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寡妇》
作者：严歌苓
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3月
【这部小说来源于二十多年前严歌苓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孙怀清是史屯人，土改时被错划为地主恶霸，被押到刑场枪决，不想死里逃生，被儿媳妇——年仅十几岁的小寡妇王葡萄救了回来，偷偷藏匿在自家的地窖中。此后的几十年中，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历次灾害、运动都对史屯产生了冲击，也几次将孙怀清置于危险之中，而葡萄凭借顽强的性格和聪慧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最终，孙怀清的藏匿成了史屯人人皆知的秘密，却没有人愿意揭破，在得知自己可以被平反后不久，孙怀清在亲人的注视下因病去世了。】
今年初就已经知道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将要出版，盼至四月份才读到，一口气看完，果然没有让人失望。严歌苓将女人独有的细腻缓缓注入了一个传奇故事，和历史的硬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生与死的悬念贯穿小说始终，吸引着人为主角未知的命运读下去。读到一部好作品之后，迫切地想和作者交流、讨论——《第九个寡妇》以其令人惊讶的阅读魅力，成为近来最受人关注的文学作品。
联系到严歌苓的时候，她已经身在非洲，且忙着搬家，我们双方彼此通了几次电子邮件之后，才确定下了这个采访。对待生死的态度、女性的特性，是读罢小说后让人思索最多的，也是记者和严歌苓交流的主要话题。
■制造人生中的温存夹缝
孙怀清这个在死神面前走过一遭的人，不但活了下来，而且一活就是几十年。他藏匿、躲避、提心吊胆、不见天日，无法光明正大地抽烟、喝酒、享受天伦之乐，在有些人看来可谓生不如死。那么他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后人会将他的经历视作一个传奇？人的命运能否逃脱历史和时间的消磨，从而掌控在自己手里？严歌苓在小说中一一给出了答案。
快报：小说读完后我脑子里蹦出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严歌苓：记得我读赛珍珠的传记时，读到她从小就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身上的一种品质所感动，那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现实的全面接受。在接受中他们总是能从糟粕中提取精华，从苦难中偷得乐趣。我相信毫无乐趣的生命是不会繁衍壮大的，我在苦难深重的非洲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其实在这个小说中，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抗争，活下去就是为自己主持公道，所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消极的、贬义的。
快报：但孙怀清最终还是去世了，让我意外的是您没有让他在被落实政策之后获得解脱，反而代之以死亡的方式，而他藏匿的目的本来是要摆脱死亡的，您不觉得这样的处理是一种矛盾吗？
严歌苓：我觉得葡萄和孙怀清恰恰是胜利的。他们已经把别人给予的“名誉恢复”“平反”统统置之度外了，这正是他们给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我独善其身；尊严曾经没被收过，现在也不需要你还给我。对于一个已经不在乎身外的“解放”“恢复名誉”的人，给他自由还有意义吗？他已经在洞穴里求得了心灵的最大自由。小说中写到了孙怀清从形到神的变化：他从一个好胜、人间烟火气极重的人格超脱出来，二十多年的洞穴生活似乎成全了他，使他“面壁”、涅槃了。试想给这样一个老人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反，他难道不会淡然一笑而了之？他静静地在小天地中、在天伦的关怀中走完一生，这是他的选择，也是葡萄的选择，而不是别人代他进行的选择：嘿，孙怀清，现在你要作为政策落实的受益者出面啦。他选择独自死去是主动的。
快报：小说结尾处，为了帮助邻居逃避结扎，葡萄又藏匿了一个人，这是不是暗示历史是在不断重演的？被藏匿者的逃避并不能与时间的消磨抗衡、与历史抗衡，您觉得这是一种无奈吗？
严歌苓：或许小说暗示了不动的个体空间与变幻无穷的社会空间的较量。这个个体空间是过激的大众运动漩涡留有的一个温存夹缝。各种政治运动的执行者们难免给个人带来伤害，只要有社会，过激行为就会发生，一些个人就会寻找和制造这样的夹缝。葡萄不制造，其他人也会制造。
■对男人掺杂怜爱才够深刻
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是一个女人、寡妇，天不怕地不怕，这个“不正常的人”有时一根筋，有时又极度聪明，正是这古怪的性格造就了“藏人”的传奇，因而她堪称近两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最独特的文学形象。作者为什么要给她赋予这样的性格和“寡妇”这种独特的身份？十几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严歌苓笔下写了无数的女性，她对于她们的关注和诉求又是什么呢？
快报：王葡萄和孙怀清，一个藏人者，一个被藏者，他们对待生死的态度一致吗？
严歌苓：应该说王葡萄对生死的态度更加乐观，因为她的生命力更旺盛。从自然生命来说，雌性也比雄性顽强、坚韧。我在非洲生活的两年里，看到赤贫状态下的人生，往往是女人们以她们的韧性使一个家庭渡过绝境般的一天又一天，小女孩从四五岁就像小妈妈一样，背上驮着弟弟、妹妹，生火、做饭、到路边卖东西。
快报：王葡萄是个不知道“怕”的人，书里有句形容她的话我印象很深——“不是正常人”，所以才会做出惊人的举动。
严歌苓：王葡萄首先是文学形象，她的性格当然就要更加突出，更加浓烈。我不是佐拉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具备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我也觉得一些人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弄混了。正常与非常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比方说在“文革”中人人都造反，痛揍、侮辱那样的行为是“正常”的，而同情是“非常”的。只有当时还是儿童的我才会在心里暗暗可怜那些受尽虐待的、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因为只有儿童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正常，因为相对来说儿童是社会的边缘者、局外人。葡萄的不怕源自她的局外人立场，还来自于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她一无所有地来到史屯，始终是个一无所有者，就是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快报：王葡萄是一个寡妇，是原型如此，还是您刻意设计的？这样的身份对于小说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严歌苓：王葡萄当然是我这个作者把她定为寡妇的，这和我开始误听的原始故事有关。后来我觉得寡妇比较有趣，不是说她们门前是非多吗？就算再给王葡萄这个寡妇添一桩大事非吧。
快报：葡萄作为一个藏匿者，会给人背附光环的感觉，但她又不断地陷入情欲中去，更要命的是她还是一个寡妇。我在读您的《金陵十三钗》时，那些妓女也曾给人这样的双重感觉，在“圣洁”与“放荡”的两极摇摆，您希望通过这种复杂的形象表达什么？
严歌苓：这样的问题我最好不回答，把阅读和想像以及判断的空间留给读者。假如我回答这个问题，等于写了理论导读了。假如一个作家在写他的人物和故事时总有高度的理性认识，他（她）是不可能写好的。
快报：“寡妇”这两个字会引起很多联想，对您来说，写作时避免落入猎奇的地步是不是最重要的？
严歌苓：要想把这类故事写得避开传奇性，作者只能在细节上下功夫。要用浓厚的生活气息冲淡它的传奇性。所以尽管我听到这故事有许多年了，却一直不敢写，就是觉得细节和生活知识掌握不够。写作前我两度去农村也是为了采集细节。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个荒诞故事，但他的细节都写得那么逼真，完全把人带到一个虫的内心去了。对于细节描写我非常感兴趣，几句话、几个动作，一个人物就在笔下活了，自己看着一个个活了的人物不是很好玩吗？当然细节不是凭空造的，这得靠平时的观察与积累。
快报：
严歌苓：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提交给搞理论的人。作者的经历和成熟程度无疑会影响他（她）的创作。但我想我没有刻意在这些人物身上诉求什么，不要一看到女人对男人有类似怜爱的感觉，就觉得这是母性。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我对一个男人如果不掺杂怜爱，那我的爱就不深刻。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我的经验不是放到每个女人身上都适用。
快报：有意思的是，您笔下的人物多是很年轻的女性，这和母性的成熟感似乎形成了有趣的矛盾体，您这样认为吗？
严歌苓：女性的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对她的洋娃娃都会有母爱。女性对于男性的爱之所以不同于男性对于女性，就是因为女人天性里的母性。
快报：从《少女小渔》到《第九个寡妇》，您一直关注女性，您觉得关注她们的重点改变了没有？
严歌苓：我只想好好写一些过瘾的故事，至于我关注她们什么，我自己也糊里糊涂的。从写《少女小渔》到现在，时间跨度有十几年了，不变是不可能的，但具体怎样变又属于理论范围了。
■我喜欢结果未知的尝试
近两年来，严歌苓一直生活在非洲，期间完成了四部小说，算得上是个高产作家。能被视为继张爱玲之后的第二代海外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严歌苓在创作上自有其过人之处。读过其作品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且对人物的心理有着极为准确的把握，虚构的故事中带着强烈的真实感，这也是《第九个寡妇》除去传奇色彩之外最吸引人的地方。
快报：听说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饥饿与爱人之间》，这是您的决定吗？似乎这并不能表达书的中心内容是不是？为什么和中文名字差别这么大？
严歌苓：给英文取名要考虑到史诗感，“第九个寡妇”是否用作英文名字我也在考虑，都没有最后定，还要和出版人商量。
快报：我看《第九个寡妇》时最好奇的就是，人在不同状态的心理被您刻画得非常到位，但您不可能处在其中的一些境地，您怎样去揣摩当事人的心理？
严歌苓：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吧。用美国人的话说：“站在他人的鞋里”。就是设身处地，用各人的立场、逻辑为那个人的行为找依据，把那个人的行为合理化。这需要一种境界，就是摆脱成见，不轻易给人给事定性，给各种人性于平等的表现机会。
快报：您身处国外，选择题材时考虑海外的生活多一些，还是国内的多一些？
严歌苓：我什么题材都写，只要在眼下引起我的激情就行。我最近也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是关于海外生活的，叫《吴川是个黄女孩〉，就是因为那几天突然对这个题材有了激情。
快报：您每天都处在观察世相和搜集素材的状态下吗？
严歌苓：我的生活就是如此，常常进入新环境，进入新文化，不打开自己感应的雷达，不及时处理接受的信息，在人家眼里肯定像个傻子。我天生喜欢观察人，听别人讲他们的经历，我听到的故事多也是因为如此。在我眼里，很多事都很有趣，引起我的“联想奔溢症”，所以可以说，我时时处在观察世相的状态下。
快报：听说您用英文创作的小说《赴宴者》将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这是第一次用英文写小说吗？和用中文写感觉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赴宴者》是我第一部直接用英文写的小说。我喜欢结果未知的尝试——英文写作对于我相当未知，从来没有把握小说是否能被出版，而汉语写作结果几乎都是已知的。我不知自己是否有未被发掘的潜能，比如英文的表达才能。既然我学了英语，何不挖一挖在这门语言里的创作潜力呢？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喜欢“反串”“客串”“玩票”的原因，再说英文的稿酬也比中文高。
快报：能介绍一下您大致的生活状态吗？听说这两年一直生活在非洲？
严歌苓：是。我在非洲的两年里也常常回国、回美国。但非洲安静，离大自然近，离物质世界远，使我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创作心态。我每天就是写作、读书、看电影、和朋友们交谈，从来没听说过“谁谁又买了个大房子”之类的事。到了这里我才明白当代的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被锁在物质的枷锁上了。我在非洲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中文的，两部英文的，我渴望再到这样的地方来。
（编辑：一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