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村上春树

　　这是为大庭健先生的著作《叫作“我”的迷宫》专修大学出版局，2001年4月出版写的“类似解说的东西”。大庭先生是所谓的哲学家，或说思想家（就是专门思考相当艰深的问题的人），像我这样的角色本不该冒昧地越俎代庖，却因为人家拜托“不管写什么都行”，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大庭先生与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相识的。

　　何谓小说家？当别人问我，我大概都这么回答：“小说家，就是以多作观察、少下结论为生的人。”为什么小说家得多作观察？因为没有大量的准确观察，就不可能有精准的描写——哪怕是通过观察奄美黑兔去描写保龄球。那为什么又要少下结论？因为作出最终结论的永远是读者，而非作者。小说家的使命，就在于悄然地（当然，也可以用暴力形式）把该下的结论以最具魅力的形式传递给读者。

　　想必诸位知道，一旦小说家（偷懒，或单纯为了卖弄）不愿将这权利委让给读者，亲自出马指手画脚地下结论，小说大体就会变得味同嚼蜡。内容缺乏深度，语言失去光彩，故事变得呆滞。

　　想写好故事，小说家该做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预设结论，而是精心地不断叠加假设。我们就像用双手托起熟睡的猫咪一般，把这些假设悄然托起来运走（每当使用“假设”这个词，我总是浮想起呼呼酣睡的猫咪的形象。温暖柔软湿乎乎，又浑然不觉的猫咪），在故事这个小小的广场中央，一个又一个地堆积起来。能否有效准确地挑选猫咪（即假设），能否自然巧妙地把它们堆积起来，就得看小说家的能耐了。

　　读者姑且将这假设的结集吸纳进心中，听从自己的指令重新调整，排列成易于理解的形式——当然是说中意这个故事的话。几乎所有情况下，这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动进行的。我说的“结论”，就是指这种个人的排列调整。换个说法，也就是精神构成模式的重组样本。通过这种抽样作业，读者能感同身受，真实地“体验”活着这一行为中包含的动性亦即活力。为何得刻意这么做？因为真正重组“精神构成模式”之类，绝非人生中能一再体验的事。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虚构的作品，实验性、假设性地进行一点抽样调查。

　　也就是说，如果把小说使用的材料一一提取出来，虽然是虚构，是疑似，然而就其遵从的个人指令和调整重组过程而言，却不折不扣就是（或应当是）实实在在的真家伙。我们小说家始终拘泥于虚构，在许多情况下，恐怕是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虚构中，才能有效而紧凑地将假设堆积起来。只有精通虚构这工具，我们才能让猫咪们深深地酣睡。

　　不时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许多人真诚地问我：“为什么您能那么清楚、准确地理解我的心思？我们的年龄差距是如此之大，此前的人生体验肯定也毫无共同之处。”我回答说：“那不是因为我准确理解了你的心思。我不认识你，当然不了解你的所想所思。如果你觉得心事得到了理解，是因为你把我的故事有效摄入了内心世界。”决定假设走向的，是读者而非作者。所谓故事就是风。当有东西摇曳时，风才为人眼辨认。

　　“何谓自己”这一追问对于小说家——至少对于我——几乎不具备意义。因为这对小说家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将“何谓自己”的设问转换为别种综合形式（亦即故事的形式）。这工作进行得极其自然极其本能，因此不必刻意思考那设问，就算思考也几乎不起作用——反而会引来麻烦。如果有作家长期严肃思考“何谓自己”的命题，他（她）就不是天生的作家。也许他（她）写过几本优秀的小说，却木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家。我是这么看的。

　　不久前，我收到一位读者的电子邮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准确的原文回忆不出了，现将大致的意思写下来。

　　日前参加就职考试，有一道考题是“请在四页稿纸之内（我记得好像是）对你自己进行描述”。我根本无法用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嘛。假如村上老师您遇到这种考题，您会怎么回答？职业作家连这样的事也能做到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你好。诚如所言，几乎不可能用不足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提问。但就算无法描述自己，比如说用不足四页稿纸描述炸牡蛎却是可能的。那为何不试着描述一番炸牡蛎呢？通过你描述炸牡蛎，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得到体现，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你自己。这就是我所谓的“炸牡蛎理论”。下次再有人叫你描述自己，你就不妨试着描述炸牡蛎看看。当然不必非得炸牡蛎不可。炸肉饼也行，炸虾丸也可以。丰田卡罗拉汽车也好青山大街也好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好，都没关系。我不过是喜欢炸牡蛎，信手拈来做个例子罢了。为你加油。

　　对啦，所谓小说家，就是指能无比详尽地描述全世界的炸牡蛎的人。从不去思考“何谓自己”（也无暇思索这类问题），我们不停地撰文描述炸牡蛎炸肉饼炸虾丸，并将这些事象事物与自己的距离和方向作为数据资料积累起来。请多作观察，少下结论。这就是我所谓“假设”的大致意义。于是这些假设——不断堆积的猫咪们——就会产生热量，这么一来，名叫故事的vehicle（载体）便自动启程。

　　“何谓真正的自己”这一追问，由于逻辑的畸变，成为奥姆真理教（或其他极端宗教）吸引众多青年的因素，这一点也是大庭健先生在本书中屡屡指出的地方。我写作《在约定的场所》一书时，曾经对几位奥姆真理教信徒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得到的印象大体相仿。

　　他们中有许多人深陷看不见出口的思维的死胡同，追问自己“本来的实体”究竟是什么，于是渐渐失去与现实世界（姑且称为“现实A”）的实质联系。人若想将自己相对比，必须闯过几个有血有肉的假设的关口。就好比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王子塔米诺和公主帕米娜那样，经历过水与火的考验（或说经历作为隐喻的死亡），才理解爱情与正义的普遍性，并借此逐步认清自己这一身份。

　　但实际上，此刻环绕我们的现实充满太多信息与选项，基本不可能从中恰当挑选并吸纳对自己有效的假设。将它们无限制无秩序地摄入体内导致中毒的情形倒屡见不鲜。而且环顾四周，并不见有经验丰富的年长者在引导他（她）。因为现实的推移过于迅猛，一代代前辈积累的经验许多情况下不再是有效的范例。

　　就在这时，一个强有力的局外人悄然现身，将几种假设制作成浅显易懂的套餐食谱交到他们手上。其中所有的必需品一应俱全，装在精美的包装盒里。此前混乱不堪的“现实A”，如今被剔除种种制约、附加条件和矛盾，变得更单纯而“干净”的“现实B”取代。在那里，选项数量有限，所有问题都预备好了条理清晰的答案。相对性遭受放逐，绝对性取而代之。在这新的现实中，他（她）承担的角色被明确标示出来，该做的事项罗列在详尽的日程表上。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要达到目标却用数字测算出来，绘制成图表。那个“现实B”中的自我，夹在“前自我”和“后自我”之间，所以是拥有正当存在意义与连续性的自我，绝非其他。一目了然。此外我们还能冀盼什么呢？而且为了获取那新的现实，他（她）必须支付给对方的，无非是旧的现实，以及在其中手忙脚乱地苦苦挣扎、惨不忍睹的自我。

　　“跳吧！”那个局外人说，“你该做的，只是从旧的大地跳到新的大地上。”

　　允许我表达见解的话，这种交易倒不见得有多么荒谬。小说家有时也做相同的事。我们通过故事这工具把它讲述出来。“跳吧！”我们说。于是把读者摄入故事这一现实之外的体系，将幻想塞给他们。使他们勃起，使他们畏惧，使他们流泪。将他们驱入新的森林，让他们穿越坚固的墙壁，让他们把不自然的事物视为自然，让他们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

　　然而故事一旦结束，假设便基本完成使命。幕布降下，灯光亮起，堆积的猫咪们从酣睡中醒来，伸伸懒腰，停止做梦。读者只留下部分记忆，回到原先的现实中。与先前相比，也许颜色有时会改变，但存在于彼的仍是原先那个司空见惯的现实。其延续性毫无置疑的余地。换言之，这个故事是开放的。催眠师在时机到来时，会啪地拍一下手，将被催眠者的催眠状态解除。

　　然而麻原彰晃其人，以及奥姆真理教组织针对众多青年的所作所为，完全封闭了他们的故事之环。锁上厚厚的门，把钥匙扔到窗外。将“何谓真正的自己”的疑问带来的封闭性足足放大一圈，置换成更牢固的封闭性。

　　将延续性切断——这大约就是关键。通过切断延续性（或无限地替换成伪装的延续性），一见之下现实似乎变得和谐统一，但延续性这稍嫌凌乱却不可或缺的气孔却被人为地堵塞，因此房间不容分说滑向缺氧状态。这任如何考虑都是危险的事态，实际上当真招致了及其悲惨的结果。

　　我接到过一位曾沉迷某个庞大极端宗教（不是奥姆真理教）的男子的来信。他被那个极端宗教组织送进修道场（似的地方），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严禁阅读圣典之外的书籍（他们不允许信众接触虚构作品，之人可一条虚构频道，这也是必然）。然而他将我写的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偷偷藏在箱底，避人眼目每天偷读上一段。然后历经艰难曲折，花费许多时日才好不容易摆脱极端宗教组织的精神束缚。如今终于重归现实世界，过上普通的生活。为什么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每天读那本小说？为什么没有听从指令把它扔掉？他也无法解释清楚。不过他写道，倘若不曾坚持读那本小说，不知能否从那里成功逃脱。

　　对我这个小说家来说，这封来信有重要意义。我的猫咪们没准就在做相当厉害的梦呢。我当然不是在夸奖自己写的小说优秀，只是说，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它曾经拥有某种特定的效应。但作为一介小说家，我仍然为这个事实欣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在围绕故事这工具进行漫长而严峻的战斗。有时我也这么想。[NextPage]

　　他们——极端宗教——准备了简单直接、一目了然却又强劲有力的故事，引诱人们，试图把人拖进圈套。从有效性的角度看，这是极其有效的假设。几乎没有不纯物质介入其中。对其理论提出异议的因素，就像贝壳吐出沙粒一般，从一开始就被巧妙地排除了。逻辑大致前后一贯。不必迷惘，也不必苦恼。在那里所有的疑问都会得到解决。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那只说明所作的努力还不够。来吧，努力吧！课题布置下来了，只要努力就会得到正当的回报。封闭的环正因为封闭，正因为排除了不必要的东西，才拥有可迅速见效的强大能力。

　　与之相比，我们小说家能提供的故事却平淡无奇。我们只能预备各种式样各种尺码的鞋子，让大家轮流把脚伸进去。既费时间，又费劳力。说不定有人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双尺码合适的鞋。几乎没有一样东西能打包票。一望而知缺乏有效性。如果有人问：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将无言以对。没有明快的答案。只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辞，说：“我觉得好像有某种意义。”

　　某种意义。

　　但也有某类东西，是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虽然不多，却有一些。那就是前面也曾提及的延续性。我们在一个叫做“文学”的、经历过长期实证的领域里工作。但从历史角度去看，文学在许多情况下起不到现实作用。比如说它从来不能以肉眼可见的形态阻止战争、屠杀、诈骗与偏见。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是无力的，在历史上几乎不具备立竿见影的速效性。但至少文学从来不曾催生战争、屠杀、诈骗与偏见，反而始终不厌其烦地孜孜努力，试图催生与之抗争的某种东西。当然，其中不无试行错误、自相矛盾、内部纷争、异端与走题。尽管如此，文学总体来说始终在追求人类的尊严内核中的事物。在叫作文学的东西里面，有这种（唯独）在延续性中才能阐述的强有力的特质。我如此认为。

　　这种强有力，就是巴尔扎克的强劲，是托尔斯泰的恢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是荷马丰饶的想象，是上田秋成澄澈的美丽。我们所写的虚构作品——尽管屡屡把荷马拉出来举例让人觉得对不起他——就建立在源自那里并绵延至今的传统上。我作为一介小说家，在万籁俱寂的时分，有时会听见那涓涓细流的声音。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不必说，于世间几乎没有用处。但觉得此时此刻我所做的，就是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某种至关重要的事情，今后它必定会传承下去。

　　所谓故事，就是魔术。借用奇幻小说式的说法，我们小说家将其作为“白魔法”来使用，而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则将其当作“黑魔法”来利用。我们在森林深处，不为人知地殊死格斗。简直就像斯蒂芬·金的少年小说中的一幕场景。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形象肯定相当接近真实。因为小说家比谁都熟知故事的强大力量及背后的危险性。所谓延续性，也就是道义性。而所谓的道义性，就是精神的公正。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何谓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