诉我们，有着深厚思想、文化根基的中国哲学在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精神和独特传统，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敢于生活、深入生活，对社会进步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未来的中国哲学一定是在吸取现代学问，吸收人类一切精神成果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强大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足以反映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我们身后是5000年的厚重历史，过往先贤为我们创造了无限的辉煌，让我们遵照任先生的教诲，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民族，历史正号召我们前进，我们绝不会辜负这个难得的机遇，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编辑：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