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连续3届获得“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
敬一丹偏爱“声音”，写书、开办栏目都曾以“声音”为名。在她的声音里，蕴含的是真情，传递的是力量。
谈弱势群体，她低沉凝重；谈媒体责任，她疾声速语；谈记者使命，她铿锵有力；谈媒介生态，她意味深长……
在众多喧嚣的声音中，敬一丹的声音朴实无华，满是力量。
我不仅仅代表中央电视台在提问，也代表着很多观众，我要把观众的感觉和声音带给总理。
今年，是敬一丹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10个年头。在全国“两会”期间，她格外忙碌，忙碌缘于双重身份：作为记者，她融入社会，敏锐洞察与辨析；作为政协委员，她关注民生，理性建言。在她看来，凝视与倾听，正是记者和政协委员双重身份的良好契合。
解放周末：在今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您向总理提了一个关于反腐败的问题，有人认为问得很“焦点访谈”。这个问题是怎样选择的？
敬一丹：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都是社会和各新闻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每位记者的提问其实都是代表他所在的媒体提出的，各媒体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展现其看问题的角度、眼光和方法。
这次提问，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准备了三四个问题，除了反腐败问题外，还包括环境、教育和“三农”等问题。在这几个问题当中，我们思考、讨论、辨析哪个话题是最值得与总理进行交流的。后来觉得，从目前来看，随着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和披露，反腐败话题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于是提问的大方向就圈定了。虽然这个问题我是代表中央电视台提出的，但从内心来讲，也是我个人最关注、最想问的问题。
解放周末：虽然问题是提前设定的，但这个提问还是很有现场感。
敬一丹：在记者招待会现场，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使命不单是提问，还要倾听。所以，从总理一露面，我就开始留意他的话，并且在他的开场白里迅速捕捉到了与我所提问题相关的内容，于是就引用了总理的话作为提问开头，“刚才总理说，除了做公仆的权力，没有其他权力”，自然地引出了反腐败问题。
解放周末：在您的提问里，还特别提到了“观众的声音”，为什么引入观众的声音？
敬一丹：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提问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原因吧。我觉得我不仅仅是代表中央电视台在提问，也代表着很多观众，我要把观众的感觉和声音带给总理。所以我在提问里提到，关于反腐败的问题，我们听到了来自观众的声音，一方面大家都觉得特别欣慰，因为加大反腐败力度一直是我们的期待；另一方面有人又很忧虑，为他们看到的腐败现象忧虑。既欣慰，又忧虑，这就是我能够感觉到的观众对于反腐败问题的感受。在短暂的、有限的提问时间里，我字斟句酌，尽量用简练、准确的语言，传达出我所供职的媒体和我所面对的观众这两个方面的声音。
节目结束后，不是长吁一口气，而是觉得自己特别有负于他们的期待，内心不轻松，反而很沉重。
双重身份、双重眼光为敬一丹提供了宽广的思考角度。一面为国事建言，发出自己的声音；一面吸收来自“两会”的各种声音，并将其传播出去。于是，她用声音连接起自己的双重身份，收获内心的双重满足。
解放周末：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您特别忙，白天在人民大会堂里作为政协委员议政，晚上又要回到演播室录制“一丹两会信箱”。您的双重身份，是不是也被人们寄予了双重期待？
敬一丹：“两会信箱”是《东方时空》多年来的一个子栏目，过去叫“岩松两会信箱”，今年正好白岩松有别的任务，就由我来替他拆信。每年的“两会信箱”都会收到很多封信，记得去年我们栏目组的走廊里就堆满了信，看都看不过来。今年，尽管我们鼓励大家在网上写信，但还是收到很多封来信，甚至有不少寄到了“两会”的会场。工作人员给我送信，一送就是那么高的一大摞。信封上写着的收件人，也特别有意思，有的写“人民大会堂 一丹两会信箱收”，还有的写“《焦点访谈》主持人、政协委员敬一丹收”。
解放周末：这是观众对您双重身份的认知，您自己如何协调这两种身份？
敬一丹：其实，双重身份也带给我双重便利。作为政协委员，开会的时候，我集中地吸收信息；作为记者，我的职责是传播，传播的内容一部分来自于观众来信，一部分来自于“两会”。我常常把会上还“热乎”着的声音传达到节目中，比如说，白天在会上听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谈了遗产保护的问题，晚上就把她请到我的节目里谈这个问题。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些担心，一边开会，一边做节目，自己能不能招架得了。可到节目真正做完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好像还没做够似的，因为想谈的话题实在太多了。
解放周末：没来得及谈的话题，是不是有一些以后会变成节目选题，继续关注下去？
敬一丹：的确有一些是可以继续关注的话题，比如退休职工的待遇问题，就是这次来信中集中反映的一个问题。以前我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涉及面有那么大，像很多信中提到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待遇差异，这不就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吗？
解放周末：在众多来信中，什么样的信让您记忆深刻？
敬一丹：太多了。一位记者在“两会”驻地采访我，正赶上工作人员给我送信，我随便拆开一封，信的落款是几十个红手印，都是村民留下的，那位记者看了觉得“触目惊心”。而对我来说，相对习惯了，因为做《焦点访谈》，我们收到过太多这样的来信，几乎每一封都是沉甸甸的，都会让人为之心头一颤。这次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封特快专递，打开大信封一看，里面竟然装着不同人写的好几封信。
解放周末：为了省邮寄的钱？
敬一丹：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来信的观众，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给我写的信，他们是怎么商量的，他们对这个“信箱”抱有多大的期望。但是，因为绝大多数来信反映的是个案，我们的节目又不是信访办，没有力量把这些问题一一解决。所以节目结束后，我不是长吁一口气，而是觉得自己特别有负于他们的期待，内心不轻松，反而很沉重。
穷到极点不是衣不蔽体，而是没有表情。孩子是最不该没有表情的。
职业的关系，让敬一丹有机会走进那些布满阴影的角落，走进那些常被冷落的人群。走得越近，她就越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发出自己声音的渴望。敬一丹说，“提出问题是媒体最基本的职责，媒体要传播弱势群体的声音，放大弱者的声音，让大家都能听到。”
解放周末：回顾一下，这些年您在全国“两会”上的提案，多是为弱势群体鼓与呼，有人说您有“弱势群体情结”，这种情结从何而来？
敬一丹：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开始于对贫困人群的关注。十多年前到广西采访，我给当地孩子带了很多文具，但那里的孩子根本就无学可上，脸上都没有表情。穷到极点不是衣不蔽体，而是没有表情。孩子是最不该没有表情的。那次采访让我感到，我的工作不仅是为了那些能看到电视的人，同样是为了那些看不到电视，甚至不知电视为何物的人。
后来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最初关注的点还比较散，后来，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流动人口问题上。起初在我印象中，流动人口是一个庞大却很模糊的群体，通过接触，慢慢感觉到这个群体里可以分很多类，而群体中的个体又是具体、鲜活、生动的。
解放周末：最早关注的是他们中的哪一类？
敬一丹：对农民工的关注比较早，是在十几年前我主持经济节目的时候，从民工潮对铁路的冲击这个现象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后来，这个群体又衍生出很多分类，比如农民工的妻子。所以，我在提案中又开始关注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有到城里来的打工妹，也有留在农村的女人。接着又关注他们的下一代，既关注那些在城市边缘生活的孩子，也关注那些留在农村的孩子。
解放周末：有的提案来自采访，有的又成为采访的选题，双重身份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互动。
敬一丹：对。刚才你们说我有这个“情结”，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不是刻意地去关注，而是一种自发的情感。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政协委员，每当谈到农民工、弱势群体这些话题，都特别能牵动我，让我动心。去年，我在提案中提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当时就想，一定要做成节目。我觉得，作为一位女政协委员，如果没有为这些孩子发出声音，就像母亲没有尽职。“两会”3月份结束，5、6月份，我就做了一期《新闻调查》，就叫“留守儿童”。那次是在人口大省四川，调查了当地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况，也把我在提案中的一些想法体现了出来。做完这期节目，我才有了一种踏实感。
解放周末：双重身份也使关注的目光、表达的声音和传播的渠道，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
敬一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种循环中，媒体的传播作用可能更大。提出问题是媒体最基本的职责，媒体要传播弱势群体的声音，放大弱者的声音，让大家都能听到。
内心饱满的感情，胜于眼泪的表达。
双眼透过芜杂，注视阴暗的角落；双耳穿越喧嚣，倾听弱者的声音。有这样行动的人，一定情感丰富、细腻。敬一丹便是如此，有时采访对象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能让她泪如雨下。但是，一次失败的采访经历提醒她，镜头前的情感要有节制，于是，她一次次将眼泪化作内心情感的张力。
解放周末：您给很多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沉稳、不苟言笑，好像是个情绪波动不大、不易动情的人，但是您的同事和朋友却说，敬一丹心肠极软。
敬一丹：我是个特别容易感同身受的人，刚当记者的时候，还失控过。
那次，在河北省采访一位抗洪烈士遗孀。她比我大一岁，突然失去丈夫，就懵了，懵的表现就是不停地和别人讲她的丈夫。我们的摄像小伙子调试机器的时候，她就悄悄告诉我，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他们家有个中药柜，她长期患病，丈夫懂一些中医，就自己研究怎么给她治病。她生病的时候，丈夫给她梳头，她给我讲她透过镜子看丈夫给自己梳头那个情景。我的脑子里就开始跟着她说的，出现一个又一个画面。
解放周末：您已经进入那个情境了。
敬一丹：对，不知不觉的。她说出事那天，她丈夫本来已经出门了，出去后又折回来，进屋抱了她一下。都老夫老妻了，这个拥抱说明他们感情极好。他走了以后，她就是不相信他不能回来了。直到一天晚上，儿子已经睡了，她收拾东西，看到了他们从前一起看的几本书，那些书是几年前孩子没出世时，他们俩琢磨着怎么能生个儿子时看的，还有他们的避孕工具。那天半夜，她说她把这些东西全都烧了。
听到这，我一下子失控了，眼泪顿时就下来了。她用这种方式向丈夫表达，在她以后的生命中，不会再接受别的男人。她是在与自己的生活告别，她将永远带着一种约束，一种作为英雄妻子的约束。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她这么年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的路怎么走？这是一段女人与女人的对话，她把我当成一个女人，我也把自己仅仅当成了一个女人。
解放周末：把别人的苦当成自己的苦，把别人的悲化作自己的悲，也许正是这种情怀，让您能够倾听到那些沉重的内心的声音。但对于记者来说，冷静、客观毕竟是一种职业要求。
敬一丹：从采访来讲，那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后来在编辑那期节目时，我找不到一个镜头自己不是在流泪的。我们的摄像师回来跟别人半开玩笑地说，敬大姐采访烈士遗孀，两个人一块儿哭，都分不清谁是遗孀了。他的话提醒了我，作为记者，应该客观、冷静，对情感有所控制。
解放周末：去年您主持《感动中国》，许多观众都落泪了，但您控制住了，没流泪。可事后又有人批评，说敬一丹错过了一次在电视上流泪的机会。您怎么看？
敬一丹：在一次业务研讨会上，确实有一位同行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作为观众，您感动了吗？他说，感动了。我说，那就行了。
解放周末：感动，不一定要用眼泪表达。前不久播出的又一期《感动中国》，您用富有感染力的主持向老红军致敬那一段，就很感人。
敬一丹：在这次《感动中国》的候选人物中，我作为推选委员，力荐“老红军”。别的意义不讲，就讲在今年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向这些还健在的老红军表达敬意，那么再等10年，也许就再没有这样面对面表达的机会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到小崔（崔永元）组织的《我的长征》去了5次，在那里，与一些老红军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自以为很熟悉的老红军能带给我那么强烈的震撼。所以当我向别人大力推荐、游说，应该让“老红军”当选的时候，当我准备那段介绍“老红军”的台词的时候，内心都极其冲动，经常说着说着就流泪。
解放周末：是哪些情况带给您强烈的震撼？
敬一丹：都是一些细节。有一次我们去一位老红军家里慰问，临走时，请他在签名簿上签名。他拿着本子准备签的时候，我的头靠近他的头，听到了他“呼噜噜……呼噜噜”的喘息声，能感到他的气管不太通畅，好像夹杂着痰和血丝。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心突然被撞了一下。然后那位老红军接过笔，颤颤悠悠地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第几方面军、第几连、战士某某某。一看到这儿，我的眼泪“唰”地就掉下来了。
解放周末：尽管您内心波澜起伏，但在主持《感动中国》的时候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有人把眼泪当作吸引观众目光的手段、甚至把“有泪尽情流”当作时尚的现在，您为什么还要控制？
敬一丹：也许泣不成声的主持会有另一种效果，但我想要的效果不是悲伤。后来业内有评价说，我那次的主持，内在情感非常饱满。内心饱满的感情，胜于眼泪的表达，也一定是会被人们所感受到、所理解的。
面对这些原生态的文本，有没有这样一种力量，能够从嘈杂的述说中抽出一些声音来。
有人归纳说，敬一丹成名于《经济半小时》，立命于《一丹话题》，而晋身于《焦点访谈》。1996年《焦点访谈》向她发出邀请时，她正在主持《一丹话题》，那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节目。那一年，她40岁。但《焦点访谈》制片人一句“我希望你能来”，还是让敬一丹动了心。然而在最初怀揣新闻激情与理想进入《焦点访谈》时，她却意外地遭遇到了一种“猝不及防”。
解放周末：1998年，您出版了一本书，叫《声音》，里面收录了150封观众来信，您称它是“《焦点访谈》的延续”。为什么说是延续？
敬一丹：这要从我刚到《焦点访谈》的时候说起。其实到《焦点访谈》，我是有业务准备的，过去做经济节目，我一直做深度报道，当时就比较倾向于那些有沉重感的选题，对舆论监督报道特别有感觉。《焦点访谈》一开办，我觉得那就是能让我找到感觉的节目，在我看来，它是中国舆论监督和新闻改革的前沿。所以，当《焦点访谈》向我召唤时，无论是心态，还是经历，我都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可就是有一点没准备好，那就是铺天盖地的来信。
解放周末：信多到什么程度？
敬一丹：让我猝不及防。每天要收到几十封，信封上都指名道姓地写着“焦点访谈 敬一丹收”。如果人家写“焦点访谈”收，我可能就没那么沉重，但信是写给我的，这是观众对我的一种托付。托付多了，就让人沉重。刚开始读信的时候，常常气愤得不得了，经常拍案而起。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信，表达的多是民怨，而且都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这时候我才感到，我没做好这样的准备，那就是一个记者要承受那么多、那么重的托付。
解放周末：那么，《声音》这本书，是不是您对这种托付的另一种回应？
敬一丹：是的。这本书的出版，让我对给我写信的人有了一个交代。《焦点访谈》的节目容量有限，不可能一一回复这些信或者做成节目，我一直在寻找电视以外的表达方式。坐我对面的一位同事，天天听我在那唉声叹气，就问我，想没想到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他提醒了我。后来真着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面对这些原生态的文本，我有没有这样一种力量，能够从嘈杂的述说中抽出一些声音来。为什么用“声音”做书名，就是我一打开信，就感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扑面而来，每次拆信，都觉得喧哗。
解放周末：从喧哗的声音中抽取有代表性的声音，从上万封信中选择一百多封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敬一丹：经过统计、抽样，从来信中选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那时就有反腐败，还有教育、环境、贫困问题，等等。
这本书里有观众的来信，还有我读信的观感，具体算是什么文体，我也说不清。后来去新闻出版署给书登记的时候，他们问，这本书算哪一类啊？都说不清它应该算哪一类，因为从没有过这样的书。我当时感觉特别好，这不是说我创造了一种书的类型，而是觉得如果这本书能出来的话，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你想啊，观众来信一般都在电视台内部看看就完了，哪能公开出版啊？后来我公公在家看到我的书稿，就跟我婆婆说，一丹要干什么啊，这事要是在1957年，那就是右派啊。
我听到那么多来自底层的声音，所以看任何事情，无论有多少显赫、光鲜，都会想到，这个社会还有角落，还有阴影呢。
沉重的声音，让敬一丹总是轻松不起来，可她依然情不自禁地倾听沉重。在她看来，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善良和悲悯，就丧失了作为女性最基本的素质。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她天然的印记，社会责任感于她而言，更成为了一种无须调动的自觉反应。
解放周末：《声音》出版的时候，正好赶上一股“主持人出书热”，有的人出书是为表达自己的声音，而您在书里表达的更多的是底层人群的声音，里面有含冤负屈者的呼救声，有穷愁困顿者的求援声，有苦闷抑郁者的呻吟声。您为什么甘当弱势群体的传声筒？
敬一丹：这本书和所谓的个人出书，是不一样的，我也不把它看成是我个人的书。观众的声音，就是我最想发出的声音，也是我对他们的一种交代，我还能给人家帮什么忙啊？媒体的责任之一，就是为那些没有诉求渠道的人提供通道，所以我特别想传达这些人的声音，而且也特别愿意被他们利用，让他们利用我的传播便利。
解放周末：书出版了，有了交代了，内心是不是不那么沉重了？
敬一丹：很多人看完这本书后都感到震撼，我也自以为给了观众一个交代，但后来收到了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信，他让我又沉重起来。他在信中说：“敬大姐，我看了您的书，您所听到的声音，只是您能听到的，而我的乡亲们已经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只剩下呻吟了。”
解放周末：这是一种提醒，还有不少人的声音微弱得常常听不见。
敬一丹：他的信让我刚刚轻松了一下的心又紧张起来，我意识到这种沉重并没有结束。除非我不选择，只要我选择了作为记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只要我还在《焦点访谈》工作，当我享受这个职业带给我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时，就要继续承受沉重，就要继续挑起沉重的托付。
解放周末：“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倾听底层的声音，往往意味着分担痛苦。苦难声音的累积，会不会让您感到疲惫和愁苦？
敬一丹：我身上一直有一种沉重的感觉，也许是我成长的经历，让我始终没有一种纯粹的轻松感。人都说十三四岁的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那个年纪，正好遇上“文革”，身上就打上了沉重的烙印。《焦点访谈》这个节目，让我听到那么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使我内心有了一种参照，所以看任何事情，无论有多少显赫、光鲜，都会非常自然地想到，这个社会还有角落，还有阴影呢。
记者的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底层人群的声音放大，这是应有的良知和良心。
敬一丹偏爱“声音”这个词，她想听到更多，她想传播更多。2003年，她提议创办了一个新的电视栏目，名字还叫《声音》，她希望能“七嘴八舌地反映中国不同阶层、不同地方的人们的状态”。如果说《声音》这本书的出版，只是一种朴素的交代，那么《声音》栏目的推出，则散发着她对于“声音”理性思考的光芒。
解放周末：您主持《焦点访谈》是响应号召，而主持《声音》，则是出于主动，这是不是标志着您对“声音”的思考已经从自发转为自觉？
敬一丹：我是在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后，开辟了这个栏目。当时有一种意识，就是希望在节目中传达政协会议上的有价值的声音。“两会”上的提案和议案就像一座富矿，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而媒体报道却是倾盆大雨式的传播，“两会”结束后，就难以听到、看到了。对于那些有价值的声音，观众真的消化了吗？吸收了吗？有效到达了吗？因此，我想办一个长流水式的节目，使多年来的一种自发倾向，进入到一种自觉的状态。
解放周末：在这个栏目里，您想要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敬一丹：当时要给节目拟定一条宣传语，我想到了这样一种表达：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
解放周末：这两种声音恰恰是当下一些媒体最为缺少的。
敬一丹：现在的媒体看上去很热闹，但听一听传达的有多少是弱者的声音，又有多少是智者的声音呢？这两种声音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有些媒体，让人看着就觉得气愤，小道消息、假大空的新闻满天飞。夸大、胡吹、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手中的笔作为讨好个别人的工具，这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吗？知识分子起码应该有一种判断力，能判断什么是有传播价值的声音。假如媒体不能真正传播智者的声音，那么这个民族就少了智慧的力量。
解放周末：比起智者，弱者更缺少表达声音的渠道。
敬一丹：所以媒体还要放大弱者的声音。记者的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底层人群的声音放大，这是应有的良知和良心。弱者的声音太容易被忽略了。想到那位大学生给我的来信，那些只剩下呻吟的乡亲们幸好还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有表达的能力和渠道，但是还有多少人是没有任何表达渠道的啊。如果一个社会长时间忽视这种现象的话，就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没有“议论风生”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也称不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在如今社会那么多、那么嘈杂的声音中，传播智者的声音、放大弱者的声音，媒体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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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要把目光投向角落，投向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遥望社会，是知识分子应该永远保持的责任心。
谈到不同人之间的隔膜，敬一丹讲起了电影《通天塔》。“通天塔”出自《圣经》，是指人类为了见到上帝，准备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混乱了他们的语言，造成思想无法统一，文化产生差异，分歧、猜忌等问题接踵而来。于是，这座塔便成了一个泡影。在敬一丹看来，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域、文化和心理的差异逐渐增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也随之增加。而这时，记者需要做的是促进沟通，而不是增加隔阂。
解放周末：放大弱者的声音，光靠一个敬一丹是不够的。您认为媒体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敬一丹：做一点，是一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努力去做就会有很大推进吗？也许未必，所以我从不奢望能有立竿见影的改变。我们发出的那些声音，能起多少作用，就起多少作用。我不高估媒体的作用，但是也绝不放弃。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不指望做一期节目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但我希望，看过这期节目的人，以后再见到这些孩子的时候，能够停下来，好好地看看他们。让这些孩子能进入人们的视线，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舆论。
解放周末：唤起人们的悲悯情怀。
敬一丹：对。我想这多多少少能改变一些漠视，改变一些无视。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在这个社会里，谁和谁都有关系，你怎么能觉得一位农民工就和你没有关系呢？如果公众长期对一个群体投以漠视、无视、歧视的目光，这里面就有媒体的责任。媒体如果没有自觉去做一种沟通的话，那么这种隔阂将会加深。
解放周末：甚至埋下恶的种子。
敬一丹：所以，首先要让大家知晓，知晓，才能关注，然后才能让这种隔阂少一点，让和谐的因素多一点。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人之间的隔膜，还是在十多年前做经济节目的时候，我在节目中说，中国的贫困人口有8000万，这个节目播出后，很多人不相信，表示震惊。那时候好像是1993年，我想，为什么大家会震惊？就是因为媒体传播得太少。我对亲戚家的孩子说，我在大别山看到那里的孩子中午吃饭，一个班里没一个孩子是有菜的，他们也没见过文具盒，都是拿牙膏盒装铅笔。城里的孩子都说不可能，不相信。我想，连我身边的人都不知晓，而不知晓，你就不可能让他们乐为贫困群体做好事。
解放周末：不知晓，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的媒体是否该对此有所反思？
敬一丹：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应该让公众知道，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有一群人还处于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是媒体的责任。媒体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凑热闹的？凑热闹是一些人天生的心态，但作为记者，应该提醒自己，要把目光投向角落，投向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要做更有价值的传播。
解放周末：如果只盯着“热闹”，眼睛贴在“热闹”上，必然会使视角变窄、视野变小。
敬一丹：是的，我们的目光如果没有一种遥望的本领，就会感到缺少一种力量。遥望社会，是知识分子应该永远保持的责任心。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能不能看得远些，再远些，让我们的职业有一种遥望的感觉，使得公众在评价记者这个群体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
对于我们记者来说，孤陋寡闻是什么？不是你不知道美国，而是你不知道一位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中国的记者，了解中国很重要，不了解中国很丢人！
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不懂网络是孤陋寡闻，不知道美国也是孤陋寡闻。但在敬一丹眼里，却有另外一种更为可怕的孤陋寡闻，“很多人对自己的民族从哪里来没有了解，对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没有了解，对生活在角落里的人更不了解。相比来说，这种孤陋寡闻更丢人。”
解放周末：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一些媒体人和文化人的眼睛，只向上看，不向下看；只向外看，不向里看。
敬一丹：对于我们记者来说，孤陋寡闻是什么？不是你不知道美国，而是你不知道一位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不知道处于底层人群为生活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记者了解中国很重要，不了解中国很丢人！
前些时候，我去兰州大学讲课。兰州大学距离兰州市区
我认为，在中国当记者，如果对贫困、偏远地区的状况缺乏了解，那是不称职的。就像我和兰州大学的学生说的，作为西部的学子，你不了解美国不丢人，但你不了解定西很丢人。
解放周末：内心建立起的这样一种参照系，对于新闻工作者传播立场的选择，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
敬一丹：有了这种参照，说话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而不是少数人的。比如在节目里，在表达的时候我会注意一些细节，经常在一个字、一个说法上琢磨很久。我主持时还有一些忌语，像“我们要”、“必须”、“应该”等等，这些词我尽量不用，因为那不是媒体的语言，而是居高临下的宣告，姿态不对。我也很少用祈使句。但我从媒体上常听到、看到这样的话，“仅仅花多少万……就能怎么怎么样”，什么叫“仅仅”呢，这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吗？这种话是伤人的。
作为媒体人，至少要睁着眼睛，不能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
“世界上是无所谓有角落的，地球是圆的，不应该有什么地方成为角落，不应该有什么人被遗忘，他们的生活状态应该为人们所知。”在敬一丹心里，选择记者这个职业，就理当有一种文化自觉，自觉地知道该关注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坚持什么。
解放周末：现在的媒介生态并不令人乐观，恶搞、选秀与炒作充斥于荧屏、版面和网站，甚至一些社会新闻、政治新闻也被娱乐化。您怎么看这种泛娱乐化倾向？
敬一丹：有些软性的新闻，可以娱乐，但是说正经事的时候，还是要好好说。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媒体的判断出了问题，在价值判断上出现了偏差，他们报道的真的是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吗？收视率、发行量真的就能体现出价值吗？
解放周末：事实是，那些无聊的“狂欢”越来越多，越来越被追捧。
敬一丹：我对过于热闹的东西总有一种天然的排斥。看到那些庸俗、无聊的东西，我常想，那些不也出于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之手吗？老师教他们认识字的时候，不是让他们糟蹋文字的。
如今，让人追捧成了一些媒体的至高追求。对此，媒体人是不是应该反省？让人追捧是一种境界，让人尊重是另一种境界。吸引眼球，并不难。但要让人尊重，不是那么简单的。媒体应该有长远的追求，用理性作根基，用有价值的传播作支撑，这样才能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影响人的心灵。
有些媒体让人尊重，他们图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长久的价值。比如小崔做大型公益活动《我的长征》，我的一位同行知道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后，他发短信给我说，“在一片喧闹中，你们还在做着有‘品’的事，让人敬佩。”
解放周末：您曾说《焦点访谈》是让社会保持痛感的，但是在狂欢原则和零痛苦原则不断被一些媒体奉行的当下，如何使人们重拾痛感？
敬一丹：我们的社会不能麻木到连痛感都没有。作为媒体人，至少要睁着眼睛，不能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焦点访谈》的标识就是一只眼睛，这只眼睛已经存在13年了，在这13年里，如果这只眼睛的焦距虚了，或是睁一会儿闭一会儿，那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解放周末：更可怕的是“睁眼瞎”。
敬一丹：不能假装看不见，哪怕有些事情现在没办法解决，但不能不去看。如果社会丧失了这只眼睛，那么将缺少一种约束。人为什么会对自己有约束，就是因为总觉得有人在看着你。不是都让你高兴、舒服、狂欢的眼睛，但有了它的注视，人就会变得有规矩。社会也一样。
解放周末：社会的文明进步，需要理智的眼睛、清醒的眼睛。
敬一丹：同样是约束的眼睛。有些职业是让人轻松、快乐、甚至麻痹的，有些职业就是让人不痛快的。我所从事的就是让人不痛快的工作，就是要挑毛病。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给人带来的不是轻松，但从长远来说，它将赢得人们的尊重。
（编辑：子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