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广州三年展 方力钧作品 广东美术馆供图

　　采访者：梁志钦 梁婉莹

　　受访者：王璜生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品牌，广州三年展前三届均在时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主持下搭建起来。有着“超人馆长”外号的他，在近年担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期间，又操办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双年展。谈及搭建品牌双（三）年展的关键，王璜生称，“最关键在于主持者的判断力和团队的强有力与否。”

　　这种展览更重要的是发现新观念苗头

　　记者：我们该如何理解双年展这样的展览模式？

　　王璜生：双年展、三年展都是一种说法，在国际上，正规的双年展或者三年展，都是指一种大型的、国际性的、持续性的当代艺术展览，而不是仅仅是两年一次、三年一次的时间周期上的概念。因为它主题性特别强，会具有一种让观众期待的持续影响力。

　　比如说威尼斯双年展，现在已经做到五六十届了，每两年一次，持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吸引人。

　　记者：从学术层面理解，还具有哪些特点？例如对主题的要求如何？

　　王璜生：首先要看每一届双（三）年展的主办机构最初的出发点。例如卡塞尔文献展非常重视提出问题，学术影响力很大，它尽管四年五年一次，但每一次都像一个重磅炸弹一样，每次展览都能提出非常多的问题，例如约瑟夫·博伊斯《7000棵橡树》、“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等作品和观念就是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呈现的。可以说，这种展览模式就是一种会提出问题的展览。威尼斯双年展也在提出问题，但是它更强的特点是呈现出世界各地当代艺术最新的表现状态。它们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如何把相关的作品集中在一起的问题，而且它们每一届都会有特定的理想与独立的学术判断，因此，它们的影响便越来越大。

　　记者：从展览的操作上看，跟普通展览不同的地方是否在于，先确定主题，然后再寻找相应的艺术家，甚至让艺术家围绕主题进行创作？

　　王璜生：不是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任何策展都不可能说有了主题然后让艺术家来创作。其实，这种大型的展览更重要的是如何发现艺术家新的观念苗头，对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问题，他们有何敏感的艺术表现。策展再从这样的基础上去梳理，整合出一个对当下一些核心问题的提出，并继续寻找相应的艺术家构建一个大型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展览。当问题明确了以后，也许有些艺术家会有新的创作，都是持续进行的。

　　双年展模式的主题具有持续性序列性

　　记者：双年展这种模式的展览有别于其他展览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王璜生：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第一，双年展是一个超大型的、国际性的、综合的展览，其他展览可以是局部的、专题性的；第二，它涉及当代的诸多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影响会比较大，它在当代艺术领域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让大家都非常期待；第三，由于双年展是有一定时间周期的，它具有了持续性、序列性。

　　记者：前后两届之间的主题是否要有关联性？

　　王璜生：是的。关联性就在于主办机构的学术理想是什么，它的学术关注方向是什么，想提出什么问题。例如第一届广州三年展，我们从国际的角度来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当代艺术，就是将国内的当代艺术放在一个国际的平台上来处理。那么，第二届我们继续沿用区域性与国际性这种关系，做了有关“三角洲”的社会形态的探讨，通过从珠江三角洲出发，引伸出三角洲社会形态所形成的现代性问题，并以此延伸到新发展的区域，包括南美等的探讨。

　　再如第三届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当代问题，这个主题在之后的上海双年展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在之后的威尼斯双年展，我们也被作为嘉宾邀请参与讨论。

　　每一届的策展人如何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做馆长我就做总策展人。我除了第一届担任策展人之一外，第二届、第三届都不是。第二届，我最后选择了侯翰如和小汉斯。第三届，我选择了高士明，并提出必须要请一位后殖民主义的专家，因此，最后邀请了萨拉·马哈拉吉，他是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奥奎·恩维佐策展团队成员。那个时候奥奎·恩维佐的主要研究是“去殖民化”，就是“后殖民”，而我们是“与后殖民说再见”，萨拉加入，因此，这个主题在学术上也就基本立得住。

　　机构负责人应该要有独特魅力和干劲

　　记者：您不担任策展人，那您处于哪个关键性环节？

　　王璜生：我的职责就是统筹协调、找钱等，是美术馆里里外外的协调人物。我这几年从广州到北京后，也做了两届中央美院双年展，第二届提出以“策展作为立场”，其实就非常敏感地以当下的“策展”问题，结合学校自身有策展的教学，然后我们又联系国际上六所重要的学校，这样一个展览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从学术上进行梳理，从策展历史进行梳理，然后提出问题又提出观点。还有，将国内美术馆的策展人聚集起来讨论，与青年策展人讨论，构成了很丰满的一种展览组织工作。中央美院双年展已经被国际上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双年展。

　　记者：能够把“广州三年展”与“中央美院双年展”的品牌做起来最关键的原因在哪里？

　　王璜生：最关键在于主持者的判断力和团队的强有力与否。我觉得一个机构的头就应该在这样的事情上做出判断。找什么策展人、在哪个地方切入、如何将其实现等。做展览并不仅仅是一个想法，或者是非常简单地写一篇学术论文。做展览的难处，涉及到艺术家、资金等具体工作的推进，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则需要有非常强有力的团队，团队精神。

　　我主持的这么多届的展览，策展团队都是非常好的。广东美术馆本来有非常好的队伍，我现在在中央美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队伍，像王春辰、唐斌、蔡萌等。一个机构要有凝聚力，馆长应该要有他独特的魅力和干劲，能够与团队一起站在第一线。

　　记者：双年展三年展办得是否有水平，从哪些方面去评价？

　　王璜生：很重要的还是它的学术影响力，它有没有引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像我们这次的双年展提出的是“陌生的亚洲”，反应非常好。第二，是展览实现的程度。像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理论性很强，但是到闭幕的时候，还是人头涌涌。他们会觉得展览很好玩很有意思，学者去探讨问题，普通观众则只是关注展览好不好玩。因此，我觉得一个展览，作品要好玩才能继续下去。

　　很多主办方都不知道双年展实为何物

　　记者：很多当代艺术作品，观众看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

　　王璜生：作为机构而言，它有责任对展览尽自己的学术研究做出相关的解释说明、引导等。但作为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机构，对作品的介绍也不能是非常儿童化的介绍，不能为了公众的某种比较普通的需求而降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提出。

　　记者：现在全国来说，有很多这种以双年展来命名的展览，甚至可以说有点泛滥，您怎么看？

　　王璜生：其实这一点全世界都是这样，并非只有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从第一届广州三年展的时候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最后的判断还是觉得应该做（广州三年展）。但是国内现在以双年展三年展为名所做的展览，我觉得很多主办方都不知道双年展三年展为何物，都是在凑热闹，而且凑得很不像样。

　　记者：那我们的双年展三年展不能持续，是缺乏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一种体制吗？

　　王璜生：威尼斯双年展能够持续办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套良好的制度，包括资金的保障制度、能够运作的基本制度、学术上和人事的考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一届都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和学术目标。但是国内完全不是这样。

　　简介

　　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