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
采访者：臧继贤
被访者：孙频
相比同侪，被冠以“80后”作家称谓的孙频显得更为低调些。
出生于1983年的孙频自2008年开始写作，现已出版《疼 : 一种最坚固的“活着”》《三人成宴》《同体》《假面》《无极之痛》《盐》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绣楼里的女人》。
孙频的小说总是以“小人物”为主角，读者总能在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孙频最擅长描写人性中的“恶”，有读者赞叹她的犀利，也有读者进入她所描述的绝望情境难以自拔。
在孙频最新的小说集《盐》中，也有不少如此身处绝境的“小人物”：因自保而不得不掩藏自己女性身份的盲人、被称为“作家摇篮”却最终也没得到幸福的乡村女教师、母亲“拉偏套”而自己被孤独教授资助的女大学生、从小没有父亲又不幸被老师强奸的倔强女孩。
关于将人物置于某种绝境和精神上炙烤的原因，孙频告诉记者（www.thepaper.cn）记者，“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向内追寻挖掘的写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充满兴趣，也就是说我希望自己小说能有一个精神上的深度。另一方面，这种拷问气质可能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尽管有人说他的小说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看了，但我觉得他的精神追问无人能及，这一点也根本不存在过时与否，流行与否。写小说又不是卖衣服，还得紧随流行趋势。”
以下为记者对孙频的专访内容。
记者：您现在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每天花在写作上的时间会有多久？
孙频：我不是每天都写，因为写作的那个场很重要，但这个场也不是随时随地就可以进去的。在有状态的时候会从早一直写到晚（关键是这种状态不是很多），有时候一两个句子打磨一上午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记得有一次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到晚上一看，一共写了五百个字，心中便想，唉，还是洗洗睡吧。
记者： 您现在一般会读什么书？会为了某个主题的写作而读书吗？
孙频：以前读小说多一点，现在觉得老读小说有了厌倦之感，而且觉得就在各种小说里转来转去，那自己小说的格儿终究上不去，所以现在读书就比较杂了，比如现在我手头正翻的是一本《江南园林史论》。会的，因为写作的时间越久，离那个原生的世界越远，想触摸到的范围越广越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做大量准备，看一些资料，相关书籍，了解得越多写起来越舒服。
记者： 有没有尝试新的作品发布方式，比如自媒体之类的？
孙频：没有，我是一个比较被动刻板的人，对新事物有畏惧感。
《盐》
记者： 您的作品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计划吗？
孙频：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被改成不违背本身气质的电影，但这个好像也不是由我来计划的。那毕竟是一个商业与资本的世界，当然也不排除艺术。可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安安静静写好我自己的小说，其他的听天由命。
记者：调到江苏作协之后，对您的写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孙频：换了一个环境肯定在方方面面是有变化的，从北到南的这种迁徙对我来说倒也不存在连根拔起的感觉，因为我是那种生活在内心世界里的人，环境对我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但我还是很喜欢江南的，雅致温柔的气质是黄河之泮的家乡所没有的。但我知道，一个作家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白经历的，南北气质将交汇于一处，化作我小说的内在气质。
记者：您是80后，但记得您曾说您的作品内在的气质更接近于50后女作家。她们在哪些方面对您影响很大？
孙频：可能是因为我走的是一条传统且正统的文学道路，因为我一直受的是传统的严肃文学的影响和滋养，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是走的传统文学期刊的路子，一篇一篇投稿，一篇一篇发表，没有商业元素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文学是一件代代传承的事情，作家们是一代一代影响下来的，没有哪个作家是不受前辈影响就直接变成天才。我十几岁开始读小说的时候就先读到了这些50后女作家的小说，可能因为都是女性，代入感更强，影响也更大。她们扎实的文学功底，严肃的文学观都给了我一个文学的开端。
阿伦特
记者：总体来说，您的小说中对女性的看法比较保守，现代元素较少。是故意体现社会的偏见吗？比如《祛魅》和《无相》两篇中对女性的描述。
孙频：我只能说任何人任何作家都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独立出来。一个个人长成什么形态也是由他的成长环境，社会环境等等来决定的。作为女性更是如此，至于社会是怎样去要求女性的我也不需多说，大家都明白，而中国并不是一个生产阿伦特和桑塔格的国家，去装阿伦特和萨塔格也装不出来的。我只能尽我所能，藏在人群背后，把我对这社会的一点思考，对性别的一点思考一一呈现在我的小说中，呈现在我那些小说主人公撕裂的灵魂里。
记者：你小说中经常把人物置于某种绝境和精神上的炙烤，为何喜欢这样的描写？
孙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向内追寻挖掘的写作者，对人物的精神世界的挖掘充满兴趣，也就是说我希望自己小说能有一个精神上的深度。另一方面，这种拷问气质可能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尽管有人说他的小说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看了，但我觉得他的精神追问无人能及，这一点也根本不存在过时与否，流行与否。写小说又不是卖衣服，还得紧随流行趋势。
记者： 对于80后作家来说，健全的知识结构和越来越高的学历背景是这代人的天然优势，但你觉得相比之下，80后作家有没有什么劣势？比如生活经历的单一之类的。
孙频：相比较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前辈们，我们这代人确实多了一些优势，比如你提到的相对健全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学历背景，但上帝的分配从来都是公平的，一个人或一代人不可能占尽所有。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比如生活经历的单一，写作题材的趋同，格局的不够宽广，纠结于一些小情小调，缺乏深入探索的耐心。而且作家也不是学院里可以培养的，有时候野生的力量更惊人。不管怎样，人总是要慢慢成长慢慢变老的，而文学也是与人一起成长或死亡的。
《疼》
记者：会专门为写作而去体验生活吗？一般会怎么做？
孙频：很少，最多为了写一个题材去采访一些人。因为我要写一个东西，那一定是与我有一种内生关系的题材，或是曾打动过我的某一个瞬间，我不会去写那些与我毫无相关远隔千里的陌生题材，那样写出来会很隔膜。就是为了写作去刻意体验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没有内生关系，更没有血肉相关。
记者：《乩身》中讲到瞎子隐藏自己的女性身份，这个故事的构思是如何想到的？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类似的人物吗？
孙频：这是一种性别和身份的隐匿，在现实中，这种隐匿者其实还是不少的，常勇只是我把她符号化了，代表着性别丧失之后的人的属性。要写一个人最好是在现实中有这个人的影子，这样写出来才能感人，凭空的编造终究缺少一些情感性的力量。我在家乡确实见过一个类似的人物，那时候我还小，后来等我终于把她写进小说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记者：《无相》中吕梁山“拉偏套”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有依据吗？
孙频：这种属于文化背景的处理，完全是为人物服务的，这些多半是听来的，听到片言只语之后，剩下的就是作家的发挥了。
《三人成宴》
记者：《因父之名》的构思是因为有类似的新闻吗？
孙频：多少有一些新闻的影响，比如说老是听到留守少女被强暴啊之类的。这个素材也是我从别那里听来的，说一个男人当初忽然离家出走，十几年后又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已经死了，女儿已经十几岁都不认识他了。这些外来的素材是框架的作用，它们所支撑的是小说的内在情感，就像用肉身包起一颗心脏一般，那就是，这是一篇关于父爱的小说。我愿意写的其实还是那些最平凡的最有力量的人世间的情感。
记者：《我见过草木葳蕤》，讲到中专生对于命运的奋斗最终失败。这部小说相对其他几部，有更明显的时代背景。能讲讲创作缘由吗？
孙频：这个小说算是我的转型之作，就是说从这篇小说开始，我把曾经的锋利收起来不少，开始转向温和宽容，可能因为年龄因为经历，人都会渐渐走向温和从容。这篇小说是以我家乡为背景的，我对我故乡的小城充满感情，那里留下我太多的童年记忆，比如九十年代剧烈的社会变化在一个小城里的种种折射，那些无处求生的下岗工人们，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中专生们，都是时代巨变的牺牲品，我一直想写一篇小说，把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写进去，以此献给他们，这就是《我见过草木葳蕤》。
记者：如何建构小人物的心理状态？会不会把自己的同情转化成他们对于绝境的反抗？
孙频：我喜欢写小人物，因为从小见到的看到的都是小人物，自己也一直是一个挣扎在生活中的小人物，我觉得小人物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们代表着平凡，努力，倔强，丑陋，慈悲，罪恶，还有必将到来的死亡与对生的渴望。所以小人物的故事是层出不穷的，也是最有情感力量的。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那我的天性中一定有善良与慈悲的一面，所以对小人物的同情是自然的，而对小人物心理的构建也是跟随着感情的肌理在走的。以情为主是我的写作原则。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