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是两千年来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变成市场品牌的文人。从《春明外史》开始，经《金粉世家》，再到《啼笑因缘》，“张恨水”三个字终于成为金字招牌，只要署上这个名字，没有不好卖，不畅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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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鸾先生在1981年说:“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到1987年，终于有学者以辛勤努力，整理出一份较为详尽的张恨水创作篇目:“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为读者留下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约近两千万言，此外还有大量文艺性散文(杂文、小品文、文艺随笔与论文等)和新闻性散文，再加上三千首左右的诗词和个别戏剧、电影剧本，据估算其全部创作在三千万言以上……”这确实仅得谓之“大概”。张恨水创作量之庞大，他自己都不能回忆得确切，单论中长篇小说数量，以同时代过来人秦瘦鸥相当谨慎的估计:“在全国作家中至少可以列入第五名之内。”(《海堂室闲话》)
这么宏富的产出，背后是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和对市场的巨无霸式占有。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着文学市场化，把它看做全新的课题，殊不知远在七八十年前，中国文学已经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体现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新文学”，另一个是面向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市场文学。不过一直以来主流文学史著述认为后者不值一提，而把明明两个板块并存的文学格局，叙述成“新文学”的一统天下。
张恨水受欢迎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啼笑因缘》为例。
1929年前后，张恨水在北方已经很叫座了，但沪上知之者却不多。这时，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北平，听说张恨水名头，就唤人介绍，约他写一个长篇以便连载。起初不甚重视，不意，登出后报纸销量猛增，“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的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广告来源随之大增，而且众客户纷纷要求把广告的位置安排得尽量靠近小说，因为那便意味着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
最为奇特的是，由于目睹《啼笑因缘》不可思议的市场魔力，严独鹤与《新闻报》另两位编辑，以其近水楼台之便，捷足先登，转为《啼笑因缘》而紧急组建一家出版社“三友书社”，优先取得出版权。
改编电影的版权，也引起激烈争夺。上海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明星公司购得摄制权，确定胡蝶、郑小秋为主演。然而大华电影社突然插足，也要开拍《啼笑因缘》。明星公司与之对簿公堂，除两位常年法律顾问，不惜血本再聘当时最有身份的大律师章士钊等7人，总共9名律师轰轰烈烈打这场官司。大华电影社本无道理，社会背景却复杂。最后，黄金荣、杜月笙出面调停，由明星公司给付10万元，大华退出争夺。
至于《啼笑因缘》的出版史，简直可以做一个专门研究。它总共印行了多少，到现在无人知道，因为没法加以完全的统计。历来国内以及南洋各处，都频有盗版翻印。而单是正版这部分，到1949年止便“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而这样的发行量，尚是在当时的教育普及率和读者规模之下，如换成今天，那更会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不但如此，除盗版外，也有蹭吃蹭喝、揩油捞利者。《啼笑因缘》蹿红后，一班潦倒文人勾结书商，擅为之续或借壳孵雏。一时间，《续啼笑因缘》、《反啼笑因缘》、《关秀姑宝卷》之类杂然出笼。更有甚者，拿“啼笑因缘”四个字，另编故事，另起炉灶，令欲读《啼笑因缘》的读者大上其当。张恨水原无续写计划，可这种种介乎违法与不违法之间的擦边球行径，逼得他唯有亲撰续篇，以为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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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啼笑因缘》这例子，我们可把议论引往深处:我们说张恨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个“文学奇观”，主要在于他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第一个品牌化现象。这对当今高度市场化的中国不再陌生了，而张恨水是两千年来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变成市场品牌的文人。从《春明外史》开始，经《金粉世家》，再到《啼笑因缘》，“张恨水”三个字终于成为金字招牌，只要署上这个名字，没有不好卖，不畅销的。
市场对于“张恨水”的需求，到了什么程度？他常常同时替三四家报纸写连载小说，他的母亲见此情形把他说成“文字机器”，而劝其减少工作。然而，这其实并非张恨水自己所愿。他说:“其实我的家用，每月有三、四百元也就够了，我也并不需要许多生活费，所以忙者，就是为了情债。往往为了婉谢人家一次特约稿件，让人数月不快。”这样勤奋工作，累极不说，还惹来诸多物议，有人曰张恨水唯利是图、粗制滥造，有人曰张恨水不可能写那么许多、其实有人捉刀代写，而那些得不到稿件的“南方小报”则破口大骂，“骂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等到日寇侵华后，张恨水去往陪都重庆，沦陷区与大后方分割成两个空间。这样，在沦陷区文学市场，“张恨水作品”就是一个巨大空白，以致东北、华北及上海，盗用“张恨水”名义的伪作蜂起。1943年，老舍夫人胡絜青由北平脱身到重庆，见着张恨水便告诉他，“张恨水小说”在华北、伪满洲国出版的太多——当然全是假的。胜利后，回到北平，北平有朋友说曾统计过，单是公然做了广告的伪作，即“约有四十几部之多”。
堆积在张恨水身上的话题，多得难以置信。
例如创作与市场、文学与金钱的关系，到现在也还是个敏感话题，夹杂了好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张恨水早先写作，尚非为了钱。他说:
当年写点东西，完全是少年人好虚荣。虽然很穷，我已知道靠稿费活不了命。
可是后来，写了《春明外史》以后，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他坦白:
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已不是早两年为发表而动笔了。所以没有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的写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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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写《京尘幻影录》，“开始我也很卖力地写，到了后来，很不容易拿着稿费，我就有些敷衍了事。”抗战胜利后，发现拿稿费成为很尴尬的事，他的反应亦然:“我试了试卖文的生活，就戛然中止。”
也就是说，张恨水有一个从不为钱而写到为钱而写的转变。说起这个“为钱而写作”的畅销作家，他的敬业精神，不比任何纯文学作家差。战争期间在重庆，敌机常来空袭，大家都要躲避，他却不肯住手，照样写作；倘被家人硬拉着进了防空洞，也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痛发热，那是不在话下。”他的小说多采取连载形式发表，为对得起读者，他“从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唯一例外是写《金粉世家》时，快到结尾时，他最怜爱的小女儿害猩红热死了，他实在按捺不住悲伤而停笔:“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
那么，畅销写作是不是就粗制滥造呢？张恨水小说基本用章回体，我们便看看他对于回目的讲究。他说:“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排，向来就不同意。既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为此，他给自己订了五条规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的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他要求自己这五条全部做到，并“能博得读者推敲”，结果，“往往两个回目，费去我一、二小时的功夫”。
说到作品质量，畅销书或者“为钱而写作”，就不言质量吗？这里也有奇怪的偏见。非纯文学写作，还会因为一点背负骂名——此即读者的广大。张恨水读者最多，多到什么程度？上至老者，下至少年，都以读他小说为乐事；甚至是家庭妇女，甚至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其中便有“新文学第一人”府上的那位鲁老太太。鲁迅母亲一生有没有读过儿子的文章我们不知道，但她确实是个张恨水迷，以致儿子要从外面买了张恨水小说来孝敬她老人家。读者的广泛，本是件光荣的事，但在精英们看来也成为可以质疑一下那种作品的要点。
张恨水小说的处境，一直奇特地同时包含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备受欢迎，一方面是饱尝骂名。张恨水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头上被浇了这些污水，以致他《写作生涯回忆》中大声地抗议:“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决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当然，张恨水小说的“阅读史”也不全是这种声音，包括鲁迅母亲在内的广大普通读者爱读张恨水，显然不是出于对色情小说的渴求；40年代都市小说代表人物张爱玲，素喜张恨水小说，且从他那里接受了影响，也显示了别样解读的存在。可惜，发出最强有力声音的，不是鲁迅母亲那样的普通读者，亦不是张爱玲这种文坛的“弱女子”，而是挟“先进”、“革命”以自重，头上顶着“斗士”、“战士”光环的人。他们的雄辩以及说服力，连制作张恨水小说赝品的那伙人，也觉得不能抵挡。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