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
张艺谋本人，没有传说中那么保守和严肃。
凌晨2点到6点，是他的自由时间，看书、看报、看碟。
他会上网，但不会打字，不会发短信。
他会用电子书看书，但不会发微博。
他用数字摄像机拍电影，虽然某些高速镜头效果不好，但他坚信，数字总有一天会取代胶片。
同时，他又羡慕斯皮尔伯格。他曾经去斯皮尔伯格的片场探班，发现他还用胶片，而且在和演员说戏的时候，胶片机都没停过。“挺神的。”张艺谋说。
他跟记者探讨：“20年、50年之后，你们这些纸质媒体肯定会消亡的！”因为，他认为纸张太浪费，不够环保，多媒体、新媒体正在崛起。
他握手很有力。从早到晚接受采访，他觉得就像包子出笼，一锅一锅来。最后一个走的人，还能看见他说话照样喜形于色，连比带划。接近60岁的张艺谋，精力充沛得像个小伙子。
营造中国电影的极尽浮华之风后，张艺谋选择了拍摄影片《山楂树之恋》（下文简称《山楂树》），9月15日在内地公映。该片改编自艾米同名流行小说，主要演员静秋和老三起用了毫无知名度的新人周冬雨和窦骁，前者是一个从来没有表演经验的高三学生，后者则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大二的学生。
这部备受争议的“史上最干净纯爱片”，极简到甚至平淡，但某种意义上，它是张艺谋自己16到26岁纯情时代的纪念。
“这种原始的感动很稀罕”
忙完奥运会开闭幕式之后，在筹拍《三枪拍案惊奇》的时候，一名副导演推荐张艺谋看了《山楂树》的剧本。“这个本子不错，是你们那个时代的故事。”
在忙着筹备奥运会开闭幕式前后两三年时间里，张艺谋都无暇关注社会流行的东西。他只是随便翻翻剧本，好在本子也不是太长，很快就翻到最后部分。[NextPage]
在剧本的结尾，男主角老三已在弥留之际，女主角静秋走到他的床前，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的人冲着她说：“你快叫吧，平常怎么叫，现在就怎么叫，现在叫他，还听得见。”然后，她就喊：“我是静秋，我是静秋！”
看到这里，张艺谋“突然就有了哭的感动”。貌似严肃、保守的张艺谋难得的一次动情，后来被媒体无限放大，演绎成很多个滥情的版本，比如：张艺谋哭了，掉了很多眼泪，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哭
他后来告诉记者：“到此时，静秋还是被动的，都无法真正呼唤出自己所爱的人的名字，这种感觉让人心很酸。”
剧本后面还有些戏份，比如粉碎“四人帮”之后，所有人都很开心，只有静秋一个人孤单地走在大街上。张艺谋把这些都忽略掉了。
他只注意了这一点：“在我看的剧本中，这种原始的感动很稀罕。”
当时，剧本版权方已经找过新画面公司，希望能够请到张艺谋导演来合作。投资人张伟平一看，就觉得这片子格局小、不赚钱，就把人家轰走了。但后来见到张艺谋这么上心，张伟平只能再把剧本版权方请回来再谈。
拍完《三枪》，剧组没怎么休息，就直接进入筹拍《山楂树》阶段。
20多年来，张艺谋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习惯：确定拍摄某个剧本后，会找大量学者、专家一起讨论，俗称“神仙大会”。
会上，张艺谋很虚心地听各路神仙的意见。《山楂树》先后找过六七批专家，其中还有10多个人一起讨论的，绝大多数专家都众口一词：“这个小说太轻，不适合拍成电影，也打不了翻身仗。”
“尤其是《三枪》之后，似乎每个人都在帮我翻身，都在操这个心：你该如何如何，你该有正确的选择”张艺谋回忆当时的情景。《三枪》公映虽然拿到超过3亿的票房，但公众对张艺谋的质疑也达到顶峰，认为这是部“要钱不要艺”的典型作品。
开机前10天，张艺谋找到散文作家彭学明。彭学明几乎是唯一，也是第一个支持张艺谋拍《山楂树之恋》的专家。他还记得，张艺谋当时听完自己的意见后，站起来再次和他握手。
张艺谋说：“很多专家都反对我拍这个戏，认为我老土，还拍这样不合时宜的片子。这些炮轰让我备受打击，几乎完全失去信心，都不想拍了。但我和我的团队为这部片子准备了两年，花费了大量物力与精力，不拍又不行，骑虎难下。”最后，他感谢彭学明给了他信心。
4月15日，影片在湖北宜昌开机。
张艺谋把大量的笔墨放在静秋和老三的爱情故事上，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就是用两个演员表演的大量细节，去渗透一种平实的感觉。这也是张艺谋第一次用这种内敛、娓娓道来的方式拍戏。
“用这样的拍摄方法，也是在跟自己斗争。我通常都是强化视觉，比较夸张地去表现东西，现在我要让自己静下来，心平气和地拍一个朴素的电影。”张艺谋说。
“张艺谋跟静秋有点像”
该片编剧之一顾小白认为，张艺谋坚持拍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因为个人情结：“他恋恋不忘的原因跟个人经历有关系。”
“其实张艺谋跟静秋有点像。当年下乡的时候，他和静秋年龄差不多，但是他家还是´历史反革命’。对于静秋来说，她只要不出错，好好表现，就能留校工作，但是对于少年张艺谋来说，他整个青春期的性格都在那个看不到希望的年代里，倍受压抑。”顾小白说。
1966年，张艺谋正在西安三十中上初二，学校因为“文革”全面停课。据咸阳工友雷佩云介绍，张艺谋长得和父亲很像。父亲在家排行老三，大伯、二伯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大伯在解放前就逃到了台湾，二伯在带兵投奔延安的路上被杀害，张艺谋的父亲在国名党军团任副官，主管后勤。[NextPage]
文革中，张艺谋家被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下放到远离咸阳的陕西南部某村庄劳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艺谋都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直到“文革”结束，父亲才回家。而在电影里，静秋的父亲也正在劳改，是一个始终没出现的父亲形象。
当时张艺谋家里经济状况，比静秋家还要差：姥姥年事已高，父亲在外劳改，两个弟弟一个高度近视、一个先天耳聋，全家人都靠母亲微薄的收入养家。他母亲本来是医生，当时也被下放去劳动。
前妻肖华曾经到过张艺谋西安的住所，第一印象就是很简单：七八平米的屋子里，就只有两张床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两个箱子。片中，给静秋送核桃、冰糖的乡下小伙子，一进静秋家门就说：“你们家比我们乡下还穷。”俨然是张艺谋西安生活的翻版。
在片中，一群高中生下乡跟着老乡耕田。张艺谋给这帮演员讲当年自己是怎么耕田，怎么干活的。搅石灰到底石灰和水比例是多少，张艺谋都知道，因为当年他曾帮亲戚盖房，也是赤着脚搅拌石灰，就像静秋一样，脚背被石灰烧坏了。要在大礼堂里排练演唱那首《天大地大》时，张艺谋根据自己的记忆告诉美术指导，当时的大礼堂应该布置成什么样。
对于张艺谋来说，“文革”十年就是苦难的十年。“小时候，别人把我这种叫黑到底，就是黑五类中不可能翻身的那一类。所以1966年到1976年的这10年，对我来说都是在完全无望、悲剧的心理中度过的。”张艺谋说。
被政治氛围压抑的感情
《山楂树》公映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追问过张艺谋，这部电影是否带有他个人初恋的痕迹。张艺谋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干脆直接拒绝：“这是我的隐私，不方便谈。”
在农村的3年里，他和肖华开始了懵懂的初恋。肖华根红苗正，父母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了解放军。她跟着姥姥在北京长大，初中才从北京转入西安第三十中学就读，和张艺谋成了同班同学。
那时候，张艺谋还叫张冶谋。肖华画得一手好画，是班里唯一超过张艺谋的人。两人当时就互相有懵懂好感。肖华收到的第一封张艺谋的书信，就是同院两个小孩子送过来的，委托她打听国家动员学生下乡的政策。肖华骑着自行车去找过张艺谋，两人一起商量下乡的问题。
1958年，张艺谋、肖华，还有两个好友刘全、李广平一起插队到距陕西乾县县城二十里外杨汉公社的北倪大队。四个人住进了饲养大院的窑洞里，张艺谋和肖华的初恋就发生在这里。
肖华记录那段日子说：“我们的知青生活，不像文化大革命宣传得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有得也有失，都是在真实中进行的。”
工友雷佩云曾在张艺谋呆过的北倪村走访，搜集了很多张艺谋的浪漫故事。张艺谋当时修水库，肖华连夜给他烙锅盔，隔日一早肖华就送到村口。还有一次肖华从地里干活回来想洗头，张艺谋就用大锅给她烧水。
那时候，肖华经常给张艺谋洗衣服、补袜子。她发现，张艺谋穿的是黄线袜，已经是补丁上重补丁，很难补。肖华就买了双尼龙袜，偷偷送给他。吃晚饭的时候，张艺谋就叫她出来，靠在墙上，半天才开口：“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肖华的心都在打颤，她心疼这个男人受了太多的苦，居然是第一次穿尼龙袜。
张艺谋去邻村收废铁，看见了几只小狗在一起玩。他抱起一只小白狗，死活不放手，挨门挨户地找主人，请求人家送给他。这条小白狗就是张艺谋送给肖华的礼物，陪伴两人在农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老三为了静秋去医院看病会割腕，张艺谋也曾经给肖华写过血书。
对于这段爱情，当时张艺谋始终处在欣喜、快乐，同时悲观、惶惶不安中。他就像静秋一样，始终被周围的政治氛围影响，不断在压抑自己的情感，难以尽情投入。在肖华写的《往事悠悠》中，他曾多次严肃告诉肖华：“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和我无缘，你们家人肯定不愿意我们在一起！”甚至，还提出过分手。[NextPage]
直到现在张艺谋也承认：“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有这样自卑、敏感的性格，还有惊恐。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政治年代，对我的心理影响很大。一直到上大学，我都老担心因为我的政治问题，北京电影学院会不录取我。”
肖华的父亲一直都反对女儿和张艺谋恋爱。1971年后，张艺谋和肖华回城，在不同的工厂当工人，张艺谋也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他不敢去肖华家找她，写情书都要请工友帮忙写信封地址；买了一只鸡，也只能悄悄放在肖华家门口。
据雷佩云透露，肖华的父亲对张艺谋很不客气。有一次，张艺谋在大街上遇到了肖华的父亲，就走上前主动打招呼：“肖叔！”肖华的父亲装着没有听见，继续昂首阔胸往前走。张艺谋以为真的没听见，大步跟着跑上去，大声再喊：“肖叔！”肖华的父亲转身，照旧一句话不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段爱情，经过了长达10多年的考验。1978年，张艺谋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破格录取。在临行前，为了表明真爱态度，他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证明信，和肖华领结婚证。
1981年，张艺谋放暑假，他和肖华淋着雨，踩着泥，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北倪大队。张艺谋带着小相机，挨门挨户给全村四五十户人家，每家都照了一张全家福。
离开村口时，肖华回头望了又望。“北倪村，我梦牵魂绕的地方，我的爱、我的青春都在你那里。”她在书里写道。
B=《外滩画报》
Z=张艺谋
我还是想尊重这种心动的感觉
B：在您这个年纪，这么内敛，应该不太容易被这种情感所打动。
Z：我看电影经常会眼眶湿润的。我看电影时是很好的观众，稍微一弄我，我眼眶就湿了，尤其是看那些受苦受难的事儿（笑）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一个观众。
B：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是否想起了自己的初恋？
Z：初恋的回忆是人人都有的，并且，都是美好的。就像《我的父亲母亲》基本上也拍的是初恋的故事，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记忆。
B：冒昧地问一句，这里面，有没有你个人初恋的影子在里面？
Z：细节上不一定，因为它是共通的，大家都有的。
B：99％的专家都反对你拍这部电影，为什么你还是坚持去做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待这些文艺界精英的说法？
Z：大部分专家认为这东西不值得拍，可是我又回到了我自己被打动的初衷。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理性地来分析？导演也不要太有野心，太有伟大感，只要你把一个心动的感觉捕捉到，就可以了。
因为我坚持要拍，接下来，专家们又肯定分析：你为什么心动？而且他们会分析得很有道理。当然专家们还是认为，即便你心动了，我们分析了你为什么心动，但是你还是放弃吧。（笑）
我还是想尊重这种心动的感觉。你要把你心动的哪怕是一个刹那，像一杯酒一样发酵，也许就会成为一个作品。
B：不止是专家，当时老搭档张伟平好像也不太理解你拍这个戏。[NextPage]
Z：对，他就是觉得这片子小嘛，不赚钱。
B：你来执导，就好像是在杀鸡，用了一把牛刀。
Z：对。但我倒一直保持做我自己，我是个普通导演而已。我不想把自己隆重化，也不想把自己伟大化，我想给自己很多空间。
B：但是你已经被大众认为不普通了。
Z：那是“被”，我自己不想把拿过来的东西再“被”，那就很累了。
新演员还不懂崩溃
B：如果你当初运气很不好，没有找到现在像冬雨、窦骁这样相对完美的演员，是不是意味着，你的拍摄基本上就该放弃了？
Z：这个问题是我那个时候最不愿意想到，但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如果那样我就很尴尬，我当然不愿意面对，但我必须要决定：拍还是不拍。这是导演最痛苦的地方，幸好我没有碰到。（笑）
B：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你对两个演员的调教非常好，你的电影一直都很出演员， 你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来调教演员？
Z：其实导演功课很简单，没有独特的窍门。就是坚持，就是要看准，做出准确的决定和判断，这个很重要。对新演员来说，当你自己游离和恍惚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没有目标了。
B：周冬雨其实是个90后，你如何把她身上90后的气质去掉然后让她回到60时代的？
Z：这个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短期的体验生活和看资料，这种速成班似的临阵磨枪，起到的作用都是表面的。还是在每一个镜头中去捕捉、去细抠那些感觉，这个是渗透在你每一秒的工作中的。我用的是数字摄影机，没有胶片的负担，所以拍30遍50遍是常事儿。我最多一天拍到100遍。
B：演员们现场没被你折磨得崩溃？
Z：新演员还不懂崩溃。（笑）如果一个有经验的演员，演到第50遍的时候，他会完全没有自信了，他会觉得全组的人都在笑他。
新人完全没有这个负担，这也是用新人的好处。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是用数字拍摄的，不用担心钱。我们这现场200多人，大家很辛苦，就是为了要拍好戏，所以没拍好，可以再来。
两个新人很干净，不会胡思乱想。“好，我们就做到最好！”哪怕100遍，也没问题，他们照旧一个念头：“导演你说满意了，就满意了，不满意，我们再来！”
B：那对你来说，这种拍摄过程，算是享受吗？
Z：哪里是享受，恰恰相反，应该说是很焦虑。当你拍到50遍以上的时候，当你所期望的瞬间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是谁都会焦虑的。但是你又不能挂相，在现场你是唯一脸上不能出现任何不满情绪的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像初恋一样。（笑）
B：原来导演工作，也有一部分是表演工作。[NextPage]
Z：也许（笑）。我如果不耐烦了，大家肯定就都不耐烦了，那演员就更无所适从了。
电影导演很难做一个哲学家
B：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山楂树终于开了白花。你这样的表现，是在暗示这可能就是一个童话，还是一个自我的否定？
Z：也许它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童话，是一个梦、一个寄托。红白花之争一直是贯穿的主题，还跟一个传说有关：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在我看来，这个故事跟山楂树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跟两个人永远的约定有关系，相约一起去看山楂花到底是红还是白。这也是这个作品很有味道的地方，改编中，我就沿着这个心情往下走。这样一个简单的约定，始终没有兑现，始终没有看到，我觉得它是有意思的，它也带来那个时代的一种感情。最后你看到：树还是树，花还是花。
B：哲学的表达会不会过于抽象？
Z：所以，我们这种工作就把我拴在通俗上了。
B：现在的通俗，算是褒义词了。
Z：如果你在通俗中，还能代入深思的东西当然是最高级的，那就得看你有没有运气碰到好的题材了。
B：最近几年里，你似乎都没有碰到好的题材？
Z：我还希望遇到有一个真正让我发挥的电影，当然这要看运气。现在是碰到什么拍什么，是被动选择和被动感动。坦率说，我常常对自己有很多不满意，作自我检讨：如果这个剧本更好，给我更大的空间，我会拍得更好。
单纯和身体接触没关系
B：不同时代都会有单纯，为什么就会是那个时代给你的感觉是单纯的？
Z：就是因为那个时代被附加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全中国的狂热。它那个单纯就显得格外的不同。
B：你的意思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也不就可能有这样的单纯？
Z：这就是最不同的的地方，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单纯。
B：其实我一直在想，到你这个年纪去拍一个纯情故事，可能这种纯情就跟年轻导演的纯情不一样了。
Z：不会。初恋故事，你我都一样，没有任何神秘的。你今天让80多岁的一个老人拍他的初恋故事，他也同样会找回感情的东西，只是放在不同的时代而已。我觉得这是人类生命的共同的历程，没有神秘性。可能有人时间长，有人时间短，但是初恋其实都是纯真的。有人可能一晚上，第二天就不纯真了（笑），但是，你在那一晚上也是的吧？那一晚上就够拍电影了。
B：静秋和老三躺在床上的那场戏，其实所有人都在看，而且小说写得很长，很直接，但其实电影很简单，当时就只有这一个拍摄版本吗？
Z：就这一个版本。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在性接触上，在性的描写上，大家不言而喻。所以不能要求我，我想怎么样，这不由我。
小说是个文学形象，但我认为就算我们能那么拍，演员也不擅长，也演不出来。演员到了摄制组以后，我常常就是看客下菜。导演要跟着演员走，走到他舒服的感觉上。
如果我们这两个演员是很成熟的演员，要表现他们一晚上就在一张床上手拉手，你会觉得这两人挺装丫。但是他们两张脸很可信了，我看到这两张脸，我就并不打算用直接的方法去表达，也没必要去忠实原著。[NextPage]
B：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史上最纯爱的电影”，其实只不过是宣传的噱头，作为导演你个人怎么看待所谓的纯？
Z：我对纯的理解并不在于身体的接触。如果非要说，张艺谋故意不用身体接触去表现纯，这是很可笑的。纯，主要是感觉上，感情上，心理上， 心灵上，身体接触其实并不重要。
床上戏怎么拍，其实也不重要。我记得，当年我拍完《菊豆》的时候，跟外国人讨论，他们的观点就很不一样。我在电影里用了好多红布的镜头来表达欲望，我跟他们说，唉呀，我们拍电影很困难，很苦恼，总要担心审查通不过，只好拐弯抹角他们说，你们这种手法很好，我们能直接拍性爱的场面，但是没意思。你们的审查制度就逼得你们想办法，所以说你们的方法很美感，很富想象，很性感。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拍法都是直接来直接去的，不性感。
纯爱片是一个情感童话
“中国现代以来就没有唯美、纯爱影片！”
武汉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杨红菊说：“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是做一种尝试，他看到了我们这方面的欠缺。”
纯爱片表现的是生活当中人们比较向往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忽略生活的复杂性，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以舒缓人们当下的心理压抑。
但纯爱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生活准则，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情感童话。
现在的情感童话影片一般有两条路子：一种是平面的、单纯的、诗意化的欧式路线；一种是日韩流行的唯美片。
不少人把费穆的《小城之春》、谢晋的《小花》、《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归为中国的纯情片源头。但在杨红菊看来，在整个现代以来，唯美纯爱的类型片在中国内地都是缺失的，这些所谓的内地纯情片只是在镜头语言上到位，内容题材未必追求纯情、唯美。
在杨红菊看来，内地电影大多都是反映社会的权术、腐败，以及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很少追求优美的诗意，从正面去引导一种符合人类生活方向的审美。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汉文认为，霍建起是内地很有特点的导演，他最近10多年都在拍摄比较纯净的影片，比如《那山那人那狗》、《暖》、《情人结》以及最近的一部《台北飘雪》。
但是这种走唯美纯情路线的国产片，在国内的票房并不好。《那山那人那狗》2001年在日本放映了长达半年，拿到5亿日元的票房奇迹，列当年日本票房的第4位。但是该片在内地几乎是零票房。霍建起最新的影片《台北飘雪》，讲述内地歌手和台湾青年的爱情，去年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公映，至今却都没有机会走进内地影院。
当年《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公映的时候，走长线放映的道路，在影院持续了有半年之久。刘汉文认为：“在日本，这样有艺术院线的支撑，才会形成特定的消费群体。我国的影院建设正在迅速发展，只有等艺术院线逐渐建立起来，像《山楂树之恋》这样的纯情片才会有更好的市场前景，这种类型片也才能发展壮大。”
《山楂树》首周末票房达到4200万，相比低成本的投入，刘汉文认为这个数字还算比较乐观。“其实我们对于中老年观众开发还不够，他们进入院线的太少了，像《山楂树》这种怀旧的电影，他们是最对应的受众群。”
杨红菊认为，内地观众更能接受日韩影片的唯美展现，因为有距离感。“我们也并不了解他们现实的生活状态，但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所以中国观众去看本土产的所谓的纯情片，总觉得不真实。”
“中国所谓的纯情片之所以很少，跟我们的文化、历史有关。文化越自卑，越急于国际化，那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就很难体现。”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王杰泓说，“日韩流行的纯情片，是在弘扬家庭伦理或者社会伦理的价值观。中国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中，忽略了这样一种自身传统，在文化层面上就会处于在一种迷失的状态。”
（实习编辑：明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