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凭《实话实说》出名，自从主持那个节目以后，他的说话能力与幽默天才就一直被无数观众认可。但从7岁开始，真正藏在他心底的艺术情结却不是电视节目，而是电影。上小学时，崔永元住在北京郊区一个部队大院，一出家门正对面就是电影放映室，那个年月，业余文化生活何等枯燥，院里每放一部片子，崔永元都会如饥似渴地从头看到尾。那些电影故事就像一个个美梦，深深烙印在他心里。在崔永元的心里，老电影可谓“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
2002年夏季过后，崔永元忽然对自己必须时时扮演的“好为人师”感到厌倦。整整三天三夜，他高度失眠、一分钟也不能入睡，直至精神“彻底崩溃”。2002年9月，崔永元去意已定，所有事情都交接完毕之后，他就到云南一个疗养院住院看病。
经过认真检查，医生作出诊断：严重精神抑郁症。在风光优美的云南待了一个月，崔永元的病况和情绪就得到了一定缓解。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试探着问医生：我还能回去做《实话实说》吗？医生的回答是：你可以回去做电视，但必须做你自己不感觉有压力，而且得喜欢到你干死也情愿的节目。崔永元马上想到了从小就与自己剪不断的老电影传奇梦，已经淡出观众视线更被媒体冷落的他，拉着五六个人，开始真正经营起了他的梦想。
电影中的传奇
崔永元曾经参加过一个环保团去内蒙古种树，在火车上碰见了老电影艺术家于洋。两个人面对面狂聊老电影，嗟叹那些本来应当是这样、但后来却成了那样的许多部老电影。于洋提醒崔永元：你既然这么喜欢老电影，可以去电影厂里找找，那些拍了没用的胶片叫编余片，都留着呢！
崔永元开始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想到去找那些老电影的“编余片”。可是当他兴高采烈地与各个电影厂联系时，得到的回答都完全一样：前几十年库存的编余片早就没了，根本没有任何资料保存。再追到各个电影洗印厂，也是同样的否定回答：电影胶片上有银子，为了回收银子，胶片全洗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崔永元简直就像挨了当头致命两棒，甚至差点儿抑郁症复发。他感觉此前的一切梦想都随风飘去，要什么没什么，我还能做什么呢？一天、两天过去，就在崔永元和节目组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沮丧中时，一位策划忽然说：既然还有人的生命线索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被销毁被洗掉的“编余片”，再重新拍一遍呢？于是，就有了这个综合纪录、访谈、文献、表演、复制等因素的“四不像”电视节目形式，崔永元说它只能叫“传奇”。
《电影传奇》不久前做了个统计，光是采访影像就有11万分钟，大概涉及1500多位中国电影人，其中至少有50人已经离世。
长影的王启民，曾经是《甲午风云》、《战火中的青春》、《艳阳天》的摄影师。当年跟王启民合作过的导演都说，每次在电影开拍前，他就把所有机位图都画好，标上镜头号。到摄制现场实拍时，所有事情全装在他脑子里。拍《甲午风云》，他晕船晕得特别厉害，不但在风浪里晃悠，还得爬上桅杆爬上指挥塔拍摄，那就晕得更厉害了，吐得一塌糊涂。可后来采访时王启民却说：也奇了怪了，甭管我晕得多厉害，但只要眼睛往取景器里一看，就不晕也不吐了。王启民说：我就是离不开电影厂的摄影棚，本来我浑身都是病，可只要一闻见摄影棚里的那股子胶卷味儿，就什么毛病都没了。后来王启民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腿也截肢了，整天只能坐在轮椅上。采访即将结束时，他对崔永远说：你能让人带我去一趟摄影棚吗？特别想回去看看，老不进那个地方，心里就憋得难受！
很多人都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记住了双枪英雄李向阳，也记住了其中的老松井。已经故去的老演员方化演的日本鬼子，至今让人们钦佩不已。当《电影传奇》制作《平原游击队》这一集时，老伴讲方化当年练眼神的真实故事：方化为了能用眼睛充分表现老松井的狡诈、多疑，居然在家里养了一只鹰和一只猴，闲下来就站在鹰面前瞪大眼睛与它对视，再跟猴子交换眼神。时间一长，架子上的鹰一见他过来就赶紧甩头躲开他的眼睛。正因为当初下了这样的苦功，今天回忆起老松井的形象，五官可以模糊，但那犀利灵动的眼睛，却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拍摄《电影传奇》这几年，总有人跟崔永元提起那些曾经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的译制片。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拍摄，《电影传奇》拍了20多部译制片。他们吃惊地发现，很多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外国电影，在他们的国家甚至算不得什么。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男主角接受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不是我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日本电影《生死恋》的演员都一致拒绝采访，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很烂的电影。
《电影传奇》下一步拍摄计划是为人物作传。不是大明星大导演，而是人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电影人。已经列上名单的，有写出《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通福，有在“文革”中受迫害自尽的乌白辛，有让造反派打死在摄影棚里的《红旗谱》编剧海默。崔永元很清楚，这没收视率，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些。但他认为有价值，甚至是“平反”的价值。
崔永元对《电影传奇》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中国电影的资料搜集特别重要，因为将来总有人会研究它，搞电影的人总要研究电影发展史。那么我们提供的口述历史真相，就是最珍贵的。”
会客省委书记
制作《电影传奇》之余，崔永元在去年、今年“两会”期间，各做了12期特别节目《小崔会客》，会的不是以往节目中经常出现的百姓，而是省部级高官。
崔永元一样有底气：“省委书记也是从什么插班生啊、野孩子啊那个时候长大的。小时候有什么区别啊？也有爱吃醋溜白菜的，爱吃炒大葱的。”交流之前几乎不做准备，提前十分钟才见面，两人一握手，直截了当：书记，哪些事您不爱说，或者哪些事您非要把它说透，您告诉我。“他就说，你给我留点时间，让我把哪件事说清楚，家庭私生活尽量不说。”
小崔想让公众看到的就两点，一个是他们脑子清楚不清楚，有没有执政能力；该知道的大数你要知道，该知道的走向你也要知道，这些东西你要说，得整明白。第二，看他有没有人情味，有没有人性，这个很重要；有没有为了一个孩子而痛苦、着急，会不会为一个老百姓的困难感到难受。
这里面很多人让他非常喜欢。比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说起父亲去世时他没能在身边，“潸然泪下，哭得像个孩子”。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孩子上学时他正在市里主管教育，想去的那所学校要提俩条件，他说答应不了，结果孩子没进去。还有中国工程院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因为上海百姓配合苏州河改造，在市人代会上向代表们鞠了三个躬。
抢救中国大使
现在，崔永元又悄悄开始了名为《中国大使》的新计划。他打算采访86位新中国前任驻外大使，以及当时的翻译、司机、秘书，可能有数百人。
已经采访的两位，一个是符浩，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大使，参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一个是凌青，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们即将采访的另一位大使，已经九十多岁。老人身体不好，一天最多采访两小时，他们就日复一日地去。两位外交官的采访眼下已经做了25小时，提供了几百张照片、几十万字的文字资料。
“《中国大使》是外交史需要的，这些口述资料要完整地收集进去。不是说有档案文本、历史记载就够了，所有的人都希望面对面地交流和采访，”他说，“再过多少年，学者要研究电影或外交的时候，希望跟当事人聊，人已经没有了。我给他保存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个档案往这儿一放，就是你和他的交流，就相当于你可以听到第一手的资料。”
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里写了三个人，都说是自己把老舍的遗体从太平湖里捞上来的。三个人说的服装不一样，姿势不一样，遗体旁漂浮的东西也不一样。崔永元特别喜欢傅光明的一段话：“谁在撒谎？我宁愿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诚实的。”
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是个体的历史，它可能不是现实，也不是正史。但是我觉得大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这些个体的感受和细节。”至于主持人的职业，他打算在三四年内慢慢退出来。他希望把所有时间都拿来抢救各个艺术领域的口述历史，像《电影传奇》、《中国大使》那样，分门别类地做类似的口述史收集，比如戏曲、画家。
（编辑：子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