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举行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会上，北京学者张清华一语惊四座——当代文学：有大作无大师？
“如果把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做下比较，我们会发现现代文学有伟大的作家但几乎没有伟大的作品，而当代文学虽然几乎没有伟大的作家但却出现了伟大的作品。”在4月11日上海市作协举行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争论:当代文学是否已产生经典？
新文学自诞生以来，迄今已走过了三个三十年。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三十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三十年，被认为是“红色文学”的三十年；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是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对第一个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评论界和读者已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如何评价第三个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却并未达成共识。总体而言，贬低的声音更大一些。
研讨会争议焦点在于新时期文学是否已产生经典作品。“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评价低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试图为新时期文学正名。在他看来，新时期三十年，已经形成了一批经典作品，问题在于哪些作品可归入“经典”？“什么人能够成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经典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文化构成有利于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却也产生文学标准的模糊、多元。目前，不少作家还在不断地推出新作，他们习惯性地在新作中寻找文学制高点，从而降低对旧作和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评价的标准。这也给‘经典’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
北京张清华表达了和程光炜类似的观点，“我总是担心，我们对最近三十年文学的评价过低了。但当代的批评家不敢，也没有勇气说最近三十年，或者至少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新世纪初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汉语新文学诞生以后的最辉煌时代。”
对程光炜、张清华的观点，有上海学者提出质疑。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反对将新时期文学经典化，“我觉得这三十年文学，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确实有很多进化，但也包含一些退化。”“同时作家的概念和文学的概念在不断缩小，现在谈文学就等于小说，作家就等于小说家。这个结果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渐变成一个和很多读者、批评家、学者、知识分子比较隔膜的文学圈子，这个圈子的功能是不断地恫吓读者。”
交锋:两个文学时期孰优孰劣？
谈论新时期文学离不开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的分野，评论界对这两个文学时期的作品孰优孰劣的争论从未停息过。在张清华看来，新文学以来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出现90年代这么多的重要文本，其显著的标识在于如莫言《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最高级的文学经验，在形式探索和创新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谈及当下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时，也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多有褒奖。在他看来，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对80年代建立起来的文学秩序的反动，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开始形成一个具有多样性、协调性、互文性、整体性等特点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文学批评逐步朝着自主的、自立的方向发展。相比较而言，80年代的文学批评多服膺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环境比较单一。
与多数评论家回避对两个时期的文学做高下判断不同，《文汇报》“笔会”主编、评论家刘绪源给80年代的文学以极高的评价。他说:尽管回头看，80年代的文学政治性很强，在文学观念上也没有解放，很多作品比较幼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幼稚、动乱、高度政治化的情况下，依然产生了一大批好作品。那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文学创作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阿成、史铁生、王安忆、路遥等作家写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相比之下，90年代以后的文学在摆脱社会学束缚的同时，也远离了现实，作家们在私人化写作和形式的花样翻新中越走越远，文学品质也随之下降。
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作家孙甘露则表示，要关注新时期以来被忽略的文学景象。王鸿生表达了与德国汉学家顾彬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考量，不能缺了诗歌这一重要的环节，“新时期汉语小说的成就，总体上低于汉语诗歌。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研读其中的好作品，更谈不上对这些作品做深入研究”。
共识:文学发展遭遇瓶颈
有评论家用“收获多多，问题多多”来形容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认为，新时期文学在取得重要成就之余，也存在很大不足。对此，张清华表示:乡村经验成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贾平凹、张炜、余华、苏童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城市生活，也是以乡村经验进行写作。而比他们年轻的那批作家，不少是写城市的，却总是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不被纳入“精英文学”的范畴。张清华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底子或者核心经验方式是农业社会的经验。由此，很多作家在试图完成这种经验与书写内容的现代转换的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尤为明显，而这正是危及当代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直言，制约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是语言问题。“要是把最近三十年的文学变化放在百年文学的长廊中加以考察。我们发现经典性的作家，大部分出现在第一个三十年，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第一个三十年的文学创作，还没有普通话的规范，而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普通话的语言规范已经成为定式。这使得除王朔等运用普通话游刃有余的少数作家外，多数作家在文学语言叙述上捉襟见肘。”
在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吴炫看来，新时期文学在看似多元选择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如何提高原创品格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只选择一种创作，但却不建立自己对生活和小说的独特理解，那么这样的作品再多，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好文学。”
郜元宝则用“整体未必破碎，个体未必发展”来描述新时期三十年文学发展的概况。他说:这些年来中国作家的“发展”或“进化”并非完全朝着真正丰富而独特的个性的方向发展。我们的作家在生活中越来越世故，越来越智慧，但很少转化为文学的世故和智慧。而我们的文学发展很快，但文学体制，思维方式，躲在各种新话语背后的习惯，仍然是旧的，不仅没破碎，还在迅速修复，凝固。
研讨会之前还举行了“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颁奖仪式。获奖作品已结集成《指甲花开》的作品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