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当过教师、文学编辑、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代表作为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罂粟之家》《三盏灯》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黄雀记》，另有《西瓜船》《拾婴记》《白雪猪头》《茨菰》等百余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河岸》获得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09）和第八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10）。短篇小说《茨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0）。2011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5年，长篇小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李锦峰：作为中国当下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在您迄今为止写过的那么多作品中，您最喜欢或满意的是哪些？

  苏童：长篇的话，《河岸》和《黄雀记》我都挺满意的，基本上就是我只能写到这样。

  短篇我满意的有很多，那本黑封面的《夜间故事》短篇小说集，里面的作品都是我自己精选的，差不多是43篇吧，其实我还能再选出30篇自己满意的。短篇小说于我是满意度最高的。

  长篇和中篇我都可以重写，而且我相信如果重写会写得更好，但是短篇不能，尤其好多短篇我觉得再写，可能就写得不如以前那么好。

  李锦峰：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上来说，我觉得您作品中有一种扭曲的或者是碎裂后的对称美。比如中篇小说《红粉》中的主人公秋仪和小萼，两人都是苦命的妓女，原本情同姐妹，但在生活巨变中，最终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张艺谋根据您的作品《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对称美。我了解到您仍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似乎也具有这种对称性，听说您虚构了两个名字相同的女性，一个生活在城市，一个生活在农村，能不能请您大概透露下这个故事，以及这部小说的写作进度。

  苏童：如果按照我原来的预想，我估计再过五年都写不完（笑）。因此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就是两家人物的命运不能再按照生活编年史的方式去写，这种写法实在是太漫长的过程。我今年准备把故事切割，依然是按照你刚才提到的对称性去写，这恰好是这部小说基本的架构方式。两个名字相同的女人，生活在我们江苏那边叫“塘”，其实是小湖，一个在水塘东侧，一个在水塘西侧，水塘东侧属于城市的郊区，水塘西侧属于农村。这两个家庭主妇名字对称，生活也对称，而且两人还是同一天生的孩子，两家人的命运永远在交织，但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两家人的命运走向是截然不同的，小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

  关于小说构思的更多东西我先不透露，我觉得当某一条线索写完之后，这个小说其实也是可以结束的。我已经写好的很多部分，可以作为另外一部出版，所以这个小说我明年肯定能写出来。

  李锦峰：延续上个问题，您的很多作品都描写了女性的命运。我发现您特别擅于找到那个“分界点”，无论是人物生活环境的分界点，比如新旧社会交替；或是人性的分界点，比如内心欲望与压抑的强烈碰撞，这点尤其在您作品中的女性命运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尝试过反抗，但最终都走向了幻灭。您正在创作的长篇，是否仍然会延续“颂莲”们的命运，虽然活着，却仍然要每天面对那口让人发疯和步入死亡的井？

  苏童：不一样。这部作品里的两个女人早已不是“颂莲”了，她们分别是各自家庭里很要强且当家做主的女人，可能更像是不幸的李双双。这部小说确实具有强烈的对称性，水塘两侧，一个是工人家庭，一个是农民家庭；这两人的共同特点是“妇女都是半边天”，这俩个家庭也成为了受女性主导的家庭。所以她们不是“颂莲”，而是“反颂莲”的。

  李锦峰：随着流媒体的广泛传播，余华一定程度上成了“网红作家”，而通过余华“伶牙俐齿”的讲述，比如1998年，您和余华、莫言、王朔受邀去开“我为何写作”的学术研讨会，余华说是“因为不想做牙医，不想上班”，莫言说是想“买一双皮鞋”，只有您纯洁地写“因为热爱文学所以走向文学道路”等等类似这样的事迹，当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作为余华的老友之一，您在年轻读者中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对于不知不觉间成为“网红”（作家），您是如何看待的？

  苏童：哈哈哈，余华可不只是“网红”，那是“大网红”，我还远远谈不上“网红”。

  你知道为啥余华多数时候的采访会提到我们么，因为本来我和余华很难得的在青年时代就有特别好的友谊，我们平时可能一年不联系，第二年见面仍然不会有那种陌生和违和的感觉。而且跟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大多出身在农村不同，余华和我从小生活的环境一样，我俩都是街头少年，虽然他生活的海盐小一点，我生活的苏州大一点，但我们都是文革时代在街头长大的孩子。余华早期写的作品，我读后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所散发的气息，这也是我和余华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所以因为生活环境的相似，我俩之间始终有那种亲密性，一直保持着友谊。

  到了现在，我们又成了同事，我跟余华、莫言都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共事，所以余华每次接受采访，都会下意识地说莫言怎么样、苏童怎么样，不知不觉间，我和莫言变成了他身边的两个“词语”，哈哈哈。不光是朋友，也是他的“词语”。所以余华是“超级大网红”，有着巨大的流量，我觉得我只不过是他们身边的朋友。

  不过余华很清醒，也很聪明，他早就看到了所谓“网红”的两面性，早就意识到有时候很可能会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从“网红”变成“网黑”。

  李锦峰：您的作品中，我还特别喜欢《我的帝王生涯》。一个帝王最终一步步沦为走索艺人，他只是顺应自己的天性活着，但走出的每一步都是错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被定义的“昏君”，看他们的事迹都会让我想到这本书。可以说您通过人的天性这个很微小的点，撬动了宏大的历史话语，从而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当下，依然有很多作家沿袭着您的这条道路，写了类似题材的作品。您当年为何会想到写这样一个故事？还有您虽然说故事没有原型，但因为我们读者在阅读时总会联想到古代的很多昏君，所以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具体的原型呢？

  苏童：这是我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因为我不会写历史小说，我当时就是想假托历史、假托古代进行尝试，希望讲述一个穿越千年的人生故事，而且这个人生故事是这么奇特，一个帝王从王宫到江湖，我本身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看点是，我希望来一个仿写，从中能看到中国古代很多朝代的影子，比如宋朝啊明朝啊，当然肯定不是清朝，这是能看出来的。但遇到了什么技术上的难题呢，就是那些官员的职位，比如什么节度使，因为每个朝代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很担心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因此给人感觉好像是写了明代朱家王朝的故事，其实不存在，那完全是我想象当中的一个颠沛流离的、辉煌与黯淡都到达极点的少年的故事，一个少年与世界的故事，只不过是放在了最极端的环境当中。

  我也确实注意到有好多作家仍然按我这个方式在仿写历史，我好像无意中成为了这一代人的“鼻祖”，哈哈哈，开个玩笑。不过这个小说确实也有它的缺点，文字和语言有点“洋里洋气”的。我一直在试想，人生能不能有那么多时间做一个工程，把自己充满各种缺憾的小说能够重写一遍，像《我的帝王生涯》就存在语言上的问题，我重写肯定会更好，但好像又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太大的意义。

  李锦峰：“全世界的少年大部分被武装成了大人，但总有人心里流淌着少年血。”您写了一系列香椿树街上那些飞驰而过的少年们，少年们炽热躁动青春蓬勃的热血在体内肆意奔腾着。文学史上以少年视角或童年视角打量世界的经典作品很多，您写的“少年题材”的作品也是其中的经典之一。您为什么那么擅长描写女性的命运和少年们的成长故事？

  苏童：这个得分开来说。第一，你说的关于我擅长描写女性命运，其实不是我擅长，是因为我第一次写《妻妾成群》的时候，我想写的不是关于女性的故事，而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这个传统的中国故事有家庭模式，即一夫多妻，这才是原始动因。至于后面为什么会有《红粉》和《妇女生活》呢，是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写出来反响也很好。到了《另一种妇女生活》，其实是有一个特殊原因，因为当时出版社要给我出书，三个中篇太少，所以我就又写了《另一种妇女生活》。这四个中篇小说奠定了别人对我的印象，什么擅长女性命运的描写，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我擅长写或是我喜欢写的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渊源关系，一开始不是从女性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出发的。

  第二，关于少年的成长故事，确实是我自己迷恋的一个题材。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的小说里仍然出现着不同少年的形象，要说的话，可能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点自传色彩。另外，我一直相信托尔斯泰说的那句话，一个作家，写的再多，到最后还是会写回自己的童年。我只不过是回到童年、回到少年的频率高了一些。

  李锦峰：威廉·特雷弗曾说过，“短篇小说是一瞥的艺术”，您也曾多次提到过短篇小说的妙处，那如何才能写出一部好的短篇小说呢？

  苏童：很多年来我在北师大的课堂上一直在给学生讲短篇小说的写作，但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能流传出来。短篇小说有个很微妙的点，很多人认为短篇小说是一个故事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实短篇小说的故事可以很模糊，我可以在还没想好故事的前提下就开始写。但是，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词语的繁衍。

  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的短篇小说《吹手向西》。这个小说其实写的就是一次旅行，但它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路标繁衍而来的。我当时是在去苏北的路上看见一个大草垛上用石灰水写着“吹手向西”，因为我是苏南人，当时不知道吹手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原来是红白事上吹乐器的人；向西只是一个方向。但就是这四个字迷倒了我，或者说困扰了我，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故事并不完整，不过那次旅行的整个气氛和情绪，我相信我能够从看到那个大草垛后呈现出来，包括后来去参观禽肉厂，看着一只只鸡被扒光毛后从流水线上“咣”滚出来；还有公路上一个撒泼要钱的泼皮；以及我想起来我有个同学，小时候传说他得了麻风病，被送到了苏北某个地方的麻风病院，就是这四个线索最终繁衍出了一个短篇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短篇小说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构思，但是它的繁衍过程特别重要，它是被词语生育出来的。

  李锦峰：正如您影响了后来的很多青年作家，每个作家都会提到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作家，比如莫言说过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那对您影响比较深的作家有哪些？还有就是有哪些作家相对冷门，但您是比较喜欢的？

  苏童：我先回答冷门作家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罗伯特·穆齐尔以及另外几个奥匈时代很早过世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属于那种典型的虽然冷门但是伟大的作家，他写的《没有个性的人》牛逼得不得了，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至于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作家，其实和大多数人类似，中短篇的话，有契诃夫，但是契诃夫的问题是写得太多，十几卷的小说，有很多是废品，精品也就三卷，不过有那三卷就足够了。其他的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福克纳等经典路线上的作家，一直到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离我们最近的“伟人”、“巨人”，没有人能有和他一样疯狂且爆炸的想象力。当然有的人也想象力爆棚，但那些想象力不漂亮，或者说没有能量。只有马尔克斯证明了自己是天才，而不是伟大的作家，因为是天才，所以才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很多人是先成为了伟大的作家，但是不是天才则不一定。

  李锦峰：我注意到您的作息时间，您说晚上三点以后才能睡着，早晨起得比较晚。刘震云曾在某一档节目里开玩笑说，大作家都是白天写作，您写作有对环境和时间的要求吗？

  苏童：我基本是下午和晚上写作。而且我后来发现，我还必须在我自己的书房里写作，出门一般不写东西。我有时候因为各种不同的项目，比如应邀在国外做住市作家，一住就是三四个月，也写作，但是好奇怪，回来一看都不对，要么是要修改，要么扔掉。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还得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才行。

  （本文为节选）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