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此认为雨的声音就是瓦的声音。

　　二十年前的雨听起来与现在的有所不同，雨点落在更早以前出产的青瓦上，室内的人便听见一种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

　　毫不矫饰地说，青瓦上的雨声确实像音乐，只是隐身的乐手天生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突然地失去了耐心，雨声像鞭炮一样当空炸响，你怀疑如此狂暴的雨是否怀着满腔恶意，然后忽然它又倦怠了撒手不干了，于是我们只能听凭郁积在屋檐上的雨水以其惯性滴落在窗门外，小心翼翼地，怀着一种负疚的感觉。

　　这时候沉寂的街道开始苏醒，穿雨衣或打雨伞的人踩着雨的尾 巴，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个什么声音在那里欢呼起来，雨停啦！回家啦！

　　智利诗人聂鲁达是个爱雨的人，他说，雨是一种敏感、恐怖的力量。他对雨的观察和总结让我感到惘然。是什么东西使雨敏感？又是什么东西使雨变得恐怖？我对这个无意义的问题充满了兴趣。请想象一场大雨将所有行人赶到了屋檐下，请想象人们来到室内，再大的雨点也不能淋湿你的衣服和文件，那么是什么替代我们体会雨的敏感和恐怖呢？

　　二十年前我住在一座简陋的南方民居中，我不满意于房屋格局与材料的乏味，对家的房屋充满了一种不屑。但是有一年夏天我爬上河对面水泥厂的仓库屋顶，准备练习跳水的时候，我头一次注意了我家屋顶上的那一片蓝黑色的小瓦，它们像鱼鳞那样整齐地排列着，显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壮美。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奇特的记忆，奇特的还有那天的天气，一场暴雨突然来临，几个练习跳水的男孩索性冒雨留在高高的仓库顶上，看着雨点急促地从天空中泻落，冲刷着对岸热腾腾的街道和房屋，冲刷着我们的身体。

　　那是我唯一一次在雨中看见我家的屋顶，暴雨落在青瓦上， 溅出的不是水花，而是一种灰白色的雾气，然后雨势变得小一些了，雾气就散了，那些瓦片露出了它简洁而流畅的线条。我注意到雨水与瓦的较量在一种高亢的节奏中进行，无法分辨谁是受害的一方。

　　肉眼看见的现实是雨洗涤了瓦上的灰土，因为那些陈年的旧瓦突然焕发出崭新的神采，在接受这场突如其来 的雨水冲洗后，它们开始闪闪发亮，而屋檐上的瓦楞草也重新恢复了植物应有的绿色。我第一次仔细观察雨水在屋顶上制造音乐的过程，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不是雨制造了音乐，是那些瓦对于雨水的反弹创造了音乐。

　　说起来多么奇怪，我从此认为雨的声音就是瓦的声音，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唯心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自然知识已经失去了关联，只是与某个记忆有关。记忆赋予人的只是记忆，我记得我二十年前的家，除了上面说到的雨中的屋顶，还有我们家洞开的窗户，远远地我从窗内看见了母亲，她在家里，正伏在缝纫机上，赶制我和哥哥的衬衣。

　　现在我已不记得那件衬衣的去向了，我母亲也早已去世多年。但是二十年前的一场暴雨使我对雨水情有独钟，假如有铺满青瓦的屋顶，我不认为雨是恐怖的事物 ；假如你母亲曾经在雨声中为你缝制新衬衣，我不认为你会有一颗孤独的心。

　　这就是我对于雨的认识。这也是我对于瓦的认识。

八百米故乡

苏童

　　八百米的世界， 对我们一家， 曾经是一种宿命。

　　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记忆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汇，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两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存在，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1982 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

　　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 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风 景，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远处的风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白色的大烟囱和水泥窑，侧面远眺，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厂房，在水泥窑的后面，有京沪铁路通过， 可惜水泥窑能看见铁路和火车，我看不见。我从小生活的旧屋， 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不见。

　　那是很多年来我们家的第一次搬迁，是在对环境污染一无所知的年代里，我们从一家化工厂的对面搬到一家水泥厂和一家炭黑厂之间，从被苯酐生 产污染的空气里扑向水泥粉尘和炭黑粉尘的怀抱。空气质量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并没有太多的妨碍，唯一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直径改变了。正负八百米，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骑自行车要多走八百米，我母亲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们要多走八百米。

　　对我来说，八百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词，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 也很长。

　　我对苏州城北再熟悉不过了。每一条街路，每一间工厂， 甚至大街小巷里的好多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是那个地区太拥挤了，太低矮了，我从没有机会彻底解放我的目光，我从来没有获得过登高远眺一览江山的经验。那年夏天，我意识到我对新居的期待是一场空欢喜，三层楼，视线还是被遮蔽的。我无法获得一个观察者的视线，即使是描写一条街的街景，我仍然要通过脑子里的记忆，还有想象。

　　但是从文学意义上说，八百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故乡了， 只是稍显局促而已。从孩提时代到二十岁，我主要是在苏州城北的这八百米范围内活动，成长。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浮现在脑海里，分别是河水、铁路、工厂、河里的客船、驳船和农用船。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

　　那八百米范围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脸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悄悄一闪，进入我的记忆，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乡的名义降临。为了写作，我有一条虚拟的抵达故乡之路，我习惯设定一个出发点，这是故乡模糊的版图中唯一清晰的地标，也就是零公里处。我设定的所谓的零公里处， 就是我二十岁以前居住的旧屋。

　　齐门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临河的房屋，127 号，这个门牌号码现在应该是消失了。那曾经是我母亲的家族很多人的旧屋，一面临街，一面临河。临街的那一侧住着我大舅一家，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临河的两间屋子曾经住着我们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在天井的耳房里住着我外祖母。

　　我三岁那年三舅买下了隔壁一户人家的私房，住到了我们家的隔壁。这样，一个家族的人各有门户，却又紧紧地靠在一起。我母亲这一家家境贫困，从镇江地区的扬中岛上出外谋生，移民到苏州，一直团结在我大舅的周围，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们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条街上，东汇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拥挤的房子里，很奇怪，我后来算了一下那两所房子间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八百米。

　　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 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与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近。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

　　搬家也给我造成了麻烦，且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走亲戚，暑假或者春节，每年最起码两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旧屋去，见过我的外祖母，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从127 号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亲戚，一个客人。这种新的身份让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

　　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经被调配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过从前的家，非常怅然地发现，那确实不是我的家了，那户人家粉刷了墙壁，改变了房子的格局，也改变了我母亲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都是扬中县，改写成苏州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 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对于我们127 号和 125 号的日常生活，毕竟是有点好奇的。而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语言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无法统一，我外祖母不会说苏州话，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家乡方言和苏州话——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对孩子们、对外人都说流利的苏州话。

　　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

　　扬中岛的方言听起来接近苏北话，而苏州这个城市的市民文化与上海相仿，地域歧视从来都是存在的，苏北话历来被众人所不齿。尤其是我的姐姐和表姐们，一旦与别的女孩子发生口水仗，必然会因为长辈们的口音受牵连。无论她们怎么强调扬中岛位于扬子江江心，属于镇江地区，镇江地区是在江南，与苏北无关，都无济于事，通常她们得到的回答是 ：镇江话也是苏北话，不管你们的老家在江南还是江北，反正你们不是苏州人，是苏北人！

　　我们家的下一代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口音所属方言辩解，出于虚荣心，或者就是出于恼怒。当你为父母的口音感到恼怒时，你如何体会“故乡”这两个字带来的荣耀？相反，下一代体验的是一种隔绝故乡和遗忘故乡的艰难。说到底，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农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团聚，再失散，是我母亲的家族在扬中、苏州两地迁徙生息的结局，没有土地的家族将永远难逃失散的命运。我母亲的家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里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个亲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终，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一切烟消云散，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还有第三代，最后还是失散了。

　　五年前，随着苏州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妈都被安置在了别的居民小区。同样的，由于亲戚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疏远，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新家。我在苏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地方， 他们的孩子纷纷到南京来求学，我设法找到他们，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叫到家里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过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电话，是致谢的电话，之后，又恢复漫长的疏远，联系中断了。

　　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 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对我来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 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见了。

　　本文选自苏童《活着，不着急》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