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 西
对于只对艺术电影感兴趣的法国《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来说，曾经创造辉煌并由他介绍给西方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已经让他失望了，反而是第六代和新生代导演让他抱有期待。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日，安德烈·巴赞、雅克·多尼奥尔－瓦尔克洛兹和尤瑟夫－马利·洛杜卡复刊了《电影手册》——法国一本老牌电影杂志，它的立场和倾向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电影爱好者、批评家和导演，其中就包括戈达尔、特吕弗、侯麦和夏布罗尔。他们可以说是战后法国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也是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所以，有人也将“新浪潮电影”称之为“电影手册派”。
巴赞宣称：“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与戏剧实行了决裂。没有故事，从来不曾有过故事。只有无头无尾的情境，既无开始，又无中段，也无结尾。只有生活在银幕上流动。
《电影手册》的年轻批评家们提出的最具影响力并于日后获得普遍共识的电影观念，就是“作者论”。后来电影工业中普遍沿用的导演中心制，可以说就是它的一个遗产，而中国的“第六代”导演也广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至今，《电影手册》的评论和年度佳片评选仍在世界电影范围内具有很深的影响力。
安德烈·巴赞和塞尔日·达内是《电影手册》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位统帅，２００３年，对侯孝贤很有研究的让－米歇尔·付东成为《电影手册》的主编。
《电影手册》的编辑们
笔者：您是著名影评人皮埃尔·比拉德之子，您父亲对您的影评生涯是否有影响？
付东：显然，我对电影的喜爱和对电影的热情都与我的父亲有关。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从未一起讨论过电影，我少年时的人生目标和电影以及电影评论无关。有段时间，我在寻找一份临时的工作（当时我是个失业的摄影师），他提议说，我可以给他工作的杂志写一些影评，评一下我认为不好的电影。事实证明，我喜欢这份工作。报纸也很喜欢我写的文章，所以我就继续下去了。
笔者：《电影手册》催生了新浪潮运动，第一代编辑中比较知名的有埃里克·侯麦、汉斯·卢卡斯以及雅克·里维特。那些撰稿人的身份有时候是含糊不清的，他们既是编辑和作者，又是广受瞩目的新进导演。
付东：埃里克·侯麦在巴赞去世后成为了《电影手册》的主编，就是在特吕弗完成《四百下》之前。侯麦的标准让特吕弗有更多的兴趣致力于作为《电影手册》撰稿人的初次登场，他获得了成功。汉斯·卢卡斯是让－吕克·戈达尔的笔名，他们和特吕弗和夏布罗尔一样，从一开始就希望拍电影，不仅仅是为了为其他人的电影写评论。
笔者：在您担任《电影手册》主编后，相对于前面几任主编，您的办刊风格和宗旨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付东：我会更多地专注于电影批评本身。在所谓的“影像文明”的影响下，《电影手册》已经开始在不同的视听元素之间制造混乱，这会让它冒险失去自己的身份。我相信电影以及电影评论有助于理解这个世界。
笔者：《电影手册》的许多编辑后来都成为了伟大的导演，您本人是否也有自己执导拍片的构想？
付东：当然不。我基本上是个作家，我喜欢写作，从没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电影手册》中也有许多作家没有成为电影导演。但《电影手册》的人去拍电影的趋势仍然是一个好的趋势。２５岁的《电影手册》批评家米亚·汉森－拉弗拍摄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参加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在观众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NextPage]
关注中国电影
笔者：《电影手册》长期关注中国电影，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付东：《电影手册》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国电影。但在《电影手册》上的第一个重要作品是１９８４年出版的一期特刊：“香港制造”。虽然它聚焦的是香港地区的电影，但这为《电影手册》发现中国电影（包括台湾地区的电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步是我１９８６年在《电影手册》上发表的文章（当时我还不是《电影手册》的作者）。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和上海旅行后的成果，那次旅行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第五代导演最重要的作品，像《黄土地》、《黑炮事件》和《一个和八个》等，并和这些代表人物见了面，包括黄建新。自那以后，《电影手册》对中国电影一直保持着兴趣。
笔者：您怎么看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商业片尝试和第六代导演对艺术片的坚持？
付东：我感兴趣的总是艺术电影，但电影史（特别是在《电影手册》长期的工作）告诉我们，除了艺术之外，电影也体现在工业化的电影制作中，小制作的艺术电影并非电影的全部。第五代导演是非常有才华的，但我已经放弃了在中国这个上升的电影工业化的时代看到他们拍出漂亮的电影的念头。反而是田壮壮，我对他还有很大的期待。
笔者：您曾在您的书中给武侠和功夫片很高的地位，但是您却不喜欢《英雄》，为什么？
付东：我觉得《英雄》是部赝品。情节非常简单，美学上的追求主要都集中在视觉把戏上，通常我们在广告片中常能看到这些把戏。
我对张艺谋——这样有才华的导演——有更多的期待。我确实很喜欢《十面埋伏》。
笔者：您对参加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的４部华语影片怎么看？
付东：今年我在威尼斯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告诉你我喜欢一部中国纪录片，叫《伞》（导演杜海滨）；还有吕乐导演的半虚构性的作品《小说》以及杜琪峰的《神探》。
笔者：您组织了巴黎露天电影节，您对民间电影怎么看？
付东：事实上我并不是它的创始人。我为这个电影节做了５年的编导。毫无疑问，这个电影节每个晚上都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最优秀的电影，这里很自由，有种家庭般的温馨氛围。我相信中国电影是最有活力的电影之一，他们有许多实验，有各种各样的发现。如今，贾樟柯已经离开了这个边缘化的运动，而进入更为主流的圈子。我相信这对他和中国电影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我希望能继续给新进导演这个宽松的环境，这是那些先驱者曾经梦寐以求的事。《小武》和《三峡好人》对我来说同样重要。我希望王兵（《铁西区》）不久也能拍出他的“官方”作品。
笔者：我看到您自选的十佳影片名单，包括阿巴斯、戈达尔、约翰·福特、希区柯克等人的作品，还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其中没有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这两位刚刚逝去的大师为什么没有一部电影能跻身您的十强？
付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份名单。我给很多杂志报纸开过十佳影片的名单，那是有不同的主题的，也许你看到的正好没有这两位大师。我怎么可能对他们那么吝啬？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因为他们的离去而黯然失色，这是整个电影界的损失。
（编辑：全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