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鼎
不同年代的杜拉斯
“我觉得，人真是最不幸的一种存在……对我来说，写作是摆脱绝望的唯一方式。然而，单调、孤寂、赤裸的写作，又是多么可怕啊……”这是8月16日上海书展“杜拉斯纪录影片放映”中杜拉斯本人的一段独白。声音断断续续，仿佛从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窟中传出，却又异常清晰响亮。
时逢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上海书展适时推出“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时间从8月14日延续到9月3日，空间从位于复兴中路的“思南公馆”延展到南昌路的“科学会堂”，中间靠一条梧桐掩映的“思南路”相连，共同组成了一个关于杜拉斯的、难以破解的“谜面”。而无论是“‘15年镜头中的杜拉斯’摄影展暨法国摄影大师埃莱娜·邦贝尔吉作品展”，抑或“杜拉斯的世纪——纪录影片放映与讲座”，都不过是人们幻想通往“杜拉斯真相”的渡船而已。
也许是出于人类“猜谜”天性的驱使，也许是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杜拉斯”元素的触发，记者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走火入魔的猜谜游戏之中，从杜拉斯的文字推测杜拉斯的相貌，又由她的相貌推测她的声音，而后由她的声音推测她的动作，最后由这一切推测她的灵魂——妄图将支离破碎的“谜语提示”拼凑成一个关于杜拉斯真相的“谜底”。其中虽不乏“虚妄的执着”，却不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兴致。
“黑岩石旅馆”
不知是主办方有意安排，还是出于某种巧合，上海书展期间，向杜拉斯这位法国作家致敬的各项活动大多被安排在上海黄浦区的思南路附近。
思南路最早名为“马斯南路”，为纪念1912年在巴黎逝世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南而起，它更是清末民国上海的“法租界”。前后历经百年的规划、营造和施工，无不象征着巴黎霍斯曼式城市更新与改造在东方上海的延伸。在这短短的二十天里，这条极富法国情调的街道，只为纪念法国作家杜拉斯而存在。
譬如，“‘15年镜头中的杜拉斯’摄影展”就被安排在一栋洋味十足的别墅中。空荡荡的别墅稍显阴暗，木质百叶窗隔绝了大部分光线，甚至可以闻到一股老房子所特有的潮味。照片悬挂于四周墙上，是对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心情下杜拉斯的记录。当你在一张张“杜拉斯”之前驻足，在一张张“杜拉斯”之间流连，分明觉得杜拉斯才是这栋别墅的真正主人。
记者有幸见到这些照片的作者、曾追随杜拉斯近20年之久的法国摄影师埃莱娜·邦贝尔吉女士。
“1980年，我和杜拉斯结识于诺曼底海边的小城特里梅尔。杜拉斯很喜欢当地一个名为黑岩石的旅馆，在那里拥有一间自己的公寓。我们在相识以后，很快成为好友。她的习惯是下午外出散步，晚上写作，我下午陪她散步，在这个过程中为她拍了很多照片，在此后的15年之中我们都是很亲密的朋友。”埃莱娜·邦贝尔吉说。[NextPage]
“小情人”安德烈
在全部作品之中，有一张让记者印象深刻。照片上，老年的杜拉斯和一个青年男子隔窗而视，男子的目光中敬意与爱意兼而有之，杜拉斯则好像盯着一个孩子的顽皮行为而露出淡淡的笑。大幅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白色的标签，上面写着：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简·安德烈（黑岩石）；1990年；特鲁维尔。
熟悉杜拉斯生平的人，想必对这个男子并不陌生。据说，杜拉斯在70岁遇到27岁的大学生简·安德烈，他成为她的最后一个情人。安德烈从此陪伴杜拉斯，直到她走完82岁的人生。而简·安德烈最引人非议的一个身份是：同性恋。
回顾杜拉斯的一生，可知她的罗曼史不断，一如她的写作从未中断。16岁那年，杜拉斯在越南西贡遇见中国男人胡陶乐，胡陶乐成为她的第一个情人。《情人》中法国少女与中国少爷湄公河上的邂逅也成为经典一幕；1935年，21岁的杜拉斯在巴黎法学院读书，漂亮而放荡，情事不断；1939年，她和前一个情人的好友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1942年，她爱上“美男子”迪奥尼·马斯克洛……沉浸在爱欲和激情之中，直到70岁依然如此。
当老年的杜拉斯带着青年的安德烈到处抛头露面时，有记者问她：“这总该是您的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说：“我怎么知道呢。”实际上，杜拉斯早就用文字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曾写道：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永葆青春的奋斗”
更确切地说，所谓“不死的欲望”，在杜拉斯的尘世生活中，则对应了一种“不老的欲望”。
实际上，埃莱娜·邦贝尔吉初见杜拉斯的时候，后者已是66岁的老人，摄影展上公布的照片也主要是对杜拉斯66岁以后人生的记录。照片上的杜拉斯佝偻而苍老，脸上的皮肤粗糙好似树皮——这一形象与人们熟知的杜拉斯少女形象有着天渊之别，杜拉斯在30岁之前还长着一张“萝莉”脸，眼睛明亮而清澈，宛若明眸女神。除了形象上的反差，年近古稀的杜拉斯，控制欲也变得越来越强——用参加摄影展开幕式的自由撰稿人、诗人王寅的话说，杜拉斯变得更像一个男人，她控制安德烈，甚至强迫这个同性恋跟她做爱。
难道杜拉斯不知道自己已经太老、太丑了吗？她当然知道，而且知道的比谁都早！她曾叹息：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
面对“韶华易逝，红颜易老”，她从未停止反抗，除了不断投入新的爱情，当然还通过持续地写作。她写过60多部作品，被评论家视为《情人》的各种“变体”，而围绕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情——好像她在借助一部部作品为自己的少女时代“招魂”。
她用写作反抗衰老、丑陋和死亡，她用写作反抗自己对这一切的绝望，到头来，她真的超越了时间和风俗，摆脱了对衰老和丑陋的恐惧——且听听她胜利的欢呼：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裳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
随着“猜谜”游戏进行到这里，杜拉斯的声音再次从幕布背后不知什么地方飘摇而来，好像一个被幽禁了上千年的灵魂在洞窟深处唱着对红尘往事的贪恋之歌。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