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鲁克·德洪迪

　　被访者：维·苏·奈保尔

　　下文为英国《文学评论》杂志2001年8月号的访谈录，时值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以下简称奈）荣获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即将推出长篇小说《半生》，就其新作及创作等话题该刊记者法鲁克·德洪迪（以下简称德）与之进行了访谈，以下是对话的部分内容。

　　德：不久以前您曾经说您已经对长篇小说不感兴趣了，“长篇小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您现在却又写完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莫非您的那个说法仅仅是一种玩笑？

　　奈：不。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随意。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而真正的书是那些流传下来的，不是抄袭。我要说我宁愿读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书。

　　德：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半生》找到了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它是一部非常强有力的想象作品。它带着我们穿过三个不同的背景，三个不同的时期，并且我们遇到了处于不同环境下的人。我们随着中心人物威利，从独立前的印度，到战后的伦敦，再到非洲的一个葡萄牙外省。

　　奈：我试图把它写成一本轻松、愉快的小书，然而又充满了种种的事情。

　　德：我们待会儿再谈这本新书。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顾一下您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您曾经写到您在知道自己必须写什么之前有过一个苦闷的等待时期。您描写了您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兰厄姆饭店大楼里工作时您写出的第一个句子。

　　奈：在1955年或者那前后，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很难被任何一位伦敦的出版家认为是一本真正的书。

　　德：在您的自传作品中经常用到“生硬艰难”这个词。您把这个词用在你父亲和他的生活及抱负上。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那个特立尼达的种植园殖民地---父亲居然产生了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而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我要说我父亲的孙子孙女们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这很令人辛酸，不是吗？

　　
奈保尔作品《米格尔街》

　　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奈：这个……我妻子的一个女儿最近一直在看我父亲写的一些东西。她从巴基斯坦来。她被这些作品迷住了，因为他当时写的那些人更接近于南亚次大陆。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来自一种农民文化。它不是一种文字文化。那儿没有任何阅读传统。那儿有人阅读宗教读物，有人阅读史诗，有人在宗教场合阅读圣经。那时，在那儿是一种怪异，由于他的雄心，他居然想要去写作，那时在他的文化中根本没有任何阅读或写作的传统。

　　德：而这变成了《通灵的按摩师》中的一个主题，对么？这个主要人物想要写作却对写作根本一无所知。

　　奈：你知道这位按摩师从象征的意义上是稍微有一些自传的成分的，因为这种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再现了我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这种艰难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去写作。

　　德：但是在那最初的几本书以后您功成名就了，所以事情肯定容易多了。

　　奈：即使在那时候也并没有感到日子更容易。我依然贫穷。我的意思是实际上贫穷延续了很长时间，使事情更糟的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作家。我那时看不到该怎么行动。人们看着那些两年前出版的文字，已经在说：“那位作家总是在那儿。”但是我却认为变成一个作家意味着确切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有趣吗？你残忍吗？你是重还是轻？你必须知道。在开始，我努力做得有趣。1949年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17岁，我在牛津完成了这部小说。我把它拿给一个朋友看，他残忍地说它使他想到伊夫琳·沃，而他是对的。

　　德：那些早年的艰难是否与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读者群有关？因为今天一个印度作家，或者一个黑人诗人总是有确实可靠的读者群，至少在《卫报》的读者当中。在您开始的时候显然没有这样的读者群。

　　奈：我从来没有想到谁会读这些书的问题。我不那样思考问题。我相信文学的纯洁。我相信如果有人写作，并且写得好，就会有读者。

　　德：所以您过去写作，而根本不在意您在对谁讲话？

　　奈：不，并不是不在意。事实上我没有任何读者群。我永远是一个外来者。用一个美国词儿：我永远是一个舶来品。在一开始写作我要简单得多，我那时为我的妻子帕特写作。我把一切读给她听。在那些早年的岁月里，我有时也在内心中对弗朗西斯·温德汉和戴安娜·阿西尔说话。

　　德：但是您没有想到，随着您的进步，成功很快就要到来了？

　　奈：我没有任何成功。

　　
奈保尔肖像

　　德：我认为您的《中途航道》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它为您已经在一些二十世纪新独立和觉醒的国家和文明当中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定了调子。这是关于新近非殖民化世界的第一本真正的书，而且它十分有趣，充满没有探测过的事实真理。但是对于这本书却有一些来自加勒比人的抗议。

　　奈：在书中引用了一些新西印度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的话，他说：“我们来自于基督教传统或者犹太基督教遗产。”在那时在加勒比人中有一种见解，认为他们是欧洲人，而我在说：你们是非洲人。我所强调的他们源于非洲的人的事实是不可接受的。好像我正在开邪恶的玩笑，就好像说黑能变白，这冒犯了很多人。

　　德：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七十年代初……

　　奈：它变得很重要，它变成了公认的智慧。到这时候他们开始维护别的东西，一种非洲人身份。

　　德：接下去，在您的下一本记述旅行的书里----横贯印度的旅行，书名叫作《幽暗国度》——有更多人们无法接受的事实。它在印度引起巨大的轰动。我必须承认在一个大学里读到它的时候是一种启示：它使人知道了许多到目前为止看不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其实就在人们的眼前。然而我发现很难在我的朋友们中间为这本书全心全意地辩解。我的钦佩之情不得不成为一个暗中的秘密。请告诉我您怎么会想到要写《幽暗国度》，为什么是印度？

　　奈：哦，祖先之邦嘛。我由于先人而对印度十分亲近。我在一个充满非常彻底的印度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长大。那就是我的世界。在那里也有一场独立斗争，它发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对我很重要。

　　德：您曾经追随它吗？

　　奈：哦，毫无保留的。我们全家都是如此。

　　德：所以，印度那时对您是一种自我发现？

　　奈：这个……事实是我被印度、被我看到的东西粉碎了。我看到的那些事物只是似乎在反复出现，而我没有想到这当中会有一本书。我并没有感到由于我的旅行会有一本书要写出来。此后有整整三个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面对着有可能要把安德列·多伊奇预付的500英镑定金还给他的局面，所以，我写了这本书。我做的事情是打开一本练习本，在两张纸上写下所有打动我的东西，加上一些小标题，我看着它们，我形成了一个轮廓，并且或多或少就按照这个轮廓写下去。这本书在心情和样子上总在变化。

　　
奈保尔与第一任妻子帕特

　　德：这本书侵犯了我们印度中部民族主义的范围，一种不加批判的并经常是捏造的对历史的解释，解释贫穷、偏见、迷信、种姓、残忍、虚伪、道德败坏等等。印度那时不想谈论任何这类问题。那种反应没有反馈到您那里去吗？

　　奈：真的没有。我那时正在做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谋生，我不得不去写另一本书。你必须记住在很早的阶段我就停止阅读评论文章了。我不喜欢看到印刷出来的我的姓名，无论什么时候我一看见它就急忙跳过去。到现在依然如此。

　　德：一位著名诗人，内西姆·伊齐基尔，编辑了一本随笔论文集，反对《幽暗国度》。

　　奈：我不知道。我认为我的书不是攻击印度的，它是对我的不幸的一个记录。我不是在敲打任何人，实际上它是一个令人感伤的经历和体验。请注意，它充满了缺陷：其中关于种姓问题所说的东西是受到我在这里拾到的思想——英国思想——的影响。现在我对种姓问题的想法就不同了。我理解氏族情感，它在一个大国里的必要性。我本应该理解艺术依赖于庇护者，而且在独立的印度，由于印度皇室宫廷的消失，这种艺术的可能性已经变窄了。

　　德：多年后，您回到印度，那次旅行导致产生了《印度：受伤的文明》，它作为游记的成分要少得多。它把一些运动从下面带到表面上来了，这些运动以往是印度作家们所不去看的。

　　奈：是的，这本书不同。由于我自己的背景我总是对来自下面的这些运动怀有最大的同情。由于这种情况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出身，我们是没有保护的，我们的家族，像我们一样的特立尼达的人们，我们没有声音。由于这种情况，我和印度作家们十分不同。我与尼赫鲁先生以及那些喜欢英迪拉·甘地的人不同。我认为那些人并不了解印度的农民。我认为即使是现在仍然只有很少的印度作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或者有所感悟。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我直接来自另一个阶级。尽管有当年的移民，我的祖先去了特立尼达，尽管受了教育，成了作家，以及其他的一切——那些人却是我的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情的原因。而且，我总是能够理解他们，那些农民，无土地者，那些下层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甚至一千年或更久以来，第一次自己来一次爆发。正是在这本书，我开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质。我认为这是一本只有我这个背景的人才能写的书，因为中产阶级，自我欺骗的印度人不会那样思考。

　　德：您能指出一些值得流传下去的作家么？

　　奈：他们应该是有独创性的人。是那些作出创新的作家。

　　
奈保尔的家族长辈

　　德：您认为谁是有独创性的人？

　　奈：福楼拜是有独创性的人。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是有独创性的人。还有吉卜林的印度小说。

　　德：还有狄更斯？

　　奈：早期的狄更斯。在一段时期以后，在狄更斯身上拙劣的自我模仿因素变成压倒性的。

　　德：他模仿他自己吗？

　　奈：他死于自我模仿。

　　德：不过在早期他创作过某些新东西吧？

　　奈：在很早的时期，当他24、25、26岁的时候，在《博兹特写集》《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退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这些是伟大的书。还有《大卫·科波菲尔》。我知道学者们喜欢像《老古玩店》《董贝父子》等枯燥的作品，但是可以把它们推到一边。还有像《艰难时世》那种可怕的书——是一本可怕的书。但是对于那本书的理解有某种政治角度。还必须加上1869年——马克·吐温和《傻子在国外》。还有《哈克贝里·芬》，它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它后无来者。它无法抄袭。我给你的这些名字是一些描写社会的人们，大社会——法国和美国。还有，我应该补充，在那位有缺陷的作家斯汤达身上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红与黑》中他的主人公读卢梭的《忏悔录》。那本书完成在1770年，比斯汤达写到的那个时期早得多，但是他的主人公读卢梭借以了解社会。所以你看到写作在那个时代的严肃功能。作家们今天在抄袭形式，然而他们的打算要轻佻无意义得多：去显摆，去制造一种新的轰动，早些时候我谈到一些拉丁美洲的官方作家。有人说，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如此恶劣，我们只能以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它。这当然是废话。没有什么事物恶劣到人的心灵无法承受。

　　德：您曾说您正在写两本书？

　　奈：是的，一本是关于英格兰，而另一本是自传性的……但是那本晚一些。

　　德：那么现在，那本新书——它将被人们评论并流行于世。您喜欢人们对这本书作出怎样的反响？您喜欢他们从《半生》中得到什么？

　　奈：我喜欢他们感到：“那就是我。”

　　图片@Web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