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戴尔（ Matt stuart 摄）
采访者：董子琪
被访者：杰夫·戴尔
“我人生最大的渴望是什么也不干。并不是缺乏动机，因为我的确有强烈的渴望：什么也不干。放下工具，停下来。”在《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一书中，英国作家杰夫·戴尔这样形容自己的人生志愿。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杰夫·戴尔没有过过一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起初他依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活，后来可以自由撰稿独立谋生，直到近几年才谋到一份教职，现在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写作。
迄今为止，杰夫·戴尔写了十四本书，题材异常广泛，涉及文学、爵士乐、电影、摄影等等领域，《一怒之下》这一本在其中略显奇怪。此书表面上是D.H.劳伦斯的传记，实际上却与劳伦斯关联甚少，戴尔花费了大量篇幅，用于讲述他如何准备写劳伦斯、如何拖延写劳伦斯，又如何讥讽他人尤其是学院派所研究的劳伦斯，读者在书中基本读不到什么劳伦斯的生平回顾或作品评价。这种偏离主线、别开生面的写法，以他写在题记里的一句话来评价或许再合适不过——“对无关紧要的细节进行无休无止的说明，长篇大论却毫不切题。”（福楼拜评价雨果《悲惨世界》语）
然而，这种毫无目的、“毫不切题”的写法中也有许多乐趣，戴尔在他的书中有着许多精妙的比喻与发现，比如说，在牛津受过保守学院派批评训练的他，将学院派的研究比喻成“杀戮”，“成千上万的学者在忙着杀戮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你并不是在教里尔克，你在谋杀里尔克！你将他送入坟墓然后去参加学术会议。”他还将中年危机中常见的梦想与现实冲突的困境，比喻成仓鼠与笼子的关系，“大部分的人不想要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人们想要被阻止与被限制。仓鼠不仅爱他的笼子，而且如过没有笼子他会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什么孩子成了如此方便的借口。”
此次中国之行，戴尔的行程被安排得非常紧张，几天内从北京、苏州接连辗转至上海，在到达上海的酒店时，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办理入住或吃一口早饭，就开始了访谈。这与他极其悠闲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强烈对比，他的状态也略显疲惫，只有在讲到他的父亲有多么抠门、以及弥尔顿《失乐园》的最后几段有多么感人时，明显提高了音调。
1、“国家用失业救济金投资了我，这个投资挺有眼光”
记者：你从牛津毕业后从来都没有工作过，那你是怎么谋生的呢？
杰夫·戴尔：我毕业那个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好遇上了失业潮，像我这个年纪的许多人都找不到工作，但是政府会给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救济金。所以我那时候离开大学，申请了政府救济金，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政策几乎帮助了整整一代人，很多作家、画家、音乐家等等，都是依靠救济金过来的——我们都是自愿失业的，我们不想被雇佣，因为我们想要的是自由的时间。而且那时候伦敦的生活成本没有现在这么高，有一整套“低收入者”文化，“低收入者”当然不是指生活赤贫阶层，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着异常多彩的文化生活。回头看，是国家用失业救济金投资了我，这个投资还挺有眼光的，因为我没有花他们很多钱，还写出来了不少书。当然，现在这个救济金政策也消失了，人们得努力干活了。
1986年的杰夫·戴尔（左）
记者：你依靠政府的失业救济金过了多久？
杰夫·戴尔：几年吧，慢慢地我就接到了自由撰稿的工作，但即使这样，国家还是会帮我交房租，当然那个公寓非常糟糕，渐渐我就可以自己供养自己了。那时候找到自由撰稿的工作挺容易的，不像现在，报纸版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景气。在80年代，我们的报纸越来越厚，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副刊，杂志上也有足够的空白，因此需要更多的自由撰稿人，所以我想要写作的愿望正好与时代潮流发展契合——我写各式各样的东西，像是对约翰·伯格的评论，还有其他很多很杂的门类，生活方式、音乐、文学都写。
在美国，编辑的修改程序会更漫长且严格，还有很多事实核查；但在英国，他们就是直接发表你写的任何垃圾。到八十年代末，我写出了那本关于爵士乐的书《然而，很美》。我做自由撰稿，不做新闻报道，因为我只想写个人的东西，我也没受过新闻专业训练，我的专业训练是英国文学，我可以从贝奥武甫一直写到塞缪尔·贝克特。
《然而，很美》
杰夫·戴尔 著 孔亚雷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
记者：当你没有找到工作，或者自由撰稿工作不太稳定的时候，你曾陷入焦虑中吗？
杰夫·戴尔：当然，我经常觉得，我作为作家已经就到此为止了。当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的时候，我觉得“就这样了吧”，但我迄今仍未完结。正是这个“我已经完了”的焦虑让我继续写下去，我很想让自己变成神经放松的那种人。但反过来讲，作家也可以用写作来表达焦虑，就像我写D.H.劳伦斯的这本书《一怒之下》，如同它的标题所示，它是我的愤怒、焦虑的结晶——这是写作的经典结局，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都可以将其转化为写作的优势——你腿断了，没关系可以写出来；你被男友甩了，没关系也可以写出来，正好可以用写作向他复仇。
记者：无论你在写D.H.劳伦斯、爵士乐还是电影，你都将自己在切尔滕纳姆的童年生活、家庭背景融入了其中，比如你提到父母都是工人阶级，给你买一个冰淇淋都觉得昂贵。所以，你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似乎在回顾自己父辈的时代？
杰夫·戴尔：首先要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关于童年的回忆录，我为此有些失落。我的童年即便非常普通，也是值得观察的——我如何从家庭中生长，如何进入学校——这整个过程定义了我的存在。另一方面，我父母那一代工人阶级所居住的那个世界，其实正处于消逝之中，人们已经不再那样生活了。我父母过的生活远比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要好，他们是受人尊重的、努力工作的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成长于上世纪30年代，也是非常艰苦的一代，种种经历让他们形成了过分节约的生活方式。我父亲几乎病态地着迷于不花钱，他本来没有那么“抠门”的，他还是会给我买小东西，但花钱真的让他太痛苦了。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他能做的事情，就是省钱。怎么省钱？他走不动了，看不到东西了，能做的就是绝不花钱。把钱留给我，即使我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人生很可怕，但省钱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了。这跟我们现在待在这么贵的酒店里，还能点一杯卡布奇诺，是完全不同的。
年轻的杰夫·戴尔在写作
记者：那么你认为你所写的故事与乔治·奥威尔的有可比性吗？
杰夫·戴尔：没有什么可比性， 对我来说，工人阶级生活只是我的成长环境，我对工人的“谨慎节俭”的特性确实非常熟悉。但是，我写的东西一点政治性也没有，我也没有像他那样做过什么调查采访，比如说去威根码头做调查。如果非要说我与乔治·奥威尔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平铺直叙、清楚朴素的写作风格。
2、“人们对某一类书有特定期待，我的书不符合任何期待”
记者：你认为你的写作与你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紧密吗？
杰夫·戴尔：对我来说非常紧密，对其他作家可能未必，他们可能就坐在房间里，想象他们身在异处，而我的写作非常依靠现实经验，下一本书《白色砂砾》是基于我在北京的个人体验写出来的。我不是说依托现实经验的、写自己熟悉的，就一定比依托想象的写作好，有一千种好的写作的方式，还有两万种不好的写作的方式。我写爵士乐的时候也不那么了解美国，我也不是黑人，但是写完了我就很了解了。所以我三十五年来的写作其实都是完成自我教育，我写了那么多年都是在做家庭作业，做作业最后做到了这么好的酒店，真是不错的“奖励”。
记者：提到英国文学，你的《一怒之下》是关于D.H.劳伦斯的，对于你来说，劳伦斯是一位怎样的作家？
杰夫·戴尔：大学时候我读了非常多的D.H.劳伦斯，他可以算是我的偶像了，就像现在年轻人的墙上会挂贾斯汀·比伯的海报，我墙上的画像是劳伦斯。他旅行过世界许多地方，写作的题材也非常广泛，这好像跟另外一位我热爱的作家杰克·凯鲁亚克有点类似，一般人想象作家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成天打字，过着非常无趣的生活。凯鲁亚克让写作成为冒险，让成为作家这件事变得非常美妙！
《一怒之下》
杰夫·戴尔 著 叶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
记者：有人将你的作品称为“闲逛”文学，认为你是在不同的文体、题材之间闲逛，你认为确实是这样的吗？
杰夫·戴尔：很高兴人们会这么讲。当你闲逛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在我的书中，也是没有任何一种强烈的叙事动力的。如果有人在看我的书的时候，发出这样的疑问，“作者想要让我去哪儿？让我看到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很理想的读者。人们可能对于某一类书会有特定的期待，但是我的书既没有符合典型小说的期待，也没有符合典型非虚构的期待——你必须对于这种“扰乱期待”的经验缴械投降，就按照它原本的样子去读吧，不要有任何先见或期待。
记者：所以当你写的时候，你确实没有一个写作的目标吗？
杰夫·戴尔：没有，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把页面填满，把一行行字累积起来，然后我就可以组织结构。比较好的情况是，我已经完成的文字已经暗示好了一种组织结构的方式：我的爵士书是以“爵士音乐”般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讲摄影的书是以“瞬间”来联结的。为什么结构非常重要？因为我的作品里缺乏叙事动力，所以结构有它的使命。对我来说，结构不是人为添加的，而是非常自然地生长于材料之间的。你需要让结构适应于你的写作对象。
记者：所以你是在找结构与主题之间的一种匹配？
杰夫·戴尔：对，结构与主题之间的匹配是必须的。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发现一部作品与它的评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很无聊的做法，这也是我体会到的、牛津这样的学术训练所存在的缺陷。我在《一怒之下》这本书里也提到了我对这种保守学术批评的态度，当然是有非常夸大的，甚至黑色幽默的成分的。但是我想做的是，让评论与作品本身更接近，最理想的状况是，评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3、“很多美国年轻人喜欢写作，可他们根本不阅读”
记者：你是怎么找到在大学教写作这个教职的？
杰夫·戴尔：因为我写了14本书，也变得够老了，现在我可以在洛杉矶教写作了。这份工作真的太完美了，一年一个学期，一周两节课，一共就16周两节课，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我自己支配。看来我之前所做的“家庭作业”，都是为了做一个好老师而准备的。
记者：你现在是如何教别人写作的？你认为写作是可以教授的吗？
杰夫·戴尔：你当然可以帮助他人写作，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的问题是：他们喜欢写作、喜欢表达自己，可是他们根本不阅读。我成为作家之前，受到的保守学术训练是当好一个读者，而不是什么创意写作。所以我不仅给他们推荐书目，还命令他们背诵全文，都是很老一套的做法，比如让学生背诵一段莎士比亚的诗歌。我大学时能背诵很多莎翁诗歌，所以莎士比亚已经变成了我血肉的一部分，就是我本身。想象如果你被恐怖组织绑架了，你没有书看，你脑袋里还有莎士比亚。
除了莎士比亚，还有弥尔顿。最近我的学生在背诵《失乐园》的最后章节，但很窘迫的是，我没有办法听《失乐园》的最后几段，一听就会哭。最后八段，亚当和夏娃离开了伊甸园，那就是我们人类命运的写照啊。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觉得弥尔顿感人。《失乐园》不是已经死去的、无聊烦闷的古代诗歌，不是什么困在裹尸布下面的东西，它仍然充满着生命力。我喜欢教书，教学生也让我回想起我的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身边到处是文学爱好者，跟他们相处有种重焕青春的感觉。
杰夫·戴尔（ Matt stuart 摄）
记者：听出版社编辑说，你常开玩笑说，“变老非常好，变老了有钱了，可以坐头等舱。”你现在觉得变老比年轻好吗？
杰夫·戴尔：这是个多么可怕的问题啊，年轻小姐。变老当然有好处了，但是我肩膀痛得厉害，不知道是打网球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现在没办法打网球了，身体上的衰退真的非常糟糕。但变老的好处就是你更有信心了、更有钱了，也不会浪费超多的时间喝啤酒了，我年轻时喝很多很多的啤酒……但怎么说呢，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你会觉得你还是16岁。中国好像到处都是年轻人，有时候路边的玻璃窗橱上映出我的面孔，我才想到：他妈的，我竟然忘记我自己看起来这么老了！我下一本书《白色砂砾》有个场景就是这样的：在北京的紫禁城，他看到一个很老的西方人朝着他走来，他想，“看啊这个糟老头子。”当他走近，才发现这个人的表情也是充满蔑视的。我觉得这是表达自我憎恶的极佳典范。
记者：我很喜欢你说的，你喜欢无所事事，但一旦真的无所事事，你就会迅速陷入绝望与抑郁之中。你是不是很了解抑郁？
杰夫·戴尔：是，我很了解抑郁，而且我知道如何处于安全地带，以及如何让我自己开心。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得非常辛苦，当然你想要去度假，然而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假期，我不需要度假。所以如果我去一个地方旅行，一般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写作、比如说接受访问，我不想在假期旅行去任何地方。我爸爸工作得很辛苦，下班以后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当你成为一个作家，你有365天的工作以及假期，工作和假期就一模一样了，你就只是在生活而已。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