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邵宾纳剧院版《海达·高布乐》
海达·高布乐——易卜生62岁时塑造的这个充满争议的女性角色——是个杀人犯，也是个自杀者；是个出轨者，同时又是个被玩弄的女人。在易卜生创造她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自己身边会有这样的女性，人们疑惑易卜生为什么会“把自己国家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描写得如此‘黑暗’”，同时又为海达身上强大的生命力而着迷。而在易卜生后世，观众对她产生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同情。
上周，由托马斯·奥斯特玛雅导演，柏林邵宾纳剧院演出的《海达·高布乐》在上海中国大戏院上演。从《哈姆雷特》到《理查三世》，奥斯特玛雅这些年在中国演出的作品，为如何认识经典剧作的舞台改编，提供了不少灵感与启迪。他的名字与柏林邵宾纳剧院的组合，几乎等同于艺术品质的保证。《海达·高布乐》虽然是创作于十几年前的作品，但今天看来仍然触动我们的感知。
剧中的女主海达是个将军之女，嫁给了泰斯曼，一个马上要评上教授的学究，这看起来是个古今流行的女商人、女贵族与男学者、男艺术家的标配。然而开场不久，这种微妙的平衡就被打破，泰斯曼的教授之位出现了新的竞争者，此人正是海达的前任男友，曾经吊儿郎当、花天酒地的乐务博格。教授评不上还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严峻的问题是如果没了教授之位，工资怎么涨？用什么来还房贷？如何稳固自己与海达的婚姻？况且海达对现有的生活状态、房间装饰已经很不满意，泰斯曼面临的是面子与票子的双重压力。而对于海达而言，一方是让自己不满意的老公，另一方，则是自己曾经嫌弃的前男友被自己上学时欺负的女同学、如今的人妻，驯养成了一个积极上进的好青年。嫉妒和愤恨，让本来就空虚无聊的海达开始想方设法毁掉这一切。实际上，在这段仅仅持续了六个月，海达就已经厌倦的婚姻关系里，她并非无所事事，她一直在玩弄父亲留下的手枪，并且与律师伯拉克产生了出轨行为。
婚姻心理治疗师佩瑞尔（Esther Perel）在一次TED演讲中谈到：男人出轨都是出于厌倦和对亲密关系的恐惧，而女人出轨则是出于寂寞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求。海达借此消磨极度空虚寂寞的生活，试图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可惜现实是她从始至终都逃不出的牢笼，这种行为我们在《雷雨》里的繁漪身上也看到过。社会的进步，或是自我的觉醒，赋予了每个人追求个人幸福、满足自我欲望的心态，不幸、绝望的女人借由出轨，想要改变现状，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然而这种欲望越强烈，道德禁忌的压力也会越大。我们潜在的欲望矛盾大多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冲撞，因此跨出一步酿成悲剧、付出血的代价的也大有案例。
我曾经听过一个有关悲剧、喜剧有意思的对比，“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就是悲剧，然而反过来，“心比纸薄，命比天高”就是喜剧了。人比周遭环境觉醒得快，却又无法改变外在实现心愿，拧巴着过到底，只能是大悲剧。取材于《海达·高布乐》创作的越剧，主创将其命名为《心比天高》，想来对海达这个人物是有深切的同情所在。
《海达·高布乐》演出临近结尾，律师伯拉克抓住海达杀人的把柄，全身放松地躺在海达家中的沙发上，脱去自己的鞋袜、衣服，暗示海达要以自己作为交换，这就好比《纸牌屋》中，安德伍德要求女记者佐伊在自己面前脱去高跟鞋。女性在自以为聪明的周旋中，突然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被控制者，所有婚姻的和解，与外在逃离的不可能，最终促成了这些女性的毁灭。
易卜生谈自己的这部作品，说到“虽然从法律上说她已经是海达·泰斯曼，然而她仍旧是她父亲的孩子，一名将军的女儿，她应当生成一个男孩子”。奥斯特玛雅实际弱化了父亲对海达的影响，海达没有死在父亲的肖像之下，而是死在了自己丈夫与别的女人沉浸的小世界里。饰演海达的女主，瘦弱而又顽劣，像一只困在婚姻牢笼中的小野兽。她会肆无忌惮地在家中玩枪，又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抓挠泰斯曼。她的行为有时候显得幼稚，有时候又显得心狠手辣，她选择用锤子砸碎乐务博格的电脑，看似销毁了泰斯曼晋升的障碍，实际是满足了自己的复仇欲，并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海达的独特正在于她的身上似乎集中了所有婚姻关系会面对的矛盾，有欲望的无法满足，有对罪恶的隐瞒。舞台不是屏幕，我们没办法在镜头的一个个特写中感受角色的内心纠缠、欲望矛盾，所以如何让角色的心理通过身体动作暴露在观众面前，成了这类以塑造人物内心取胜的作品演出成功的关键。
在易卜生笔下，海达是个从始至终没有走出过家门的女人，奥斯特玛雅让这个家在舞台上旋转起来，以巨大的玻璃门划分客厅与庭院。坐在台下的观众，面对舞台上的一切，更像是一个偷窥者，看着这个女人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罪恶，又走向死亡。舞台上演员的表演充分满足了观众的期待，泰斯曼姑姑送给他的拖鞋，被处理成了夸张的红色。艾丁格饰演的泰斯曼精准地表现出了这个人物在每个时刻的内心活动——如何隐瞒自己正在翻阅竞争对手的论文；当他听说海达怀孕了，因为高兴得不知所措，而撸起裤腿让那双显眼的拖鞋暴露在观众面前。而海达用从未走出客厅的一举一动，向观众传递着这个女人的空虚、无聊与压抑。这些暴露角色潜意识的动作，贯穿起了舞台与观众的联系。
奥斯特玛雅曾经系统讨论过自己为何对易卜生的作品有改编热情。在他看来，今天的社会中，人们的焦虑主要源自被社会落下，或是成为边缘人的恐惧，而这个恐惧背后的根源正是经济问题。这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就更好理解了，即使不回到这版“海达”创作时德国的经济危机，只要每天看看网络上的讨论，人们如何为了还房贷而积极工作，如何因为经济压力导致一段段亲密关系的崩坏，我们就会在易卜生的作品中看到更多的自己。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又遗憾地发现，恰恰是在本土的作品中，很难看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对日常生活的感受。
观看奥斯特玛雅的这版“海达”，这个人物从开场走向死亡的过程，会让自己联想起身边或是新闻、影视剧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故事。这大概不只是易卜生现实主义的功劳，而是剧作家以及对其再次进行舞台呈现的艺术家，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生活的观察力与感受力共同决定的。供图/中国大剧院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