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爽

    张爽：(后面简称张)文鹏你好，前段时间在广东美术馆的’85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两湖潮流——湖北·湖南当代艺术展1985-2009”中看了你的行为艺术作品《丢西红柿》，现场观众很热情，作品完成的过程也很震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能谈谈你的这件作品吗？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那里给人用西红柿砸？

　　文鹏：(后面简称文)游戏一直是我作品的主线，而丢西红柿似乎已成为了游戏的一种。我们在电视上还能常常看到，在国内为了某种广告效应，也会学着托几车西红柿丢丢，像去年湖南下面某地就做过这种广告游戏。我也觉着这也很好玩，于是就萌生了做这么一个比较奢侈的作品，几百斤可吃的食品直接丢掉，这会比较过瘾。而把自己吊起来，只是想让人的活动范围小些，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靶子，好让观众有的放矢，不至于太难、打不正，而让他们失去信心。

    张：在作品完成以后，许多现场观众都很想了解你做这样一个行为究竟要表现的是什么？

　　文：要表现什么我就不多说，萝卜白菜西红柿，各有所爱，爱啥说啥说。

　　张：就像你在《丢西红柿》中一样，一直以来你的行为艺术作品都是以白人的形象出现，你为什么要打扮成那样？

　　文：我从零一年就开始用白人形象，那也是我们长沙年轻一代做的第一个当代艺术展。至于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白人，我也记不大住了。后来想想，可能只是想跟日常区别开，行动的日常与形象的非日常，这组织在一起会比较好玩，也或许我人长得一般，化化妆会好看点，而我对女孩子一向很专一，于是就这么白下来了。

　　张：我发觉现在很多人一谈到行为艺术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吃死婴、裸奔、血腥等，好多艺术家也都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文：这都是媒体害的。其实还有很多温文尔雅的作品，他们从不关注。这些十多年的老豆子翻出来炒了又炒，生怕你行为不暴力、不裸体，这在大众看来，似乎都成了行为的一个代名词。可惜吃过死婴的只有一个，而被媒体炒出来，似乎每个行动者都有吃死婴的本领，高人啊。

　  张：与这些惊世骇俗的作品比起来，你的一系列作品如《玩蹦极》、《玩棋子》、《幸运大罗盘》、《玩跳狮》、《不倒翁》、《打地鼠》、《玩电游》、《玩滑轮》、《玩具车》等都是围绕着一个“玩”字在进行，给人的感觉轻松、幽默、诙谐，带给观众和参与者的是快乐、是发泄，当然，最后是反思。对于这种艺术语言的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文：和那些早期的行为艺术家比起来，我出生的环境已没有那么苦大仇深，我们会关注更多小人物的家常事。我每一个作品都会把自己置入一种被玩的境地，这本身是在摹拟每个小人物的生长和处境，跟你有关或跟你无关。我不会指向一种或一类人，而指向的是每一个人，由美学观念转至哲学观念，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还做的不好，同志仍需要努力。而我也是在找一条适合我的路。

　　张：很期待你以后能作出更多更好的行为艺术作品，但是，我发觉与火热的绘画市场相比，目前关注行为艺术的人似乎比较少，学术界、理论家对行为艺术的批评与讨论也不是很多，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文：在早些年，当大家都没有市场时，行为、影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也成长在那年代，于是就喜欢这玩意了。没想到我刚一喜欢而且有点上路时，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几年过去，等我反应过来，原来市场来了，大家都在家里埋头苦画，只能说我很晚知晚觉，而这个现状是恶劣的。专业的行为艺术展少了，水平也不高，大多是玩票的哥们，这是一个恶劣的循环，玩的人越来越少，水准越来越低，被媒体骂的一塌糊涂，批评家更不敢涉足这一块，怕真的拔出萝卜带出泥。但我们回过头来，在这种环境里留下来的，还真是金子，至于含金量高不高，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张：邱志杰写过一本书叫《重要的是现场》，对于行为艺术来讲，现场的确很重要，但如何使不在现场的人了解你的作品就成为一个问题。艺术摄影这种方式可以再现行为艺术的部分场景，作为一种片段式的记录，这并不是作品本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人们理解作品的障碍。在你的艺术实践中是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文：像行为、影像和装置的确对现场要求比较高，现场的感知度，图片是无法比拟的。所以我也是热衷于做现场，但现场之外怎么办？近几年，行为图片也成为了热销的产品。但我本人到现在为止，很少有好的行为片子，这些似乎在我看来好像都不太重要。要说到传播，我还是觉得录像记录能比较好的还原行为现场感，所以我个人更看重录像的记录。我们也应该多和藏家说说，收录行为艺术家的作品，应多注意录像的收藏，但市场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也没办法。

　　张：在艺术圈里，大家对于马六明、朱冥这些行为艺术家似乎都比较熟悉，还有他们之前更早的像大张、谢德庆这些人，但是对于再往后的行为艺术及搞行为艺术的年轻一代就不是很了解，你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锐行为艺术家，对于自己身处的这个大环境应该比较关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吗？

　　文：其实像马六明、朱冥那是比我早一两波的行为艺术家，但在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不太被大众熟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一定要提到他们，像宋庄的王楚禹、成都的周斌。西安的相西石、广州的喻旭东、澳门的吴方洲、香港的三木等，他们这些年都在本地或全世界策划或参与了很多行为艺术活动，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他们真是难能可贵，有点像逐鹿中原噢!还有几个重要的行为艺术节，我们必须记住，像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大道国际行为艺术节、西安“谷雨行动”、宋庄广场行为艺术工作坊、upon国际行为艺术节、长沙行为艺术节、“以身观身”澳门行为艺术文献展，这些艺术节都给行动者带来了一丝凉风。而80后的行为艺术家的确凤毛麟角，但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像幸鑫、贾茜兰、刮子、何玲、刘迪等，他们真是这片荒芜之地上长出来的几棵香草，大家真的要好好呵护，而80后的作品明显跟老一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其实我也有点像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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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有位法国的评论家说，现在在法国行为艺术已经衰落，做行为的人很少，有些也转到剧场，进行小剧场表演。据我所知，你现在自己也有写一些独角戏的剧本，并进行表演，那么你这种多样性的创作是否受到中国当下的行为艺术发展现状影响？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文：其实行为艺术的概念performance art本身就有剧场表演的意思，现在国外的行为也的确以小剧场表演为多，其实我的作品一开始也是不回避剧场感的，像体验类的，我们前辈已做的很好，而小剧场我们发展的又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找了一条中间的道路，非体验非表演，也是表演也是体验，反正四不像就对了。至于我的《独角戏》也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它和一向的白人系列没有区别，还有蛮多人说我的《独角戏》也蛮行为的，反正四不像就对了，至于中国当下行为艺术发展现状有何特征、潮流，我不得而知，我只会要求自己做一个认真的艺术工作者。

　　张：我知道你曾经在国外的展览上做过行为艺术，你觉得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局限？

　　文：我也接触过一些西方的行为艺术家，可能是我不太懂他们的作品，反正有些不大喜欢，还是看国内艺术家的作品亲切。在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好玩艺术的地方，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十几亿人口，不乏艺术创作的资源，不乏聪明的创作头脑，把这些聪明的脑袋加起来是某些国家的人口总和，所以这一二十年艺术发展这么快也是一个正常现象，我们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取之不尽，这也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现成品，不像那些还要能源进口的国家，只要你有点敏感，有点勤奋，在这废墟上总会种出漂亮的罂粟花。

　　张：最近有没有创作什么新的作品？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说，你对自己以后的艺术发展有着怎样的打算？

　　文：我的“白人系列”实施现在都需要大量的道具，不好天天做。我平常主要做一些《独角戏》，这一段又有两个《独角戏》出炉。这也是我选择独角戏的原因，自己写剧本，自己做道具，自己表演，万事不求人。至于打算还不如不打算，我已被前些年的所谓目标打算弄得焦头烂额，现在干脆不给自己希望了，到死的了凡事总有个说法，那也不关我的事情。我只会要求自己做一个对“艺术”、“艺术史”负责的行动者。

　　张：希望你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能做的更好、走的更远，非常感谢你能接受采访。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