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酗酒的准单身母亲，三个未成家子女，他们会有着怎样的生活？是狄更斯小说那般经历苦痛之后收获生活的亲吻，还是像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所示，时代的洪流与人性的弱点最终将他们全部吞噬？这是英国小说家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的《舒吉·贝恩》带来的第一个疑问，恐怕也是全书最大的疑问。
比起科班出身的小说家，道格拉斯·斯图尔特这位半路出家的作者，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因为《舒吉·贝恩》是其小说处女作，却在出版后旋即斩获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即时列入英语文学正典殿堂。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作品不同，斯图尔特的《舒吉·贝恩》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作品，有饱满生动的日常细节、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感人至深的生命力量。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
一，母子关系：欺骗与自欺
《舒吉·贝恩》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无尽情诗，母子关系是其中最复杂、最耀眼的主题。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关于母子关系的，实在不可胜数，既有《美狄亚》这种为了报复不忠的丈夫而杀害子女的人伦悲剧，又有高尔基的《母亲》这种传统的母亲在儿子及其同志的启发、帮助下走向革命的红色经典。与它们不同，《舒吉·贝恩》中的母亲性格远没有那么坚定或强势或疯狂，反而满是弱点，令人又爱又恨，相形之下，倒是她的孩子们充满了生活的希望，特别是小幺舒吉。
《舒吉·贝恩》
在这段母子关系中，充斥着承诺和愿景、扶持和帮助，也不乏食言、毁约、利用和自欺，因而远非“感人”一词能够全部容纳。阿格尼丝在精神上依赖舒吉，他是她最喜爱的儿子，也在物质上仰仗舒吉，靠他支取救济金。她屡屡向舒吉保证，自己将会成功戒酒，生活恢复正常，却一而再败给她藏在家中各处的酒瓶。另一方面，舒吉也离不开母亲，因为在她那里，自己远离性别规范——不够男性气概——永远不是问题，他始终是她的挚爱，即便她也希望舒吉能够像普通邻家男孩一般成长并为此付出代价。酒精成瘾的生理机制固然不可以忽略，但对他们来说，摧毁有益的改变、自欺远比改变本身更具诱惑力，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质疑自我的。
二，欲望机器：存在与虚无
尽管无意于探讨酗酒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但是，小说还是给出了不少细节，可供读者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片：阿格尼丝的酗酒，部分是舒格的“引导”所致；舒格的离开加剧了她对酒精的依赖。在与舒格交往的日子里，二人频繁出没于各个酒吧，“酒一杯接一杯地上”。在舒格离开之后，阿格尼丝时常渴望“只是好好喝一杯，感觉自己真实地活着”，至于是否借酒浇愁，甚至重温恋爱时的温馨时光，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显然，她的生活极其不幸。虽然《安娜·卡列尼娜》中说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阿格尼丝的不幸家庭似乎凝聚了一个时代女性的缩影——她周围的女邻居，科琳和弗朗西斯们全都过着几乎类似的生活，包括丈夫出轨、本人酗酒、生活贫困，她们既无法逃脱，也无力改变——甚至反映出普遍的社会现象，引人深思。
阿格尼丝是一个花见花开的美女，早年间嫁给了天主教徒布伦丹·麦高恩，“一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耿直的男人，工作卖力，想法单纯”，对阿格尼丝“尊崇备至”。然而，就像包法利夫人，老实人作丈夫意味着无趣，故阿格尼丝“从未尊重过这份心意”，而丈夫交给她的周薪似乎总是不够用。这时，她遇见了未来第二任丈夫舒格，他“简直闪着光”，“有一种新教徒特有的虚荣，喜欢展示自己浅薄的财富，脸上泛着嗜酒贪食的红光”，初见之时，“他眼中的光让她浑身一软”，这给予她恋爱时的狂喜之感，一种体验到“在世”的生命快感，尽管此时他也已婚。
相形之下，与前夫住在一起的生活，“她每天看到的都是对面一排排煤灰的出租房”，丝毫不让她留恋，以致逃走的那一晚，她彻夜无眠，“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在不安和怀疑之外，更多的是升腾的喜悦”。在她的想象中，她似乎要过上一种生命激情每天都能释放的理想生活，殊不知，带着子女、依旧扮演家庭主妇的她，依旧要面对以前的种种鸡毛蒜皮，只是换了个枕边人。
当然，读者在此很难不想到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二者存在很强的互文性。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虽然与包法利夫人相距百余年，阿格尼丝的命运仿佛早已写就：她如寻找到救星一般扑向了舒格，甚至为他生下了孩子，却最终命丧于自己的选择。而这在他们私奔的那个夜晚就已经注定：当时，阿格尼丝兴冲冲地数落舒格迟到，却完全没有想到，舒格其实被她变成一个抛弃妻子儿女的男人。
出发没有回头路。随着阿格尼丝从张爱玲所说的“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变成“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从遥远的美好欲望变为近处的寻常，她也将注定经受类似的遭遇。在这里，作者斯图尔特向福楼拜致敬，他们都极其深入地探讨了情欲的本质：人是一台德勒兹意义上的“欲望机器”，欲望始终处于一个不断生产的过程中，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冷酷的虚无，是意义的悬置。
三，阿格尼丝：宗教与世俗
“阿格尼丝”一名取自基督教殉道者圣阿格尼丝。一说，阿格尼丝生来貌美，引人注目，然而，她很早便宣布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所爱，矢志不嫁。求婚者来了又走，不遂心转而揭发她信基督教，随后她遭到迫害致死。另说，此外，还传说阿格尼丝被当局绑在木桩上，但她周围的柴堆要么无法点燃，要么火焰避开了她，最后当局将其砍头。因此，“柴垛上的阿格尼丝”成了著名宗教雕塑、绘画题材。
可以看出，宗教贞女阿格尼丝和小说人物阿格尼丝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前者象征着纯洁的宗教之爱，是精神性的，是救赎，后者象征着世俗的生命之爱，是物质性的，是索取，是征服，可能还是毁灭。乍看来，二者是对立的，但其实不然。小说人物阿格尼丝身上兼有宗教贞女阿格尼丝的特质：她的世俗之爱，就是她的宗教，一种宽泛意义上可能更接近宗教本质——爱——的宗教。
不过，若从宗教走向神话，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来看，贞女其实代表着小说人物阿格尼丝的阿尼姆斯，即女人心中的男性成分，她坚定而勇敢、自信和不屈，无怪乎她会震惊于舒格的那股“令人生畏的魅力”，那股“自信”，“他会把他想要对你做的事，变成你自己渴望至极的事”。然而，原本相互认同的他们，结局却是将对方摧毁，这与《呼啸山庄》中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爱情故事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互文性。
四，工业城市：繁荣与衰落
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格拉斯哥，苏格兰第一大城市，英国第三大制造业城市，仅次于伯明翰和利兹。250余年前，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在这里改良了蒸汽机，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工业革命”。作为煤炭的重要产地之一，格拉斯哥和更著名的纽卡斯尔一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到了小说所述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曾经的繁荣早就一去不返，留给这座工业城市多为衰草枯杨和满地狼藉：废弃的矿坑和萧条的聚落等。
然而，即便格拉斯哥荣光不再，曾经的富人依旧保有着自己的财富，位于社会光谱最为光鲜的一端，那里“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依旧气势恢宏”，“由昂贵的红砂岩切割而成”，而住在观景山、矿口区等“贫困街区里的工人阶级”，不得不面临生活的剧变——本地无法充分就业，家庭收入持续下降，被迫选择靠救济金维持生活，换言之，即“日渐衰落”——他们住的房屋，建筑材料的“孔里吸满了几十年间城市的污垢和黑色的湿气”。这很显然是一种“格拉斯哥折叠”。
在这里，作者对撒切尔时期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政策不无微词，尽管常常只是点到为止。作者借舒格之口说道，“格拉斯哥在逐渐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他能从后视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能从自己的收入上感觉到。他听说撒切尔不想要踏实的工人了，她的愿景是发展科技、核武器和私有化医疗。工业化的好日子到头了”。在这里，宏大的政治进程被淡化为人物的生存背景，坚固而冰冷：没有政治人物的响亮口号，只有平凡人物的酸甜苦辣。
某种程度上讲，格拉斯哥也可以被看作小说的“主角”——只不过是非人物意义上的，而贝恩一家及其邻人上演的悲喜生活剧，以及从繁荣到衰落的经过，就是格拉斯哥的故事：这座城市见证了大英帝国的繁华与荣耀，曾经是王冠上的一朵明珠，却也无力阻止她一步步走向终将不可挽回的衰落。“雨是格拉斯哥的常态。因为雨，这里的草地常年是青色的，人们皮肤苍白，总得支气管炎”。此时的雨，是命运为格拉斯哥流下的眼泪。
五，结语
然而，读毕掩卷，读者记住的恐怕不是阿格尼丝的酗酒，而是她那可怜却又可敬的自尊。即便身居矿口区，她依然注重穿着体面，“浑身珠光宝气”。即便是领救济金，她也是一副“女王一般的姿态”，在公交站假装等车，实际上是停留片刻，好有力气步行前往目的地。“飞驰而过的汽车吹乱她的头发，她挺起脊梁，假装享受”。即便自身难保，她还是尽全力养大舒吉——至于书中的财富不足问题，跟《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样，永远无法进行会计意义上的深究。
在母亲的影响下，舒吉这个“非正常”男孩——喜欢女生玩的游戏、性格偏向柔弱内敛——逐渐敞开了心扉，并与利安娜结为好友。在小说结尾，曾经因为被人看到在家中跳舞而倍感屈辱的舒吉，甚至在公共场合跳起了舞，他“踩着他锃亮的鞋，无所畏惧地转了一圈”。这份坚定和勇敢，是母亲留给舒吉最好的遗产和礼物。格拉斯哥的天气总是漫长的阴雨，偶尔才会有短暂的晴空，就像每个人的人生。阴雨逃不掉，何不坦然面对，更重要的是珍惜难得的晴空，那才是生命的光彩所在。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