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上，王安忆凭借新作《启蒙时代》获得了最高奖——年度杰出作家。得奖之后，王安忆显出几分平时不易见到的激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承自己非常高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奖是颁给《启蒙时代》的，人们的注意力终于从《长恨歌》上转移了。”而话题，也因此便一直在《启蒙时代》和《长恨歌》之间游走。

    《启蒙时代》：写这部小说有点难度

     “在得了许多奖之后，我依然，或者说更为高兴这次获奖，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是在《长恨歌》之后的获奖。”王安忆说，自己在《长恨歌》和《启蒙时代》之间，还写了四部长篇，她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但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恨歌》的覆盖性太强了，她的努力被掩盖了。“现在，你们终于注意到了《启蒙时代》。”

    她也不掩饰地说，写小说的人都喜欢自己最近的作品，《启蒙时代》恰巧是她最近的一个长篇，“我觉得这个奖还应该颁给我的读者，因为这本书读起来不那么好读，不像《长恨歌》那么易阅，可能的话，应该给我的读者颁一个奖。”

    写《启蒙时代》，王安忆坦承有难度：“我一般是比较能写小的事情，这次是要写大的时代，对我的挑战很大。这个时代又不是我完全亲历的，和自己有一点距离但又不是完全的距离，这种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是比较难处理的。写女性和日常生活是我比较熟练的东西，但老是写太熟的东西会觉得有点厌倦。”

     昨天颁奖时，王安忆说，自己是个匠人，“就像造房子的匠人一样，你要有很多技术，小说里面要有结构，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何达到目的，怎样安置你的人物和情节，怎么用你的材料，它有很多技术的部分。”她承认是有天才式写作的作家，比如莫言，“我可能是更偏重于技术的，我比较笨。”

    《长恨歌》：有问题但无法修改

    在获奖后致辞时，王安忆说到了《长恨歌》的经历——“当它在1995年问世的时候，遭遇是相当寂寞的，获奖也帮不了它的忙，五年还是六年过去了，不期然地，得之于上海时尚的知遇之恩，突然引人瞩目。上世纪30或40年代的上海想象一夜之间弥散开来，铺天盖地，于是，《长恨歌》应时应地用作于一个标本。连我自己都惊异它里面充满了如此多的符号代码，它几乎成了上海的旅游指南。”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她发言表示自己上海写得不少，以后不再写上海，王安忆表示这是有误会的。“我当时是谈到《长恨歌》的怀旧问题。我说《长恨歌》第一卷是没有写好的，因为第一卷写的是上世纪40年代我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是我从书本上得来的。我怎么可能不写上海，我除了上海还能写什么呢？上海是我唯一的材料舞台。它只提供做我的舞台而已，但我不负责给你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上海。”

    王安忆说，她非常感谢那些喜欢《长恨歌》的读者，但它确实是写作上有问题的作品，“这些问题是这么多年慢慢地发现的，我总是在写作中克服这些问题或者有新的创造。不过虽然说《长恨歌》有很多觉得不好不够的地方，但我不会再去修改它，因为你现在让我写，我依然写不出来，已经过了当时的状态。”王安忆透露，自己手头正在写新的作品：“对于我来说，写作就是个很日常的工作，就是写了一篇再写一篇。不过手头那篇情况不能透露，因为还没写好，自己还很惶惑。”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