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宸亦
在刚刚过去的柏林电影节上，俄罗斯电影《如何结束这个夏天》获得了两个最佳男演员奖和最佳摄影奖。年轻的导演阿列克谢·普斯科帕里斯基在极地拍摄了3个月，拍出了一部纪录片的素材，再根据自己的故事剪辑成片。电影中有阿列克谢对极地探险英雄的情结，也有贯穿他以往作品的父子情。
白茫茫的极昼，海和天几乎分不出界限，青年Pavel在俄罗斯最北端的萨哈林州度过了一个夏天，他在白雪上奔跑，然而又似乎并不在那里。Sergei是Valkarkai极地站的气象员，早已习惯不分日夜地生活，他经常出海打渔，希望带回去送给家人，然而得到家人遇难的噩耗时，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去了。《如何结束这个夏天》（How I Ended ThisSummer）中，Sergei 和Pavel 极少同时出现在画面中，对白也很少，观众只能静静地盯着像画一样的风景发呆，两小时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
俄罗斯导演阿列克谢·普斯科帕里斯基（Aleksei·Popogrebsky）说自己一直对极地有着特殊的情结，因为他从小就喜欢阅读俄国极地探险家的日记。他最迷恋的那个时代甚至没有GPS 和收音机。当他决定拍摄一部有关极地的影片时，《如何结束这个夏天》诞生了。
该片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3 座奖杯—两个最佳男演员和一个最佳摄影奖，导演阿列克谢·普斯科帕里斯基开玩笑地说，加上电影拍摄时周围混迹的两只北极熊，他们这部电影成了“5 只熊的聚会”。
普斯科帕里斯基特别提到了著名的北极探险英雄格奥尔基·雅可夫列维奇·谢多夫的故事。1912 年8 月27日，谢多夫率领22 人的队伍，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乘“圣福卡”号出征北极，前往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当“圣福卡”号行至新地岛附近的潘克拉季耶夫岛时，他们被一眼望不到边的浮冰所阻，无奈只好滞留此地度过极夜。第二天则是极昼，浮冰开始融化，为“圣福卡”带来机遇，探险家们得以继续北行。9 月19 日，他们到达北纬80°19’，37岁的谢多夫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病，1914年3 月5 日，终于倒在了鲁道夫岛以南3 公里的冰原上，队友们将他葬在北纬81°45’的泰普里茨湾西岸。
普斯科帕里斯基表示，在亲自前往极地前，通过想象创作出的剧本同真实的北极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只有亲自去到那里，才有可能对人类和时间的关系有重新的认识。在俄罗斯最北端的萨哈林州，夏天长达3 个月，太阳从不落下。而到了冬天，你很难逗留超过3 天，因为那里完全是一片黑暗。影片中的Pavel 象征着都市人，他带着耳机，打着电脑游戏，对时间非常麻木。而在极地，正如影片呈现出的静谧的自然力量那样，一个季度总是像一天那样转瞬即逝。
普斯科帕里斯基的摄制组在Valkarkai极地站待了整整3 个月，拍摄了长达8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光是记录北极熊的视频就有40分钟，但这些镜头在电影中仅是惊鸿一瞥。普斯科帕里斯基说，这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包括气象站、通讯设施以及演员们洗桑拿的房子，都是常驻那里的气象人员使用的。然而，为了配合故事，“我们剪掉了绝大多数的内容，而且没有把最美丽的影像保留下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再发行一个更长的版本”。
B=《外滩画报》
A= 阿列克谢·普斯科帕里斯基（Alexei·Popogrebsky）
B：为什么选择萨哈林州作为你新电影的拍摄地点？你选择这个极地站是因为它是世界地图上一个特有的地点，还是只是一个你的故事能发展的地方？
A：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对极地探险家的日记很着迷。他们能在可怕且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生活，更是让我惊讶。我心中认为，这个故事里的两个男人在一个完全封闭而且发展缓慢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故事有了这两个特点后，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挑战了，于是把它写了出来。我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发现了位于最北端的萨哈林州的Valkarkai 极地站。如果你看一下地图，会发现它在地球的最北端。我们2007年去那里勘景，爱上了那个地方。回家后，一个极大的惊喜在等着我。
当我很自豪地对曾出演我的电影《医生和老人》（simple thing）的Sergey·Puskepalis 展示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时，他看了看，陈述了一个事实：“我曾在那里生活了9 年。”这是真的。当他还是个儿童时，他的父母在萨哈林州的核电厂工作。多亏这个，扮演经验丰富的极地气象学家的Sergey从一开始就完全适合扮演当地职员的角色。我们对演员的计划，就是穿着他们角色的服装，过角色的生活，所有的时间都按照角色的日常时间来安排。他的经历会很有帮助。
B：你在真实的极地站拍摄？有没有自己搭建场景？
A：我们拍摄和生活了三个月的地点是一个还在运作的气象站。为了从最近的小镇到那里，你需要开大约5个小时的履带式运输车穿过苔原地带，那里是没有公路的。气象站建立于1932年，现在还有5人生活在那里。它现在衰败了，加上附近的军用雷达站的全部人员，过去那里最多有12个人。
电影里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雾站。那里很远，而且很难到达。1981年时，这个站被废弃了，所以我们几乎是近30年来唯一去到那里的人。去那里意味着我们得乘充气艇穿过北冰洋，把所有的拍摄器材拉过陡峭的岩石。这个地方本身就有很大的信息量，我们要很留神，融入环境中。我们确定无论怎么建造或修改，都不能从这从未被破坏的自然和独特的环境中引人注目。有些简单的场景我们需要建造。比如，那里有4个几十年前的RITEG同位素发电机（出现在电影中的放射性装置），但是，我们因为安全原因必须做复制品。
B：剧组总共有多少人员？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拍摄，有什么规则需要遵守吗？
A：剧组的核心都是和我一起合作拍过电影的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组合幕后人员，我们遵循了两个额外的原则。我们要自给自足，尽可能移动拍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多种技能。比如说，一些额外人员要会焊接、开船或打猎。我们都要会做这些。所以在拍摄的最后几天里，如果我要去北极或其他相似的地方，我可以和一大堆人一起去。
那个地方是真实的，北极熊也在那里生活。从一开始我们就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冒险。在最初的两个月里，我们没看到熊，所以这个规定有点被放宽。到了9 月，北极熊开始每天出现，我，有时候会和熊一对一遇到，我清楚地记得这是我一生中极其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没有意外，尽管熊不是北极真正有威胁的因素。
A： 这是我第二次和Sergey·Puskepalis 合作。我是通过他儿子认识他的。他的儿子在科克特贝尔是个厉害的角色。Sergey是个舞台剧导演，现在是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最古老的剧院的艺术指导。《医生和老人》是他首次出演电影，他在片中扮演一个低收入的圣彼得堡麻醉师。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很多奖项。第二名演员我找了很久，演员表直到我们去萨哈林州前一个月才最后确定。我见到Grigory·Dobrygin时，他还是在GITIS 俄罗斯戏剧学校读书的大二学生。我是在一个学生拍摄的视频里看到他的，他没有任何电影经验。我不能说演员表的安排工作是完全顺利的。不管怎么说，我能感觉到他的渴望、他的内在力量，以及他和他的角色间的特殊联系。事实上他出生在Kamchatka，那属于远东地区，这是个当时没想到的惊喜。不管环境有多艰苦，Grigory 都很勇猛。他有超过25个取景镜头，一天或许要拍摄23个小时。你在电影里看到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亲自干的，包括跳入北冰洋或者攀壁。Grigory 很有潜力，我很高兴他的事业可以继续发展。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怀疑他以后能够一鸣惊人。他的条件范围是多样的，足够防止他因为单一的角色类型而受到影响。
B：能解释一下电影的名字吗？
A：对，电影和名字看上去没什么关系。我想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暑假结束时，需要写一篇“自己是如何度过假期”的文章。我想表明，Pavel 是一个学生，他去极地是为了探险，积累一段可以用来炫耀的经历。但是这个夏天是如何结束的？还是说，起初的那个Pavel就此被结束了？这是一个观众可以推敲的问题。
B：你的摄影师Pavel·Kostomarov得了银熊奖。他以拍摄纪录片闻名。
A：Pavel是一个出色的纪录片导演，也是个出色的电影摄像师。当初拍摄《医生和老人》时，我们就用了手持式摄影机，而且在大街上和一家医院里拍了很多镜头。这些都是说故事的一个有机的因素。这个新的故事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叙述的，用了很多远景镜头去来表达人物和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Pavel的纪录片背景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同样，我的录音师和编导Vladimir·Golovnitsky，感觉也非常敏锐。他们帮了我大忙。
B：你的电影多数都涉及父子关系。许多人也说这部电影里的两位角色的关系像父子。这跟你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A：很难说。我父亲也是戏剧导演，他在我20岁的时候去世了，当时我在美国学电影。对我来说，写剧本是整个过程中最痛苦的事。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写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主角成了一部分的我，或者说，部分的我发展成了主角，成了一个清晰的人物。我从不故意把隐晦的寓言放入我的故事。然而，当这部电影放映的时候，如果故事超过它设置的时间和地点，击中了一些普通人的内心，引起共鸣，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B：该片的投资是250 万美元。如今俄罗斯的电影资金情况如何？像你这样的年轻导演容易得到投资吗？
A：原本是很容易的，因为有国家支持，俄罗斯新一代电影人也已经形成队伍。但是，今后可能就比较难了。因为有新的法案出现，把过去政府管的钱交给7个公司去分配。这样，年轻人就不太可能得到资金支持了。我们正准备回国以后向政府联名上书呢。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