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洁树
日本行为艺术家霜田诚二
采访者：朱洁树
受访者：霜田诚二
作为日本最活跃的行为艺术家、日本国际行为艺术节总监，霜田诚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国际各城市间不断辗转，一边表演行为艺术，一边编织起全球的艺术家网络。在中国，他已经习惯了搭乘春秋航空公司的飞机，“虽然有些折腾，但是可以省下不少旅费。”做出这番表白的行为艺术大家俨然已经是一位穷游达人。
作为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以身观身”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的受邀嘉宾，霜田诚二照例从东京坐车到附近的茨城机场登机，途经上海浦东转机抵达澳门。本已辗转的旅程，却因为遇上了台风“韦森特”，使得他不得不在香港机场过了一夜。7月25日，拖着旅行箱赶到博物馆，运动员出身的霜田诚二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出生于1953年的霜田诚二在上世纪60年代末赶上了日本学生运动的尾声，学生反对战争、反对污染、反对体制。这股潮流随着1970年代人们的关注转向经济建设而销声匿迹，霜田诚二却仿佛被独自抛落在那个时代。他开始写诗，逐渐发展起自己的行为艺术表现方式。《在桌上》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艺术家以赤裸之躯翻转挪移，展示出身体的慑人能量和韧劲，强而有力地征服一张张木桌子。
霜田诚二于1993年开始举办的日本国际行为艺术节至今已邀请到50个国家超过350名艺术工作者参与其中，艺术节对周边亚洲国家的行为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洹、马六明等中国行为艺术家就是通过这一平台逐步走入国际视野，而今，人到中年的他们已经转行画画、做装置，逐渐积累起自己的财富。而霜田诚二依然执着于推广这远离市场、身份边缘，却又最为纯粹的行为艺术——即使今年的艺术节因为资金原因可能要暂停一年。言及此事，艺术家有一些低落，却并没有放弃思考，“我总是思索着、尝试着创造出更有意义的作品。”
让他最感欣慰的，或许是每次行为艺术工作坊上年轻人的热情参与，在澳门，他在头一天的工作坊临近尾声时招呼在座的年轻人第二天再来，“如果不能来，就把这个活动介绍给你们的朋友。否则，也许明天就没有人来了。”
对于行为艺术，艺术家告诫年轻人“不要害怕孤独”。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同样期待着来自世界的回应。
世界希望聆听中国的声音
记者：1990年代，您是怎样与中国行为艺术家开始进行接触的？
霜田诚二：我从1993年开始创办日本国际行为艺术节。1996年，我们邀请了第一位中国艺术家马六明。他是北京东村艺术家的一员。全世界都有行为艺术在发生，但当时，他们只能通过照片了解其他地方的行为艺术。他们当时都还很穷，北漂、无业。艺术材料对他们来说过于昂贵，他们发现做行为艺术最便宜。况且他们还有朋友是摄影家，他们可以让朋友来拍照。
那时候，在北京，东村、圆明园的一些艺术家创作了非常有趣的行为艺术作品。他们将照片、视频寄给我。栗宪庭支持这些艺术家。我在北京和他见过几次面。这样，我认识了张洹、朱冥等艺术家，邀请他们来参加我的艺术节，然后他们也开始受到欧洲等地的关注。马六明1996年参加了我的艺术节，紧接着又受邀来到德国、加拿大、美国。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后来被视为中国行为艺术的黄金时期。
霜田诚二：那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政治和经济的巨变，中国以外的人非常希望知道中国人在想些什么。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刚开始学习，然后就变得很繁荣，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进行表达。当时，也有很多艺术家离开了中国大陆，去向纽约或欧洲其他地方。
记者：所以当时行为艺术的观众有相当部分是国外？现在依然如此吗？
霜田诚二：世界迫切希望听到中国艺术家的声音。当时一批中国艺术家作品的身体性都很强，基本上都是裸体，比如，张洹把自己吊在天花板放血。在西方和日本过去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西方和日本的艺术节邀请这种类型的艺术家、艺术作品是因为怀旧，因为现在在西方和日本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
记者：中国的行为艺术家似乎持续地关心着政治的问题。行为艺术都是如此吗？
霜田诚二：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前卫艺术也是很关注政治的，很激烈，也很混乱。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学运很频繁，甚至有人要刺杀天皇。但是后来这种趋势渐渐消失了。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没有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不太关心政治。
不过虽然他们不直接涉及政治题材，但是通过一些更隐蔽、微妙的手段，比如说表现现代都市生活对人的压抑，他们也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NextPage]
行为艺术离市场很遥远
记者：这几年，中国的行为艺术似乎变得式微了。你怎么看？
霜田诚二：我记得一些中国艺术家认为，如果中国艺术家被日本节邀请了，他们就会变得有钱。因为马六明、张洹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是他们对行为艺术的印象。但是，行为艺术实际上离艺术市场很遥远，因为我们并不做实质的东西。
2000年以后，中国艺术市场迅速繁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艺术家开始发现，行为艺术赚不了钱。他们开始举办各类行为艺术节。比如OPEN。
记者：他们开始举办自己的艺术节。
霜田诚二：是的。尽管那很有趣，但这与金钱无关。自那以后，一些艺术家对行为艺术感到失望了。张洹和马六明最后不再做行为艺术了，他们开始做具体的东西。然后他们开始变得有钱。
记者：但如果他们没有做行为艺术，不会像现在这么有名。
霜田诚二：他们的故事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只有在1990年代才会发生，当时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充满了好奇。
记者：你认为艺术市场的繁荣对于行为艺术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霜田诚二：不。是艺术市场对行为艺术没有兴趣。因为行为艺术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年轻艺术家对行为艺术依然感兴趣。今年，我和年轻艺术学生做工作坊。他们都知道行为艺术和金钱无关，那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精神释放的途径。
记者：即使不赚钱，他们也喜欢。
霜田诚二：我向他们解释了，行为艺术赚不了钱，但行为艺术对他们自己是好的。不久前，我在成都也做了一个工作坊，当时学生来自成都、杭州、重庆、西安等各个城市。
其实我非常羡慕中国行为艺术的状况，因为在日本，现在已经很少有学生愿意去从事行为艺术了，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学生们更愿意去做更严肃的事情，他们说艺术是不严肃的事情，不认真的事情。或者他们的父母是这样说的。
艺术世界非常渺小，变得越来越微弱。而社会正变得更商业化，娱乐工业大行其道，商业电影、流行音乐，这类工业变得越来越强大，然而艺术依然只是个人的手工小作坊，比例越来越小。普通人喜欢更容易在娱乐工业中获得满足和享受。艺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位置何在？只有艺术家在想着自己的艺术吗？只有学生和年轻人在关心艺术吗？尽管这是非常小的力量，但这也很重要。
我也经常同人说起，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少人，甚至没人理解我做的事情，但我就想这么做。直到现在，我依然这样告诉年轻的艺术家，不要害怕孤单。
即使无人理解也没关系
记者：很多人觉得中国观众对于行为艺术的接受程度比较低。你怎么看？
霜田诚二：1991年我第一次在中国做行为艺术的表演，那是在香港，1992年我在台北，1998年我在澳门，1999年我在北京。自从在中国社会开展行为艺术表演以来，我发现中国人相比其他国家的人，对行为艺术的理解依然有限。我也非常好奇，为什么中国人接受行为艺术那么困难。我后来突然找到了一个答案：我们通过行为艺术能够获得一种语言，而中国在语言上有很长的历史，我想，也许是因为这样，语言的传统对中国人来说更为深厚，更为坚不可摧。
记者：当你提及艺术，你认为艺术是微小而纯粹的，但人们更容易欣赏娱乐的部分。你如何防止表演中，因为观众不理解而变味？
霜田诚二：艺术家是为自己创作。即便无人理解也没关系。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艺术家必须要对自己坦诚。
记者：怎样才能成为好的行为艺术家？行为艺术是可以教的吗？
霜田诚二：行为艺术家需要怎样的练习？非常特别的练习。这是艺术。没有人知道艺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即便是成熟的艺术家，他们只是不断思考、尝试、创造他们自己艺术的意义。我也是这样。我总是思索着、尝试着创造出更有意义的作品。我也总是尝试着思索我自己生命的意义。即便艺术家的生活非常艰辛，我不想对此作出评价，无论如何，行为艺术在全世界快速传播，有很多是年轻人，也有成熟的艺术家参与进来，我只是处于中间那一拨。
对我来说，我自己非常幸运，在一些伟大艺术家去世之前有幸见到他们。如果艺术家去世了，你只能看到视频，但看视频和看现场，和他们亲身交流有很大不同。
记者：你如何评判一件行为艺术的好坏，以什么标准？
霜田诚二：我不是评论家。我评判的方式就是我是否喜欢。非常简单。
记者：你也是这样为自己的艺术节选择作品的？
霜田诚二：是的。
记者：听说艺术节一年举办两次。
霜田诚二：今年不会了。
记者：为什么？
霜田诚二：因为没有资金。
记者：财政问题。
霜田诚二：是的。19年来第一次。
记者：所以今年也许只举办一次。
霜田诚二：我今年几乎放弃了。因为你知道一年两次艺术节是非常累的工作。也许我需要休息一下。
记者：你觉得全世界的行为艺术家同样也需要支持？
霜田诚二：是的，我想那样更好。否则行为艺术家只能进军娱乐业赚钱了。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