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张中江

　　被访者：米亚·科托

　　翻译：邱宇同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Mia Couto），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会在第一时间问出版方，中国女性出嫁后是否会改随夫姓？还很好奇记者的笔记本电脑，敲下键盘之后怎么会显示出中文字符。同样的，对中国读者来说，米亚·科托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中信大方”才刚刚翻译引进了三本他的书——《母狮的忏悔》《耶稣撒冷》和《梦游之地》。对于新事物，人们常常会贴上简单易识的标签，比如“非洲作家”。但这其实是一个米亚·科托不愿意接受的轻率的介绍方式。

　　“非洲深受本质化与田园牧歌化之苦，很多声称是纯正非洲的东西其实不过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几十年里，非洲作家要去证明纯正性：人们要求其文本传递出大家认为的真实种族性……确实有很多非洲作家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但我并不想因此便将非洲视为一个唯一、独特、同质的地域。”作家本人在2008年斯德哥尔摩国际作家与翻译大会上这样说。

　　身为葡萄牙后裔的他，出生在莫桑比克的第二大城市贝拉，父亲是当地著名的诗人和记者。米亚·科托上学时参加了反殖民斗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后来自己选择定居在莫桑比克。他的身份很多样，诗人、小说家、记者、生物学家，同时也是文化思想者，对文化冲突、种族、环境、性别等诸多议题都有深入思考，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广博、多元的气象。在今年上海书展“大方文学节”的演讲中，他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十年前，他在一个动物保护区遇到一个猎人，也是通灵者。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晚，已经失去视力的猎人说，“为什么你现在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看不见一样？我不用眼睛看，我的朋友，我借助梦来看。”在他的作品里，米亚·科托也尽力传达莫桑比克人关于身体和意识的概念，“我们是用整个身体来思考的。我们的大脑分散在身体各处，从头到脚。思想并没有自己的家，它在我们拜访他人的时候发光。”

　　将本土语言与葡萄牙语创造性结合，通过添加词缀、旧词合并等创造新词，是米亚·科托作品的一大特点。在这点上，巴西作家罗萨对他有过很大影响。葡语文学学者樊星说，在2009年出版《耶稣撒冷》时，米亚·科托对语言创新的极致追求已渐渐让位于一种流畅自然的叙事风格，但某些字句仍然会时不时跳出来。甚至《耶稣撒冷》这个书名本身，也是作家造词的产物。“巴西与非洲都曾是葡属殖民地，葡萄牙语是殖民者曾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对语言的改造意味着对殖民历史的反抗。”

　　包括《纽约时报书评》等在内的媒体，在谈到他作品风格的时候，都会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形容。此次中国之行，米亚·科托也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归类，而是认为“魔幻和现实这两样东西是一体的”。在米亚·科托笔下，人和动物、植物甚至石头之间，存在可以转化的玄妙。人可以变成鸡，变成狮子，甚至是一棵树、一条船。这种看起来不可思议、十分魔幻的情节，在莫桑比克本土文化中，却非常自然，毫无违和之感。

　　多年的战争给莫桑比克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女性的命运更加多舛。在识字率还不是很高的当地，身为作家的米亚·科托，会被视为带有神秘力量的“巫师”。甚至走在路上，也会有人把他拦下，诉说自己的遭遇，希望能通过他传递声音。米亚·科托不仅将自己的观察写到了作品中，还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为受难者发声。最早被引入中国的小说《母狮的忏悔》，就对女性的遭遇给予了深切关注。在库鲁马尼村，二十多个女人接连葬身狮口。随着调查的推进，人们开始认识到，也许母狮并非真正的狮子，而是女性用巫术召唤出来的古老神灵……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这样评价他：“不同于我以往读过的任何非洲文学。”在上海书展期间，米亚·科托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专访。

　　记者：《梦游之地》中文版序言中您说，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就会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这种失忆成为共识。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也对几十年前的战争基本没有什么印象。除了人类共通的原因，为什么说所有莫桑比克人“都想忘记内战”？

　　米亚·科托：在莫桑比克，人们并不是真正的忘记，而是被迫忘记。因为他们害怕，那（战争的影响）并不是过去，而是依然存在着。他们缺少自由，尝试去忘记那段历史，但战争还在影响着现在的人。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一定要接受那段历史。即使那段历史很痛苦，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作家的任务不是指出历史上的真凶是谁，他们的任务只是讲一个故事，因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梦游之地》开篇就用富有诗性的语言描写了战后景象，写作诗歌对您的小说语言有怎样的作用？

　　米亚·科托：写小说这件事，跟用诗意的语言是没有对抗关系的。这是没有边界的，（边界）是人们构建出来的。人用理性去思考的时候，就把隐喻的可能推到一边，人们不喜欢这种东西，好像非常孩子气似的。

　　记者：《梦游之地》在叙事上采用两条线，其中一条是日记的形式。《母狮的忏悔》也采用类似的叙事方式，这是您所偏爱的结构形式吗？

　　米亚科托：我不喜欢一个主角的叙述方式。我只是一个倾听者，把自己听到的不同声音，以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记者：“造河的人”这样一个意象，同样也在前面说的两本书中有所提及。这是您特意创造的，还是有民俗传统？

　　米亚·科托：这是来源于一种神话和民族传统。当地人认为，河流是一个像人一样实体的东西，跟其他比如说岩石一样是有生命的。河流还是连接死去的人和现在人的一个桥梁。

　　记者：《耶稣撒冷》这本书里，在“耶稣撒冷”的人，拒绝回忆过去，也看不到未来，那怎样定义“当下”这个概念？

　　米亚·科托：在莫桑比克人的概念里，过去和未来不是线性的，不是有前后顺序的，而更像一个环。这是当地人对时间的理解。在莫桑比克语言里，也没有“未来”这个词。有“明天”，但是没有“未来”。所以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死去过，因为一直都是环形的，一直是关于现在的。

　　那里的女人去生孩子之前，是不能给孩子带任何衣服的。在你看到这个小孩之前，是不可以给他/她穿上衣服的。因为你在预测一种未来。在那里，他们认为，“未来”这个事情是不可预测的。这看起来比较奇怪。他们认为，你这个个体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你和你周遭的一种协调、协商，共同存在于一种协调中。他们眼中看到的山和河流，不仅仅是固体形态的山，而是会有声音。我的作品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声音放在一起。

　　记者：这和东方文化里的“轮回、往生”是否比较相似？

　　米亚·科托：这跟东方哲学不同。在莫桑比克，没有死而复生的过程，人是没有真正死掉的，而是无处不在的，一直在你身边。他们并没有不在场，只是改变了存在的形式。即使你在活着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一棵树、一条船，或者是其他生物。

　　记者：在这部小说中，“我”与还有过去可以比较、能感到痛苦的“哥哥”相比，没有其他体验，这个“我”建立的是怎样的认知？

　　米亚·科托：这本书的主人公有点像我自己。我的记性特别差，记不住很多事情。对“我”来说，保持沉默是在场的一种方式。在英文版和法语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沉默的调音师》，这也是中文版一章的标题（《我，姆万尼托，调试寂静的人》）。这个“我”的一个身份，就是沉默的调音师。

　　记者：女性角色玛尔达的闯入，直接导致了“耶稣撒冷”这个世界的改变。您希望通过这个人物告诉读者什么？

　　米亚·科托：因为这个角色是个女性，对主人公来说，其实是带来一种新的、和男性相对的气质。她来自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既渴望了解，又有些害怕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爸爸告诉他们，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存在了。所以他们对那个地方（女性来的地方），有这样一种情感。

　　记者：《母狮的忏悔》里库鲁马尼的女人，都对丈夫有尊称“团古”。而丈夫则直呼妻子“女人”，可以看到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命运也很悲惨。现在莫桑比克女性地位是否有了明显的改变？

　　米亚·科托：在城市和农村的女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穷人和富人，黑人和白人也是不一样的。很难说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的，这是跟你的阶级、宗教相关的。不过在选举这件事上，莫桑比克在全球来说都是很平等的，议会里百分之五十是女性。当然这是事情表面的一个情况。

　　记者：在争取男女平权上，您是否参与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给相关的组织提出好的建议？

　　米亚·科托：首先我是个作家，会用文学来写这些事。其次我还会参与很多争取女性、儿童权益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我也是活跃者的角色，在一个公民社会的环境里。在路上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叫我停下，让我告诉那些人某个事情。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感觉自己有点像传声筒的角色。对这些人来说，文字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记者：就是说文字的世界影响不到他们，他们更希望有人可以直接为他们发声呼吁？

　　米亚·科托：莫桑比克在43年前独立，但那个地区识字率还是很低的，当地人认为能写字的人还是属于不同的阶层。我因为一方面写文章，另外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在当地也是有名的人，人们会把我当作传声筒这样一个角色。

　　记者：小说中提到的“同化教育”（葡萄牙在殖民时期推行的教育），对莫桑比克现在的文化是否还有影响？

　　米亚·科托：当地有25种以上的语言，百分之四十的人既不会讲也不认识葡萄牙语，他们还在说自己的母语。如果说小朋友的话，小学基础教育里有方言和葡萄牙语的学习。

　　记者：您曾在以前的演讲中提到，“三十年前几乎没有莫桑比克人母语是葡萄牙语，到现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将葡萄牙语作为第一语言。”这是否意味着莫桑比克本土的语言已经很衰弱？您对莫桑比克本土语言有怎样的研究，在作品中倾向于怎样运用？

　　米亚·科托：葡萄牙语作为莫桑比克官方语言，确实很多人渐渐不太会讲母语了。在学校里，很多人是把葡萄牙语作为第一语言去教学，当作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还是有差别的。

　　记者：中国与非洲国家，都曾有过被外国入侵殖民的经历，被视为文化上的“他者”。在文学作品或者评论中，会有一种“奇观化”的想象。您认为今天这种情形是否有比较大的改观？

　　米亚·科托：情况肯定更好了，现在莫桑比克可以从内部发出声音。但是所谓对“他者”的构建，去想象对方是怎样的，其实是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操纵，有目的的一种操纵。

　　记者：可以谈谈最开始阅读作家吉马良斯·罗萨的体验吗？

　　米亚·科托：罗萨是个诗人，写文章也是非常诗意的。罗萨从别的语言借鉴了一种逻辑，改造了葡萄牙语。对于那些偏远的人，他们说的语言是没有限制的，不存在语法正确与否的问题，他把这种自由带到了葡萄牙语中。他是个医生，经常骑个毛驴，带着小本子，听人讲故事。他把其中的语法和逻辑借鉴过来，改造了葡萄牙语。举个例子，比如他碰到两个人坐在一起，就问其中一个人你在干吗，这个人回答说，我什么都没做。问另外一个人你在干吗，他说我在帮这个朋友。

　　记者：他给了您怎样的启发？

　　米亚·科托：罗萨作品的存在，对我相当于一种允许——你可以去这样做了。之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需要理性的东西，看过罗萨的作品之后，相当于他对我说，“你这样做吧，你去写吧。”

　　记者：在各种介绍您的文字里，会提到您是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今年这一奖项暂停颁发，您会期待这个奖项有什么新的改变吗？

　　米亚·科托：对于诺贝尔奖，我其实没什么期待，但是我希望能够改革评选标准。现在有很多重要作家，并没有进入诺奖的视野。而且诺奖的评选是非常欧洲中心化的。这也不是以我的角度出发说的，因为在诺奖内部就有这样一种质疑的声音。比如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嘉宾皮特·恩格伦，就有这样一种批评的言论，认为诺奖是欧洲中心化的。我以前得过很多奖，有些没什么名气。但是如果有个小孩子走过来说喜欢我的书，我的书可以打动一个小孩，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记者：莫桑比克的年轻作家们，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米亚·科托：他们关心世界，希望成为世界的作家。

　　记者：您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好奇，想知道的？

　　米亚·科托：我想知道一切关于中国的事情。目前我只来过上海一个城市，非常喜欢上海，我还想再来，看到更多的中国。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