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的时候，他名叫格奥尔格·本德曼或者卡尔·罗斯曼。那个时候，布拉格的秋日安宁。奥匈帝国雄踞中欧，貌似千年永固，掌国六十余年的年迈君主威望不减，治下各族尚未兵戎相向。迈入第二个十年的二十世纪，还未撕去工业、贸易与科技欣欣向荣的盛景面纱，露出血光狰狞的战争獠牙。在准国家单位劳工事故保险局已经入职四年的法学博士卡夫卡相信自己开始了一场恋爱。和他之前之后众多作家一样，荏苒生长的爱欲刺激了荷尔蒙分泌，引发了心跳加速，也驱动脑细胞进入了创作活跃期。于是，1912年9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世界文学迎来了格奥尔格·本德曼——K家族初代主角的诞生。这个在中文译名里尤显音节繁琐的名字，据他的创造者本人所言，出自一套字符编码：“Georg和Franz字母数相同，Bendemann去掉男性名字常见的后缀mann，剩下的Bende和Kafka字数相同而且元音e和元音a都有重复，且都出现在第二位和末位。”名字里暗含了卡夫卡密码的本德曼，携带着卡夫卡所有关于婚姻、家庭、父子关系的焦虑来到世间，只为在短短八九页之后，完成卡夫卡兼有施虐与自虐的终极幻想：这个已经继承父业，即将成婚的青年男子，受到本已年迈力衰的父亲呵责，被其“判决”为投河溺死。而他也真的就奉命受刑，以“优秀体操运动员的动作”，纵身跳进了家门口的河中。这个离奇的死亡，这场私密空间里的定罪与受罚，这位无端陷入死地而无法挣脱的主人公，连同那些默片时代特有的简约、硬朗却夸张的画面感，都昭示了一场滚涌而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新潮。正如这篇名为《判决》的小说的终句所言：“桥上的车辆正川流不息。”这座桥引领读者远离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文学大陆，通往一座座满载光怪陆离的幻想图景与心灵寓言的岛屿。那川流不息的车流，正是从卡夫卡笔端涌出的文字之流，密码之流，代号K之流。
光看卡尔·罗斯曼这个名字，很难说这是K的另一重化身。他的故事读起来更像是格奥尔格·本德曼这个未能挣脱家庭束缚的男子所梦想的异次元自己：年方十七，被女仆勾引，已经做了父亲，被蒙羞的家人送上海轮，远离旧大陆，奔赴一个与古老帝国迥异的自由王国。正如卡尔这个男性名字平凡得不能再平凡，这个少年出门远行的开头也俗套得不能再俗套。仿佛是十九世纪的青春成长小说，错入了恋爱中的二十世纪青年的出逃遐想。其实，尚在风格摸索期的卡夫卡确实期望成为二十世纪的狄更斯。然而，卡尔·罗斯曼不是大卫·科波菲尔，卡夫卡也没有成为狄更斯。在美国经历大起大落，从富家少爷沦落到旅店门童的卡尔，最终消失在了广袤无垠的原野上：在此搁笔的作者，将这未竟之作称为《失踪者》。
放弃了卡尔的卡夫卡，也就彻底告别了青春成长小说，因为他发现了另一具奇异的肉身，更能寄放他的沉郁，他的冷峻，他在文学上的张狂。整个现代文学拥有了最具震撼力的一个奇幻形象，它清晨在自家床上醒来，仰面朝天，伸出的不再是手而是许多细弱的虫足。格雷戈尔·萨姆沙（Gregor Samsa）有着构词上更接近卡夫卡的姓氏，这一回连元音都一模一样。他肯定更接近卡夫卡内心投放的自我影像，却与外在的现实生活脱了节。这位旅行推销员一定是被什么人施了魔咒，不然为何他无缘无故就变成了硕大的虫子，困于斗室中？然而他的创造者无心为他和我们寻找解除魔咒的白巫师，而是在一声声擂门的巨响中让一整套规训、剥削、囚困、鄙弃、毁灭的社会机制戴着经理、父母、妹妹、清洁工的面具登场。奇幻之惊悚，不在开头，而在徐徐展开的室内事变。恰恰是失去了人形的卑微生命，才格外映衬出已然变形异化的人心和人性。这种奇幻，是心灵的真实。当这个生命在屈辱与孤独中死去之后，父亲、母亲和妹妹昂首阔步走在户外阳光下，心心念念等一个如意郎君进入家庭，仿佛万物恒常如旧，昨夜无事发生。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的日记里有两件事发生：“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了游泳学校。”昨日世界坍塌在即，还是有人放下身体，做池中的漂游。抵岸起身之际，写作的奇幻漂流，渐趋险峻波峰。一周之后，这位游泳者的姓氏首字母拥有了主角的肉身，世界文学也就此骤变，变出一个倒错、诡谲、荒诞的文学世界。约瑟夫·K清晨在自家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已被捕，平白无故变为有罪之身，但却还有行动自由，遂四处求索脱罪之道，费尽心机周旋在层层官僚、律师及其情妇之间，直至荒野中被人处死，留下无尽耻辱在人间。后世有好事者如另一位犹太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将这出奇案附会于作者情事，将现实中失败的恋爱和中止的婚约称为卡夫卡经受的“另一种审判”。K所受的无端定罪、种种曲折和莫名处决，仿佛都有了前世因缘和名目。确实也是卡夫卡自己，在柏林的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和菲利斯·鲍尔解除婚约之后，在7月23日的日记中留下了“酒店中的法庭”这一后人眼中的实锤。可是这一次，纵然刻有再多卡夫卡的恐婚兼臆想症印记，K已经不同于之前的本德曼和萨姆沙。恰恰是这个简约到极致的代号，开启了曲径幽深的迷宫叙事，远远超出家居四壁之内，四下蔓延伸展，造就暴力、情欲、官僚科层、公共权力交错叠合的奇异景观。布拉格大学的法学毕业生，奥匈帝国庞大管治体制的基层职员，以他敏锐的感知力洞悉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乖谬和扭曲，又以他飞扬的想象力赋予这乖谬和扭曲形象。尤其是其中那些匪夷所思、充满悖论的空间结构，兼具平庸、鄙陋与惊悚、压抑，透露出反崇高的黑色幽默，又蕴含着细思极恐的存在隐喻。初审法院藏于市民住宅的低矮阁楼，画家蜗居的后门推开就是法院长廊，楼梯间仓库成为施鞭刑的法场，还有那著名的“法的门前”寓言。以法为名的隔绝和召唤，让人为那无法进入的空间，耗尽此生的时间。意义的虚空，人生的讽刺，秩序的无情，寥寥数语，写尽苍茫。这是迥异于任何已有文学样式的文本奇观。这一文学奇观，最终却停留在了未完成的碎片状态。卡夫卡写好了开头，也早早写好了结局，布下了K逡巡往复的迷阵，却没能走完自己建造的迷宫。
写人间的绝望，也为写作绝望。写失败之书，也认定这书写必将失败。这是卡夫卡在书信中向恋人和友人，在日记中向自己吐露过无数次的哀怨。可是他每一次在失败和绝望的废墟上，都会重新开始搭建一座又另一座文字的城堡。是的，K的文本漂流不会在审判的渡口停留，而是向着下一个风急浪高的水域进发。在抵达真的以城堡为名的另一座文本残垣之前，K还要经历多次变形，涉越多条江河。他被发送到欧洲之外某个匿名的行刑流放地，目睹了要在罪犯身体上刻下“公正”字样的机器如何失控而刺死了设计它的军官。他穿越了千年的时间，广袤的空间，参与了中国长城的建造，听闻这浩大的帝国工程如何分段推进而永无止境，也得知年迈的皇帝临终发出圣旨，但那信使迷失在了重重城门重重关山之间，徒留子民窗前盼望而永无止境。他也曾化身猿猴，从黄金海岸落入人类牢笼，几经辛苦习得人类语言而获得人间一席，却自道只为谋得出路，回首故土已是前世今生永隔。他也曾起名格拉胡斯，说自己本是山间猎人，遇难身亡而躯体暂留舟上，却从此在尘世万千河流中永恒漂浮，不得解脱。他还在荒僻乡野里当起了医生，风雪夜里远行出诊，在一男孩病榻前遭其家人质疑，被剥除衣裳放置病人身旁，最后赤身上马，在茫茫雪夜游荡而不知归处。
K从一个文本漂流到另一个文本，卡夫卡的文思从一处奇境奔流至另一处奇境。当此之时，欧洲乃至世界正经历一场又一场炮火，一场又一场杀戮，一场又一场癫狂。向来有人感慨，离群索居如卡夫卡，有如此幸运，能避开战事，偏安一隅，遁入奇幻文字逍遥，和前线后方万千亢奋继而幻灭的作家背道而驰，得以独成一派。其实，卡夫卡的奇幻并非遁逃，也并没有脱离在这场世纪噩梦之外。他不直书战争与创伤，却写出了技术文明释放的不可控暴力，写出了帝国统治的断裂失效与余响悠长，写出了殖民体系下弱势族裔的艰辛与漂泊，写出了不可医的疾病和无归宿的孤魂。他貌似没有直面欧洲进步信仰的崩溃和国族纷争的残忍，却已在自己笔下纷繁迭出的奇诡意象里，追溯了崩溃的前因，映现了残忍的底色，仿佛是从背面切入了欧洲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里的奇幻，是妄念的真实。
当战争谢幕，帝国终结，君主逝去，梦魇渐散，卡夫卡自己已经走不出疾病的阴影了。就在他写出《乡村医生》的同一年，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他开始频繁请假疗养，以外出度假的旅程，丈量着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德国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土地。1922年他提前退休，也是在同一年，K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复出，在一个风雪夜里见到了城堡。这一次，K没有了其他名字，仅仅以这个字母代号为个人的标识。K不再背负有罪的致命指认，却面临职务功能被人否认的致命缺失。他仿佛接续了那个迷失在雪原中的乡村医生的命运，被抛置在城堡的外围地带，无法实现自己身体与自己职业的合一复位。他面对这座进不去的城堡，下定决心为之耗尽一生，仿佛重演“法的门前”那个固执的乡下人。只不过，他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守门人，而是整整一个社会群体，整整一套等级结构。高居其上不可接近的城堡主人，从办公厅主任到办事员的层层官僚，从村长、信使、酒店老板娘、和官员有性关系的年轻女子到普通村民的下层众生，这是信息、欲望、权力勾连交错的肉身网络，却也是隔离他又引诱他将他来回拉扯的引力场域。渴望进入核心，渴望身份得到认可，渴望融入共同体，渴望加入欲望与权力交易的链条，K对城堡的执念，代表了所有现代个体作为社会生物的生存本质。在罪与罚之外，人生的注定境遇是求与失。然而，卡夫卡对这一个K的终局，却并不像之前对约瑟夫·K的毁灭那般确定。虽然他的好友布罗德，号称他曾口授小说的终点，K在临终前将获准进入城堡，但是在城堡边缘的恒久徘徊，或许更贴近代号K一贯以来的漂流形象，目的在前却永不抵达，永受搁置，也因此永在漂泊。
在《城堡》写作被搁置之际，卡夫卡又催促着K踏上了另一段奇幻的漂泊。他再次换了名号，换了样貌，进入地下，自己动爪，造出了防御家居多功能一体化的洞穴，享受着暗道密网之后的片刻宁静，又努力倾听随时会袭来的那个陌生巨兽可有响动。随后他放下食物，转身走入表演场的笼中，向世人展示高超的饥饿艺术，一度声名显赫，不久门庭冷落，却依旧坚持绝食，临终却承认自己只是找不到合胃口的食物。最后一次，K回归兽类，成为并无音乐天分的鼠族中一个出类拔萃，让人仰慕的女歌唱家，名为约瑟芬妮。她的歌唱，也就是吹口哨，安慰了一个在外敌四伏的危险中惶惶度日的民族。在故事的末尾，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消失了，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在不同面具下，在不同族类物种中，在不同文本的字符河流上辗转漂流的K，也随着约瑟芬妮消失在了文本深处。写完这篇小说的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疗养院里与世长辞。约瑟芬妮的最后一声口哨，是当时喉咙已经感染结核而无法发声的卡夫卡，在文本中最后一次就着奇幻想象发出的哀鸣。
在K和卡夫卡最后的文本漂流里，千百年来流散各地且备受欺凌的民族显身，十多年里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殚精竭虑直至声嘶力竭的作家显身。难容于世间的苦楚，恐惧中苟安的卑微，品味无奈而自嘲的生存，让这两者融合为一，相互映照。卡内蒂对此感同身受，就此做出的评论可谓掷地有声：“他的很多前提和特征是犹太式的，这一点当然没错。犹太人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天性感到害怕，也同样无法否认。但是重要的是，卡夫卡在作品中把这些特殊性都剔除了，它们帮助他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有了更为清晰、也许还更迅速的洞察。”
卡夫卡去世十年后，源自维也纳，经慕尼黑至柏林恣意涨溢的褐色狂潮让之前所有的野蛮暴力相形见绌。无数人经历了约瑟夫·K遭受的审判与摧毁。犹太人首当其冲。再过五年，欧洲与世界重陷屠戮与癫狂的深渊。失控的杀人机器横行无忌。精神的荒原上烽烟四起，血腥浓烈。战火未尽净，铁幕又降下，一边是资本炽焰的灼烤，一边是官僚枷锁的囚困，虫变的厄运，城堡的阴影，灵魂的失落，无处不在。阿多诺与德勒兹、迦塔利异口同声，称卡夫卡预言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浩劫。生存的恐惧，秩序的碾压，规训的严苛，何止让犹太人受苦。毋宁说，卡夫卡以犹太作家洞察的现代文明弊端，在他身后引爆了一次次人道的危机和人性的忧思。另一方面，卡夫卡的幽深文字，卡夫卡的奇幻想象，卡夫卡提供的五色斑斓的K化身，又在这令人窒息的漩涡中提供了引渡的舟筏，载人于省思和遐想中品味无奈而求得安慰。这里的奇幻，是人性的真实。
于是，代号K的文本漂流并无止境。那1924年6月消失在文本深处的，在2024年6月以及未来所有年代所有月份里，随时都会浮出阅读的地表，召唤我们踏上幻想的轻舟，继续漂泊在无垠的心灵宇宙中。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