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我就是想写一两本自己满意的书，一个作家一辈子总该写一两本让人能记得的书
年度推荐作家 杨显惠：真实就是力量
今年3月，一本描写上世纪60年代初饥荒重灾区——甘肃定西地区的孤儿命运的厚重之作《定西孤儿院纪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及其作者杨显惠在时下喧嚣的“文坛”显得有些寂寞，但书中极尽详实的纪实笔调与冷静克制的文字风格则有着超越半世纪时光的力量，真实地还原了当年的历史场景，动人心魄又引人深思。几年前，同样出自他笔下的反映上世纪50年代末甘肃酒泉地区夹边沟“右派”遭遇的“夹边沟”系列作品，以冷峻的反思与深切的人文关怀令众多读者为之震撼。随着这两部作品的影响力渐大，评论界、媒体以及越来越多的读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四十多年前那些夹边沟“右派”以及定西孩子的故事上，进而聚焦到这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身上。
已在天津生活20年的杨显惠说起话来仍有西北口音，豪爽而实在，透着一股坚韧的力道。他今年又去了甘肃，在定西地区和酒泉地区跑了五个多月，走访当地的农民，为下一个写作计划广泛地搜集素材，“每当我要开始写新的题材，就必须深入生活，花更多的时间，多跑些地方。不能只接触一个农民，而是要接触很多农民。他干农活我也跟着干，他下地挖土豆我就跟着拣拣土豆，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动笔前的积累”，他说，这是他的笨办法，也是惟一的办法。
1965年，在兰州出生的杨显惠和成千上万同龄人一样，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万丈豪情，高中毕业就投身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来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当农工，做售货员。1971年，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回到兰州，在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后来又去兵团的农垦中学教了6年书。1981年他又到河北唐山附近一个海盐场工作。直到1988年进入天津作协，杨显惠才开始专业作家的写作生涯……这些生活阅历与职业变换带给他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资源。
当年在小宛农场下乡的时候，所在连队有两位放羊的下放“右派”，他们跟他聊起了在几个农场的所见所闻，其中就包括情况最严酷的夹边沟农场，“我自己是知青，听到他们说起还有比我们更底层的人在接受改造，很受触动，当时就觉得这些素材是珍贵的写作资源，以后我一定要写。从那时开始我就很注意当时的当事人及与此相关的人，探访、打听，遇到就会跟他们聊天”。他说，最初只想把这些素材写成比较“虚”的小说，等到1997年，社会环境和创作空间使得他多年的积累和酝酿有了问世的可能。这时，他觉得如果把这些素材仅仅写成纯文学作品有些缺乏力度，“当时市面上已经出版了很多关于回忆和反思‘右派’那个年代的作品，但我感觉这些作品大多打了折扣，没能如实写出当年的情形。我想写不走样的作品，要真实，即使是写小说，细节也要逼真”。
于是，接下来的十年，杨显惠每年都要去甘肃。走访当年的当事人，搜集相关资料，一边动笔创作，走访调查和伏案写作交织进行。可是，毕竟时隔多年，很多当事人已经离世，住得也分散，加上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寻访起来并不容易，就是这样，他仍然走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他记得，很多人跟他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激动到说不下去，他也跟着流泪。有一次，他感觉到心脏很不舒服，就去住院，结果查出来有心脏病，“听他们的讲述，我心疼啊”。他不会用电脑，写东西都是用手，写完就让妻子输入电脑，打印出来自己在纸上改，再由妻子在电脑里改，就这样断断续续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夹边沟”系列的写作。
同走访当事人、搜集素材的艰难相比，“夹边沟”系列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发表、成书过程还算顺利。2000年，杨显惠将“夹边沟”系列中的两篇寄到《上海文学》，其中一篇立即发表，“当时的主编蔡翔跟我通电话，问我这样的作品是否还能再写十篇？我说没问题。”杨显惠笑着说：“我告诉他，这个选题我酝酿多年，走访和资料搜集也有三年，一期一篇也完全能赶得上。于是他们就给我开了专栏，陆续发表了13篇。后来《告别夹边沟》成书出版的时候，在这13篇基础上又增加了《小说界》发表的几篇。”2002年，他在上海见到蔡翔，蔡翔问他，类似“夹边沟”系列这样有分量的作品还能不能再写？杨显惠就开始着手准备《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写作，“等到这个系列的头两篇写出来，《上海文学》的主编已经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我把这两篇发给他，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看了第一篇后就觉得‘力透纸背’，决定仍然为这个系列开专栏。”两个系列先后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在文学界和普通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馈，在一些当年夹边沟和定西的当事人那里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很多当年的当事人或其家人即使远在西部偏僻地区，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读到了这些作品，之后的结集出书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些年，杨显惠不断去甘肃走访、调查、搜集资料，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似乎已经超出了作家为写作而进行前期准备的范畴，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如此执着？“简单地说，我就是想写一两本自己满意的书，一个作家一辈子总该写一两本让人能记得的书，这是写作的人应该追求的。另外，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促使我去写这些作品，对于几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我们的文学没有多少表达，历史学家也没能很好的总结，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写”，“我不敢说我有多么深的责任感。我有自己的独特经历和素材，就要写出来，我无意关注其他作家在写什么。我认为，惟一、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是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他很感激家人对自己写作的支持，“他们要是不支持，我早就干不下去了，每年去甘肃总要带上两三万块钱。往乡村跑，去拜访一个人，总要提上两瓶酒，这是基本的礼节。跟人家一聊就是几天，离开的时候总要请对方吃顿饭。去更偏僻的地方，交通费也是一笔开销。每年我都是当钱花光的时候，就回家了。”“我每年去甘肃都要去看一看还在世的当年的‘右派’。只是这两年我创作《定西孤儿院纪事》，时间和精力有些顾不上，每年回去也就是能见三四个人，他们的生活依旧清苦，但也很平静”。
在《告别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杨显惠的笔触质朴而冷静，不带太多感情色彩，更多是在娓娓道来。他承认这是自己有意追求的风格，“我觉得，写‘右派’的遭遇，写那些孤儿的艰难生活，越克制越能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力量。如果过分渲染，反而把这样的力度冲淡了。文学是要用内容决定形式的，夹边沟和定西那些人当年的状况，就是要用最简练最写实的语言，也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写出来，才最有力度”。他这样的追求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而在写“夹边沟”系列的时候，虽然他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往往还是在笔端有所流露，他说：“写到《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我提醒自己要平静，越是平静，文字的内涵力量越强烈。另外，在‘夹边沟’系列发表后，有些朋友给我提过意见，说有些篇章写得还是有些‘粗’，也就是情绪化。所以我写到《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就想着不能情绪化。不过即使是这种平静的写作，每一篇也都让我流过眼泪。笔下我尽量平静，但内心还是抑制不住激动。”
杨显惠一再表示，自己在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始终坚守着真实。“我力求逼真，作品中的所有细节都来自生活。这两本书中，每本都有三四篇的内容来自真人真事，甚至人名用的都是真名。有些是当事人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要求用真名，有些则是为了纪念。像《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那篇《院长与家长》，主人公李毓奇用的就是人物原型的真名，他参与创办并负责定西孤儿院，是有功劳的，我在作品中用他的真名是希望后人能记住他的善举。如果我的书能流传下去，我想让他不朽。”在这两部作品中，能够看到，即使在当年那么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也总是会有一些人和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带给书中人物以及读者温暖，杨显惠深信这些人性的闪光点是任何情况下都摧毁不了的，这些光芒映照着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延续，社会逐渐进步。
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杨显惠正在广东开会，这也是他每年除了去甘肃之外不多的外出机会，“去甘肃之外，我平日就是在塘沽的家里，看书写作。一般一个短篇我要写三天，一旦动笔就要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写完，有时要连续写十几个小时”。他向记者透露，接下来要写写定西的农民，历史背景还是上世纪60年代，“写《定西孤儿院纪事》，毕竟当年那些孩子的眼界不算宽阔，他们的经历也比较简单。我想写一部全面反映定西农民生活的作品，全中国农民的命运是一样的，如果把定西的农民写好了，实际上也就是写出了全中国农民的命运”，为了把这个题材写好，他说明年可能还是会有几个月要在甘肃，“要去定西和酒泉多跑跑”。[NextPage]
刘震云：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
年度人气作家 刘震云：不断把自己归零
这一年，刘震云只做了一件事。
他完成了小说《我叫刘跃进》，同名贺岁片即将播出。因为先前的《甲方乙方》、《手机》等影视作品的成功，“刘跃进”带给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是喜庆的期待。刘震云担纲此
片的制片人和编剧，打响了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第一炮。他几乎成了“专业贺岁作家”。
为什么是刘震云？在采访之前，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他之前的写作已经有很大的成就，而这一次，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
他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不用上班，过着规律甚至有些闲适的生活。他早晨六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半小时，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半就睡觉。不写作时看书，或者出门见人，要么就去买菜，和菜市场的人交朋友。他喜欢有生活品质的人，这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湖北师傅习惯带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让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又是极其不普通的人。他读了20多遍《论语》，总结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非常刻薄的人。过去我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其实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可能刻薄的人更忠厚。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把事往深刻里说的，过去我觉得是大师，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那是学徒。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这三个特点，经琢磨。”
谈思考：我不直腰，所以割麦子比别人快
刘震云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是因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者，则是外祖母。
“我受外祖母影响非常深。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但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那儿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
“真正的好作家首先得是思想家。”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最根本的标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
考量一个作者，看其是否具有深入持久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刘震云解释说，这里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整体思考。开始写之前要想好到底写多深多长，思考两天和两个月不同，思考两个月和两年又不同；二是写作时的具体思考，细节、人物、情节、对话都要照顾到。还有一个是持久思考，要对自己的创作体系有整体考虑，不能乱枪打鸟。“写完《一地鸡毛》，再写《一地鸭毛》，读者喜欢，评论家也喜欢。但是我希望改变。”“写出好作品，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也是我的习惯，不管是生活还是写作，我习惯不断重新开始。我相信以后能写出好作品。
谈创作：结伴去汴梁
常常有人问刘震云：你是怎么想到写《我叫刘跃进》的？他不直接回答。他说：“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俩人在一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在刘震云那里，这种相遇不是偶然的，“《一地鸡毛》、《温故1942》、《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体现的是我的思考与创作处于不同阶段时的状态。我一路走过来，在那段路上碰到小林，经过一段路又碰到300万灾民，再走再碰到一大批胡思乱想的人，走到现在就碰到刘跃进，这种相遇不是乱竿打枣。这个变化在外人看突然，在我内心是必然。这是作者创作体系的问题。”
《温故1942》的创作使刘震云第一次意识到能“结伴去汴梁”的重要性。“我在生活中碰到一个朋友，他要编一部百年灾难史。其中有1942年河南旱灾饿死了300万人，作为河南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调查这场灾难。我去问活下来的当事人，问我外祖母当年的情况，我外祖母就问：‘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还是问：‘饿死人的年头多了，到底是哪一年？’深重的灾难竟然瞬间转变成另一个事：遗忘。你们家死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忘了。我就急了，遗忘使我震撼。这种态度比前面的考察都重要得多。”从此开始，他就不断地“遇”到能够相知相交的“伴儿”。
写完《一地鸡毛》，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写300万灾民。以刘震云的创作轨迹，写完《我叫刘跃进》，绝不会有《我叫李跃进》。“我再有什么作品，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意想不到，不但对读者重要，对我也重要。”
谈学习：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
和刘震云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善于琢磨、善于领悟，更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作家。他真诚地说：“不是我谦虚，是确实不懂，我对世界知道得不多。如果知道得少，假装知道多，容易把自己架在半空中。身边好多朋友说的道理我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是因为学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两人行就有我师。发现别人一百条缺点，于你无补，发现优点才有好处。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从别人身上学东西，是深入思考能力的营养补充。”所以，只要有时间，他不拒绝和任何人一块儿坐一坐。
在《甲方乙方》中，刘震云扮演了一个失意青年；在《我叫刘跃进》中，他扮演了只露了一面的打哈欠的人。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却又学到无数东西。“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过去小说对话是顺着下来的，‘吃了么’，‘吃了’，‘吃什么’？‘红焖肉’。电影中不这样，这一句说：‘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张这家伙不是东西！’再接下来可能说：‘老李这两天可没闲着。’对话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极有趣味性，这种形式放在小说里，更有趣味性。学到很多书外的东西，没坏处。”
“还有一个收获，接触到了不同的人。比如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他们都是过去我没见过的人。由于行业的不同，他们说话的习惯和做事的方式不同。这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对生活面了解得更宽了，二是，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搬道具的、群众演员……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会对你有启发。”
“我在《农民日报》认识一个校对老姚，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是哲学家，他爱指出我作品里的错别字，每次都很严肃。我说：‘您不是一字师，是几百字师。’生活中，他教我好多道理。比如说饿着肚子千万不要上街，那样容易乱买东西，吃饱了上街省钱，我试了试，果然是对的。”
刘震云读书，也能读出别个无法体会的味道来。他把书分三类：一类像白开水，作品和生活一样，不读也罢；一类像酒，但喝多了会变形；一类是酒精、酵母，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是作者写完就完成了，而是读者读完也没完成，只完成一半，好多年过去，又读了两遍，和作者的心相通了，会心一笑，这时作品才完成了。“过去有一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同样，功夫在书外。《论语》并不长，为什么不懂？是因为字之外的东西多，越读越多，这样的书费劲。这个费劲就证明，读者和作者的碰撞是一次完成不了的。真正的好书不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是激发读者思考感受的触发点，这样的书，才真正能够使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共同的写作。书读完了，真正的读书才刚刚开始。这是读书的比较好的境界。”
（编辑：全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