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一条历史纵轴线，芭蕾与荷兰的渊源并不深。但在过去50年间，荷兰国家芭蕾舞团（DNB）和荷兰舞蹈剧场（NDT）将“现代芭蕾”与荷兰牢牢绑在了一起。对中国观众而言，两支荷兰舞团都不是生面孔。2008北京奥运年，荷兰舞蹈剧场一团空降。两年后，荷兰国家芭蕾舞团在上海世博会上代表荷兰起舞。在国家大剧院第三届舞蹈节上，这两支郁金香国度的顶尖舞团首次无缝衔接。虽然所走路线并不相同，但两支舞团“喜新厌旧”的特性却是惊人一致。四台五场演出中，所演节目80%都是近三年内的新作品，算是舞出了编舞大师基利安的那句名言：我可不愿淹死在《天鹅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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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束身衣
荷兰当代舞蹈的起飞，紧随着视觉艺术的步伐。1940年代末，虽然二战阴影仍在头顶徘徊，但在荷兰这个孕育了蒙德里安的国度，一场针对蒙德里安和风格派的“国际眼镜蛇运动”正悄然兴起。“眼镜蛇小组”成员之一柯奈尔在访问中明确表达了对“僵化了的艺术模式”的厌恶。他说：“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冲破这件过紧的束身衣，去营造一种巨大的无序状态。”
几乎就在他说这番话的同时，荷兰的芭蕾舞者们正纷纷脱掉自己的束身衣，追求新的舞蹈语汇。从1950 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间，无数荷兰舞者远渡重洋，前往当时的现代舞圣地美国，向玛莎· 葛兰姆、霍金斯学习。与外出取经的舞者相映成趣，此时在荷兰国内，两个来自异国的女子，正为荷兰当代舞蹈的发展打下基础。
1952 年，荷兰芭蕾舞团从歌剧院中独立出来，法国人弗朗索瓦丝· 阿德莱特（Francoise Adret）接过掌门印。两年后，又交入索尼娅· 加斯克尔（Sonia Gaskell） 之手——在奥黛丽· 赫本少女时期，这位俄国出生的舞蹈家曾是她的老师。1961 年，荷兰芭蕾舞团与二战时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芭蕾舞团在首都合二为一，荷兰国家芭蕾舞团宣告成立，而在另一个城市海牙，正发生另外一件日后影响世界舞坛的大事。1959年， 编舞家本杰明· 哈卡维（BenjaminHarkarvy）担当艺术总监、卡利尔·伯尼（CarelBirnie）担任行政总监，他们与来自不同芭蕾舞团的舞者们一起，创建了荷兰舞蹈剧场。
同一世代下诞生，荷兰国家芭蕾舞团（DNB）与荷兰舞蹈剧场（NDT）注定拥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哈卡维先后在两个舞团担当艺术总监，汉斯· 范· 马南也是同样。1961 年，范· 马南成为荷兰舞蹈剧场的联合艺术总监，同时也是舞团的主要编导。1971 年，他离开荷兰舞蹈剧场，在鲁迪· 范· 丹特基格（Rudi van Dantzig）执掌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的时代，他是荷兰国家芭蕾舞团三位驻团编舞之一。1987 年，他接替范· 丹特基格，出任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直到今天，无论是荷兰国芭还是荷兰舞蹈剧场，都将汉斯· 范· 马南视为自己的骄傲。当下的演出节目单中，也常出现这位伟大编舞家的名字。
博物馆和反射镜
1950年代，加斯克尔就曾将《火鸟》《彼得鲁什卡》引入荷兰。这些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米歇尔· 福金（Michel Fokine）编舞的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争议。成立荷兰国芭之后，加斯克尔走的是一条古典主义与现代派并进的路子。在她的引领下，古典芭蕾的经典作品《天鹅湖》《睡美人》、浪漫主义代表作《仙女》，都历史性地在荷兰上演了全幕。
比起俄罗斯和法国，荷兰国芭的这些“第一次”显然迟到得过久。也许正因为没有丰沃的“祖产”赖以仰仗，荷兰国芭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包容性和实验性。1965 年，荷兰国家芭蕾舞团上演了德国现实主义编舞大师库尔特· 尤斯（Kurt Joos）的《绿色的桌子》。在加斯克尔看来，年轻的荷兰国芭并不仅仅是一个古典芭蕾舞团，更应该是一个“博物馆”——可以用来展示所有舞蹈样式。她引进美国编舞的作品，同时大力扶持年轻编导。1967年，由范·丹特基格编舞，全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诞生。这部作品堪称这个年轻舞团第一个里程碑。
当荷兰国芭初尝赞誉之时，身处海牙的荷兰舞蹈剧场还在踟蹰探索着自己的道路。1971 年，在汉斯· 范· 马南离开后，这个年轻的现代舞团经历了几年的低沉期，直到1975 年，28 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小伙基利安（Kylián）加入。在卡利尔·伯尼的邀请下，这个年轻的编舞家从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来到荷兰，成为荷兰舞蹈剧场的联合艺术总监。三年后，他独自扛起了艺术总监的大旗。从1975 年加入到1999 年离开荷兰舞蹈剧场，基利安在此创作了整整100 部舞蹈作品，也向世界范围内的编舞家敞开了大门。他广邀客席编舞家创作，包括威廉· 福赛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编舞大师都为舞团量身打造过作品。从1980 年代开始，荷兰舞蹈剧场几乎成为当代编舞前沿的反射镜，旁人惊异于荷兰舞蹈剧场层出不穷的新节目，基利安仅回以一句话：“我可不愿淹死在《天鹅湖》里。”
“寻找我们是谁”
基利安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认为，作为一名编舞家，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灵魂寻找四肢，寻找我们是谁。”
寻找“我是谁”是基利安青年时代的主题。1968年，在亲眼目睹“ 布拉格之春”后，21岁的基利安攥着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总监约翰。科兰柯所给的一纸合同，搭乘一班列车，离开动乱中的祖国。很长一段时间，基利安护照上没有国籍。带着这本护照，他成为科兰柯的学生。1973年，亦师亦友的科兰柯去世，基利安悲痛万分。次年，他使用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音乐，创作了《回归荒原》，作为献给科兰柯的纪念。在如泣如诉的音乐和现代感的身体间，基利安像拧开了一盏灯，让情感如柔光一般倾泻开来。正是这部作品，让28岁的他叩开荷兰舞蹈剧场大门。
舞蹈界通常将基利安加盟荷兰舞蹈剧场的1975 年，视为现代芭蕾“元年”。很难说是拥有天才编舞头脑的基利安成就了荷兰舞蹈剧场，还是荷兰舞团独有的开放无界限成就了这位传奇编舞。今天的荷兰舞蹈剧场拥有28 名舞者，年龄从23 岁到42岁不等。和按资排辈的传统芭蕾舞团不同，在荷兰舞蹈剧场不设首席舞者。在挑选舞者时，不仅看重身体和技术，更在乎开放的头脑以及对新作品如饥似渴的欲望。1978年，荷兰舞蹈剧场二团成立，专门接收17-22 岁的年轻舞者。在1991年到2006年间，还曾短暂存在过荷兰舞蹈剧场三团，由40岁以上的舞者组成。在基利安的舞蹈词典里，无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通通可以舞蹈。
如同青训营之于足球俱乐部，今天活跃在荷兰乃至世界当代舞坛的生力军，很多都是在荷兰舞蹈剧场成长起来。1985年，保罗。 莱特福（Paul Lightfoot）进入荷兰舞蹈剧场二团担任舞者。他一路从舞者进阶为编舞，继而在2011 年成为舞团艺术总监。在他的领导下，荷兰舞蹈剧场创新实验的基因被继承并被无限放大。每一演出季，舞团都有新作上演。梅迪· 瓦拉斯奇（Medhi Walerski）2011年与作曲家合作，为自己的作品《房间》（Chamber） 谱写了新的乐曲，但舞蹈中暗黑的色彩、介乎混沌和秩序之间的平衡，都表明这是对《春之祭》的回声。而在德国年轻编舞家马克。 乔克（Marco Groecke）的舞作中，“星球”似乎是永恒的主题。他在2009 年以《超新星》（Supernova）崭露头角。新作《你好，地球》（Hello， Earth）中，没有具象的行星或土地，舞者在沙砾铺就的舞台上演示的是人类的生和死。虽然形式眼花缭乱，但在选择编舞时，莱特福却更看重他们的舞作中是否传达出一个核心信息：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舞蹈美学和身体语言。这一甄选信条算是对基利安舞蹈哲学的继承，也是荷兰当代舞蹈最简洁的真谛。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