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知名评论家评说近年有影响作品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评奖，不仅是一次评选活动，更是对几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检阅。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一些活跃在文坛的评论家，请他们从自身的阅读出发，谈谈近年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篇小说。
陈晓明:《受活》《生死疲劳》《秦腔》《笨花》《水乳大地》
阎连科的《受活》是非常有特点的作品，用反讽的笔调写出了历史命运。莫言的《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很有力量，把历史变成四个动物的轮回，叙述也汪洋恣肆。贾平凹的《秦腔》回归乡土中国，写出一种命运，一种文化的衰败感，在艺术上也有特点。铁凝的《笨花》写出了历史与文化的构成关系，回归乡土文化，与《白鹿原》相比更具本真性，很厚重。范稳的《水乳大地》将原始生命力与性格、文化融合在一起，蕴含悲剧性命运，显得流畅、大气，有力度。
孟繁华:《笨花》《秦腔》《受活》《圣天门口》
《笨花》(铁凝):这是一部回望历史的小说，是在国族历史背景下讲述的民间故事，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会的小说。它既没有正统小说的慷慨悲壮，也没有民间稗史的恣意横流。
《秦腔》(贾平凹):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秦腔》的感伤是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
受活》(阎连科):故事几乎荒诞不经，它像一个传说，也像一个寓言。在表达那段历史残酷性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进入“现代”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作品对历史的惊恐感显然不止来自历史的残酷性和全部苦难，同时也隐含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体悟与认识。
《圣天门口》(刘醒龙):《圣天门口》打捞出了历史新的秘密，通过新的方式建构起百年中国的新史诗，通过小说内部全部的复杂性表达了关于长篇小说新的意识形态。
吴义勤:《笨花》《秦腔》《碧奴》《藏獒》《额尔古纳河右岸》
铁凝的《笨花》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里，比较感性地写出历史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变化。这部作品在作家的个人创作中，是有超越性的。
在以往的作品中，乡土已经被符号化，成为一个与城市对峙的，落后、愚昧的形象。贾平凹的《秦腔》写一些家长里短、鸡鸣狗盗，写法上看来比较沉闷，实质却表现出乡土内在的东西，写出了一个静态的、丰满的乡村，这在艺术上对作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读者对神话的期待和想象大多趋于固定化，要写出新意很难。但苏童的《碧奴》能够写出那么多变化性与可能性，很不容易。小说重新塑造人物形象，艺术化处理碧奴寻夫的过程，使读者感觉不到情节的束缚，这些都体现出作家的丰富的想象力与艺术表现力。
杨志军的《藏獒》三部曲，在坚持小说性的前提下，艺术地塑造了藏獒的群像。小说中展现的人性与野性的尖锐冲突，确实令人震撼，其“绿色环保”主题也比较讨巧。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鄂伦春少数民族的命运，有一种史诗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她以前作品中还有外在的感觉，但在这里已经成为灵魂的精神的内核，融入小说人物的血肉。书中将人与自然的抗争写得惊心动魄，写这一民族走向穷途末路，也没有刻意批判，而是持理解的、感伤的态度。感伤的态度即是文学的态度。
杨扬:《生死疲劳》《秦腔》《上塘书》《暗算》《圣天门口》《石榴树上结樱桃》《水乳大地》
《生死疲劳》很大气，跟莫言巅峰时期的创作相比未必是最好的，但放在这四年来看还不错。贾平凹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作家，《秦腔》在这四年中是非常厚实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在写作方式也有比较大的调整，借陕西方言来挖掘民族精神。孙惠芬在当代女作家中很有实力。尽管写农村，但视野开阔，将农村与城市相对照，不仅写农村农民的生活，也反映出农村变化对中国社会、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写农村女性生活方面很有爆发力，不讨巧，有一种厚度，在国内女作家中还无人能比。麦家的《暗算》显示了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变化。虽然延续了讲故事的特色，但融入了新因素，叙事也很绵密，使传统题材具有了非常吸引人的魅力。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很有特色，写家族史，但想象很灿烂，是对原生态生存的观照，在还原历史的层面来想象历史、书写历史。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也很有特色，戏谑的风格在整部作品中贯穿得很充分。范稳的《水乳大地》涉及宗教题材，在这个题材的写作中给人混沌初开之感。
洪治纲:《圣天门口》《平原》《我的丁一之旅》《兄弟》《爱人有罪》
《圣天门口》(刘醒龙):在复杂尖锐的历史冲突中举重若轻，纵横自如，既展示了现代中国崛起的坎坷与曲折、悲壮与凝重，又再现了中国底层生命的坦荡与纯朴、粗犷与狡黠。
《平原》(毕飞宇):它既有狂欢性的民间生活气息，又承袭了特定时代的蒙昧化情境；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爱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却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
《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它将人生的苦难和困境置入心魂的深处，让理性的智慧不断地寻找它们的缝隙，又用思想之光去照亮那些缝隙中潜藏着的阴郁的面孔，然后让爱、梦想和诗性的激情来对它实施拯救和超越。
《兄弟》(余华):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验进行了一次悲欣交集式的隐喻性表达。
《爱人有罪》(艾伟):通过对“罪”的不停追问和救赎，将人的存在置于两难之境，并由此打开了生命中许多无法调和甚至无法言说的尴尬与伤痛。
罗岗:《秦腔》《受活》《人面桃花》
贾平凹的《秦腔》不仅写了农村的衰落，而且为这种衰落寻找到一个形式:用特别缓慢的节奏对照我们这个世界，显示农村“无路可走”的状态。在我看来，长篇小说总是要具有某种史诗性的品格，而这部作品正具备这种品格。长篇小说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内容也很值得关注，阎连科的《受活》不从正面描写中国社会对商品的迷恋，而选择农村，采用怪诞、荒诞的形式表现出对整个社会对商品的迷恋已经达到疯狂的状态，最后导致非常大的悲剧。我们怎样来面对以革命为特征的中国历史？格非的《人面桃花》寻找到新的表现人与历史关系的方式，体现出今天的人们对历史的把握。格非有很明显的“先锋派”作家的特征，写作也非常自觉。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