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天中

　　主持人：当时非常重要的杂志《美术》，在八五新潮期间有没有什么文章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水天中：《美术》杂志在80年代中后期由邵大箴主持的，之前是何溶做了很多的工作。在美术杂志后来的这一段(80年代中期)有很多年轻的编辑人员在里面起了一些作用，比如说栗宪庭、高名潞等等。应该说《美术》杂志在当时在中国文联各协会的杂志里面是办得比较活跃的一个杂志。

　　因为当时每个协会都有一个杂志，比如说《人民音乐》(音协的报)、《戏剧》、《文艺报》(作协的报)、《舞蹈》(舞蹈协会的报)、《美术》(美术家协会的杂志)，《美术》杂志在那个年代是各协会刊物里面办得活跃的一个杂志，它确实对介绍新的现代艺术方面产生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主持人：您对何溶先生有什么了解吗?

　　水天中：在工作方面我跟他有一些接触，没有一起共事过，对他了解不是很多。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文化修养比较广泛，他的思想一直保持着敏锐和个性化的思考方式，在当时，我觉得这是编辑人员难得的一种品质。

　　他在解放以前在上海私立学院圣约翰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来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又重新上学然后到了美协去工作编杂志。何溶在从事美术杂志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刚刚进入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也没有显露出他的敏锐或者尖锐性，也是该批判什么批判什么，该介绍什么就介绍什么。反右派以后在60年代前期有相对的比较自由和开放一段时间(1960——1963年)，这一段时间里面何溶从中国美术界的实际状况出发思考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对他来说引起很多人争论的绘画的题材问题。题材问题现在来讲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提题材问题马上就涉及到毛主席提出来的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的问题，好象这个题材问题是党制定的，个人怎么提题材问题。

　　何溶写了一个文章《牡丹也好，丁香也好》，牡丹花是一种主旋律，但是丁香是紫颜色不是大红色，但是也有它的特色，按照百花齐放的原则，应该允许它开放，这个东西提出来以后就引起当时美协的领导以及一些理论家的批判，认为这是和党关于题材问题的政策不相融的。

　　他一直坚持这个看法，到文革中受到了批判，文革以后再次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而且他对于《美术》杂志能够比较自由、活跃地介绍青年介绍美术界的动向起了一个重要的贡献。

　　主持人：何溶先生写了这篇文章在理论界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在社会上有没有一些对此的评论?

　　水天中：应该说他这些文章我们现在回顾起来觉得在当时的众多文章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章，当时也确实引起了大家的辩论和争论，实际上在一般的美术家心目当中并没有引起像现在那么大的反响，一般的美术家看看文章就过去了，并不觉得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原则问题。

　　主持人：当时的艺术批判与艺术创作之间是什么关系?

　　水天中：我先说建国以后前一阶段的艺术然后再说80年代，在17年和文革10年在这个里面的艺术批判、艺术评论以及艺术媒体都看作是党的政策的体现，党对于美术的一些政策通过评论家之口传达出来。评论家在干什么呢?他在解释和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至少是在解释和宣传党对美术的政策和党对美术目前美术状况的一种看法。所以人们非常重视像《美术》杂志、《文艺报》、《人民日报》上面发表的有关美术的文章，现在大家都可以随便说什么，你说你的，我画我的在那个时候是不行的。

　　如果评论家在报刊上发表了某一种观念、某一篇文章就认为这是上级领导的意图。

　　比如说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某一篇文章，在北京可能大家认为这不过是某某人的个人观点，我们知道他的观点是怎么样，大家之间可能还有点分歧。但是在下面比如说到各省、各市去，大家就认为是中央的意见，那个时候评论家和批评家不是在传达他个人的思想，更多地是传达他在学习党的政策以后的一种体会。

　　这个情况到了80年代发生了改变，80年代初期包括像当时《美术》杂志关于对印象派的讨论、关于对形式美的讨论、关于对人体美的讨论，这里面当时比较引起大家关注的几个人，比如说吴冠中、邵大箴、何溶，还有美术研究所的吴甲丰，他们的这些文章大家深刻感受到确实和过去没有个性化的完全传达上级意图的批评已经不一样了。在他们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中青年的艺术家，我曾经在80年代的一个讨论会上的发言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美术理论界的春天》。我就认为中国的美术界的春天真正到了，到来的标志是什么?标志是出现了一批中青年的美术家，这批中青年的美术家他们的思路、行事方式、艺术观念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当然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一种异端学说，在不止一次的会上受到批判。

　　主持人：我们觉得传统的艺术家他们身上理想主义情结和历史使命感非常强烈，在当下有很多艺术家是缺失的，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水天中：你这个问题非常好，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历史使命感或者文化使命感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但是杰出艺术家必然是应该有的。我们中国当代也确实有许多艺术家(当然画得好坏是另外一个问题)确实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使命感。

　　他画画是为了某一种精神或者为了整个民族的或者至少为了个人的情感、理想，但是后来随着刚才我们谈论关于市场问题的出现，艺术家关注的重心、注意力有所转移或者有所分化这个也是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状态下仍然有许多艺术家在关注着环境问题、历史问题、当代的民生状况、目前社会的分配不公，还是有很多艺术家和画家在关注，我对这个保持着一种比较清醒的乐观主义。

  （编辑：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