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汗·帕慕克昨天下午抵京，上海将是此次帕慕克中国行的最后一站

     “我能理解这个悲剧，1999年土耳其也发生了大地震，许多人在灾难中丧生，我也知道地震之后的余震意味着什么，我经历过这一切。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知道这一时刻，你们国家非常悲伤，让我向四川人民和所有中国人说，我理解这种悲伤和你们表现出来的团结。”

    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汗·帕慕克昨天下午抵京，开始为期10天的首次中国行。昨晚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这位土耳其最出名的人物受到了几十家媒体的追捧。在媒体见面会上，土耳其地震亲历者的帕慕克首先向四川地震受难者表达哀思，“我能理解你们的伤痛。”然后他又不断强调自己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断地写作，谈到自己文化身份问题，帕慕克又说，“很高兴自己是东西方的结合体。”

    向地震受难者致哀

    虽然是首次来华，但帕慕克这个名字，已经是近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自2006年以来帕慕克作品也已经由上海世纪文景先后出版了6部作品。昨天的帕慕克虽然刚刚结束之前的韩、日旅行，刚刚从大阪来到北京，但丝毫看不出疲惫。这位“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坐下来，首先调皮地用自己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自拍一下，然后耸着肩听着记者们的提问，样子依然像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的少年帕慕克。

    作为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帕慕克首先和媒体人员一同向汶川地震受难者默哀。“我一直通过电视关注着四川地震，普通土耳其人对这一切也非常痛心。”地震的经历曾经被帕慕克写进一篇名为《地震》的随笔中，因而他更能对四川发生的灾难感同身受，“我能理解这个悲剧，1999年土耳其也发生了大地震，许多人在灾难中丧生，我也知道地震之后的余震意味着什么，我经历过这一切。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知道这一时刻，你们国家非常悲伤，让我向四川人民和所有中国人说，我理解这种悲伤和你们表现出来的团结。”

    “诺奖不是退休奖”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女作家莱辛不断抱怨自己的生活被获奖打断，但帕慕克昨天说自己还是很高兴获得这个奖，没有莱辛那样的苦恼和抱怨。“当我得知获奖的时候，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我还在睡觉，我用我新买的手机接到了获奖的消息，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出版商说，保证不会影响我的生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的生活还是被改变了，但没有改变的是我依然在写作，依然对文学作出贡献。”帕慕克反复强调，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到的压力并没有影响到个人的写作，获奖反而让他更加努力工作，“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刚刚完成了一本600页的小说，已经交到了出版商那里。我已经向世界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退休奖。”

    “我工作非常努力，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个孩子，认真地玩他的玩具，我不觉得写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就算是在旅行中，我也总会产生各种写作的想法。我刚刚完成了600页的小说，我想我可以休息3个月了，但我女儿只允许我休息1个礼拜。”帕慕克说。

    帕慕克开玩笑说，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让自己高兴的是，今后终于不会有记者追问他什么时候可能会获奖的问题了。“和所有作家一样，我也希望能在60至65岁的时候获奖。在没有获奖之前，每年到了那个时候，总有许多记者从我出版商那里得到我的电话，然后问我能不能得奖，什么时候能获奖……谢天谢地，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总算没有人再问我什么时候获奖的问题了。”

    中国喜欢《红》，美国喜欢《雪》

    帕慕克这个名字首先因为《我的名字叫红》让中国读者熟知，帕慕克也承认，在全世界这本书也无疑是最受欢迎的，“那本书是关于我一直关心的某些问题，那就是用不同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通过绘画我们可以有不同思考世界的方式。我相信，形象就是思考。”

    当然帕慕克不只拥有《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至于我的作品，在不同大洲确实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就我所知，在中国《我的名字叫红》最受欢迎，而在美国是《雪》，在西班牙是《伊斯坦布尔》。”帕慕克惊讶地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不同地方，不同读者对他的作品接受有那样的差异。“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伊斯兰、伊斯兰文化和传统。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忧虑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相对而言，非西方国家大多喜欢《我的名字叫红》，我的理解是这些非西方国家认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和过去的历史，我们希望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在经济上更加富有。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意味着抛弃传统吗？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往昔吗？这些痛苦的问题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特别的方式回答了。我的书就在于处理这种困境。这些悲剧根源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许多人说，帕慕克获得诺贝尔奖和其个人对政治的热衷不无关系。但帕慕克昨天公开表示自己和政治无关，“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毕竟生存了下来，并且继续在写作。每年有一个学期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谈到自己在祖国受到的各种政治压力，帕慕克轻松笑谈，“世界各地的作家都会受到各种批评，和土耳其早期作家的经历相比，我要轻松多了。我知道作家面对的政治压力终究会消失，但我的作品能一直传下去。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作家受到政治压力，但我会继续生存下去。”《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等作品都关注了文化、宗教等身份问题，但帕慕克昨天谈到个人身份时表示，自己反对以“东、西方”来把他分类，“我很高兴我同属于这两个世界，我不是纯粹的东方人或者西方人，我是土耳其人，两个世界幸福的结合体。”帕慕克继续说，“只有政客才会用单一身份套在土耳其人头上。我相信，我们有选择身份的自由，并能把二者（东、西方）结合起来。我也想说，小说的艺术确实是西方人发明的，但现在这个发明早已经全球化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形式上注入自己传统的文化。我的写作也是，把传统放在欧洲的形式中。”

作为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帕慕克首先和媒体人员一同向汶川地震受难者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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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十日中国行

    在时间相对比较充裕的10天中国行中，北京是帕慕克最主要的旅行目的地，土耳其人将在北京待一周之久。但尽管如此，帕慕克游览京城也只能在各种活动期间见缝插针进行。根据安排，帕慕克今天上午将在中国社科院举行一场名为“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主题演讲，通过自己的写作经历和思考探讨东西方文化身份问题。明天，帕慕克还将出席在社科院为其举行的学术专题研讨会。本周六，一刻不停的帕慕克还将先后在北大附中和北京大学作两场专题演讲，其中在北大的演讲主题暂定为“你为谁而作？”而普通北京读者直到本周日下午才能在北京图书大厦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亲密接触，帕慕克本人将出席自己作品的签售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离开北京之后，5月28日帕慕克将首先来到绍兴，在短暂游览绍兴之后作家将在绍兴文理学院演讲。而5月29日是帕慕克少有的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一天，他将可能出现在西子湖畔。

    帕慕克中国行的最后一站是上海。5月30日下午3点半，帕慕克将出席在上海书城举行的签售会。5月31日离开上海前，忙碌的帕慕克还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上海知识文化界座谈。早报记者还从世纪文景获悉，两场签售所得将转交给光华科技基金会，用于资助在京读书的灾区大学生。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