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正逢弗朗茨·卡夫卡（1883.07.03-1924.06.03）逝世一百周年，学界和民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澎湃新闻专访了卡夫卡研究者和莱纳·施塔赫《卡夫卡传》第二卷和第三卷译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教师黄雪媛。

  在黄雪媛眼中，弗朗茨·卡夫卡是一个丰富多面的人。如果说“卡夫卡”给人一种疏离警惕、独孤执拗的印象，那么“弗朗茨”就像邻家兄弟般友善亲切。“卡夫卡”和“弗朗茨”两种形象之间的彼此呼应和矛盾共存同样映射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心灵世界。

  在访谈中，黄雪媛还提及卡夫卡传记作者莱纳·施塔赫的邮件，他曾明确表示，要通过他的三卷本《卡夫卡传》描绘出一个“彩色的卡夫卡”。黄雪媛在翻译传记和撰写卡夫卡评论随笔的过程中，也尤其关注卡夫卡明亮温暖的一面。她说，只有了解了卡夫卡的这一面，才能理解他懂得他，才能真正被《女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中“尽管我们的生活充满悲苦，微微一笑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句子所触动。

  澎湃新闻：莱纳·施塔赫的《卡夫卡传》塑造的卡夫卡形象是怎样的？为什么说这部传记是对卡夫卡的祛魅？

  黄雪媛：施塔赫是传记作家中的翘楚，我认为他达到了学者风格与艺术家气质的高度平衡，他的《卡夫卡传》三卷本写得既激荡人心，又使人深深信服。他调动素材的能力，好比古代的著名将领，拥有调度千军万马的气魄，同时又能明察秋毫，心细如发。卡夫卡在施塔赫笔下确实是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是往好的方向祛魅：几十年来在卡夫卡身上越积越厚的晦暗神秘干燥的壳渐渐脱落，一个鲜活的，亲切的，湿润的，具有多面性的卡夫卡渐渐显露，仿佛他就坐在你办公桌对面，对着文档埋头苦干，或心猿意马地走在马路牙子上，脚下一绊差点摔倒，或出现在公寓楼的电梯里，羞涩地和你打招呼。你完全可以把卡夫卡当作同事和邻居，也可以把他想象为同学和密友——心思最沉静，聚会常迟到，时而人来疯的那一位。我看过施塔赫的访谈，这位传记作家到了晚年仍然拥有年轻的声音和饱满的热情，他为卡夫卡研究付出了大半生，被列入“卡夫卡的男遗孀”行列，与另两位著名的卡夫卡专家克劳斯·瓦根巴赫，哈尔姆特·宾德并列。三者中我毫无疑问最喜欢读施塔赫的卡夫卡。他对人性的深刻洞悉，对卡夫卡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症候的准确把握，对卡夫卡文字世界的精妙理解，对传主倾注深爱、下笔时又能适度抽离，冷静地审视他所热爱的对象，而不是不加选择，夹带私货地崇拜，还有对我个人而言极其重要的因素——驾驭语言的艺术。总之，施塔赫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传记作家。

  澎湃新闻：您曾谈到，在翻译《卡夫卡传》的过程中，有时感觉离“卡夫卡”比较远，离“弗朗茨”比较近。之前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尤其是本雅明和加缪那个时期，是不是更多的是撇开弗朗茨来研究卡夫卡文本的？弗朗茨对于我们理解卡夫卡的意义是什么？

  黄雪媛：在加缪和本雅明时期，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卡夫卡生平的著述还比较少，本雅明在1934年写下《弗朗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之际，肯定还没有机会读到卡夫卡日记和书信，马克斯·布罗德的《卡夫卡传》要到1937年才出版；加缪那篇《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写于1942年，那时市面上已经有布罗德和波利策1935-1937年合编的文集，包含部分日记和书信，但加缪是否读过不得而知，而卡夫卡写给第一任未婚妻菲莉丝的书信在加缪去世时还未出版，而要到1967年才出版，恰恰是这批书信对于了解卡夫卡本人和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至关重要。故而我们可以猜测，无论本雅明，还是加缪，他们对于卡夫卡的个人生活了解并不会很多。他们多半是通过卡夫卡的作品去了解卡夫卡的，也就是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卡夫卡，而不是作为一个时代青年和办公室精英的弗朗茨。您刚才问，弗朗茨对于我们理解卡夫卡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说，虽然读卡夫卡的小说未必一定要了解弗朗茨，但是了解弗朗茨，你肯定多了一把打开卡夫卡文学城堡一扇重要侧门的钥匙。世上有的作家是隐身在他的故事背后的，读者只管去读他的文字，而不需要关心作者的生活，就像我们对巴尔扎克的私人生活并不怎么在意，却会津津乐道普鲁斯特的玛德莲蛋糕和睡前仪式；普鲁斯特，卡夫卡，拜伦，策兰这一类作家，其生平经历与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简直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手心手背那样的关系。策兰说过：“我没有写过一行与我的个人生存没有直接关系的诗句。” 这句话同样适用卡夫卡与他的小说的关系。


  澎湃新闻：加缪的文章《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1942年）一开头就说道：“卡夫卡的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不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或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您也讲过，在课堂上带着学生阅读卡夫卡作品时，大家都会对文本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卡夫卡的文本会产生多样性的解读？

  黄雪媛：卡夫卡的读者大多会体验卡夫卡笔下世界的时近时远，难以捉摸。这就是卡夫卡的“狡猾”，和奥德修斯的狡猾有点像。但你不能说他在戏弄读者，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看世界，看生活，也是这样对待自我的。卡夫卡小说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过去几十年已经讨论得够多了。而我想说的是，越是了解他的生活世界，越是接近他心灵，越是体悟到生存本质的矛盾，自然人性与现代社会运作机制之间的矛盾，就越觉得以往读来复杂难言，歧义重重的文本，原来并没有那么晦涩难懂。

  澎湃新闻：看到您在去年《文汇报》的文章里讲过卡夫卡的旅行故事。其实卡夫卡一生离开布拉格的时间并不多，所以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十分在意这个问题？是想表达卡夫卡其实不是被我们标签化的那样？从他的生活阅历来看，他是个生活富足、工作上进、人缘不错的正常人。那么文学作品中那些虚弱的内心是他自己吗？应该不只是艺术创作的手法？不然100年后读者也不会因为其中表达的真实感而被震撼。

  黄雪媛：卡夫卡是彩色的，而不是黑白的。这也是施塔赫本人给《卡夫卡传》我的合译者程卫平的邮件中提到的，他说当前各种文献资料拼出的卡夫卡半真半假，而他想要绘出一个彩色的卡夫卡形象。而我这两年关注的是卡夫卡明亮，灵动，诗意，温暖的一面！所以我关注下班后的卡夫卡，关注周末或者晚上和朋友们一起“搞事情”的卡夫卡，关注那个离开布拉格，悠闲度假疗养的卡夫卡。这些轻盈明亮的时刻是卡夫卡这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极为重要的部分，能对他充满“沉闷的奥秘”的作品多一重领悟。一旦了解了卡夫卡明亮温暖的这一面，再去读《女歌手约瑟芬和耗子民族》这样的作品，你会瞬间领悟，约瑟芬就是卡夫卡的化身，你会动容于那一句“尽管我们的生活充满悲苦，微微一笑还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明白了他写下“约瑟芬所吹的口哨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桎梏，也使我们得到了片刻的解脱”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澎湃新闻：李双志把形容词“卡夫卡式”（Kafkaesque）翻译成“卡夫卡时刻”。我们怎么理解所谓的“卡夫卡时刻”？卡夫卡其实没有为我们提供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方案，那么阅读他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您说卡夫卡写到自己心里去了，我们经历的他都经历过。但您还是希望自己超越那种分裂、惶恐的个性，那么这种希望本身是不是对现实的某种无奈的妥协？

  黄雪媛：李双志教授的这个译法别致而传神，通常的译法——“卡夫卡式”虽然准确，但更趋向一种固化的风格。而“卡夫卡时刻”却表达出一种流动变化的特质，而非静止的状态。这样的“时刻”一次次降临在他的人物身上，如一场噩梦，在梦中张皇失措，找不到出口；有时是荒唐滑稽、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以及那些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的“说理”和欲拒还迎的暧昧。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卡夫卡时刻”，这个语词揭示了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似曾相识性，觉察到这点之后也许我们就能发展出一段“审视的距离”，帮助我们超越这样的时刻。

  澎湃新闻：您也在与李双志教授的对谈中谈到自己第一次读卡夫卡作品时的不适感，您还讲过自己到中年可以抵挡和消化卡夫卡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他文本的世界。想问问这里的抵挡是指什么？需要抵挡的东西是什么？

  黄雪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整个时代的气质是一种质朴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又是市场化的动荡激跃时期，到处闹哄哄的，人处于浮躁和兴奋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我对于卡夫卡晦暗幽深的文风，天然地排斥。每个人读卡夫卡的关键节点肯定不一样。有的人“开悟”早，可能青年时代就迅速进入了卡夫卡的精神世界，获得强烈的认同感。而我真正意义上能面对卡夫卡，理解卡夫卡，消化他的文字，同时发展出“抵挡”的能力是40岁以后，甚至更晚些，经典作品就是这样具有敞开性，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这一阶段不能进入的，也许下一个阶段就能被深深吸引，到了对的时候，它的门就向着你真正打开，越往里面走，你越会感觉到“不谋而合”的共识和“拍案而起”的惊喜！我说的“抵挡”并不是抗拒，而是理解之后可以与文本之间展开对话和对抗，而不是完全被其吞噬。文学的魅力在于召唤，诱读者深入，与之共舞；但是对于还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可能也将面临“危险”。卡夫卡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作家。

  澎湃新闻：您讲过，卡夫卡其实有一些生存策略。“作为弗朗茨的卡夫卡，他的生存策略就是分身术。”怎么理解这种分身术？也有人说他的策略就是让自己或者主人公慢慢变小。

  黄雪媛：你看他虽然在日记书信里叫苦连天，自怨自艾，其实单位里该做的工作他一样不落，上司器重，下属尊敬，他也没有因为工作和写作而耽误日常的小享受：喝啤酒看电影散长步。在一战期间他一半同事被应召入伍，他连续加班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写作，我们可以相信，他拥有非常棒的时间管理能力和坚韧的品质，“精神分身术”肯定也悄悄助了他一臂之力。从早期的作品《乡村婚礼筹备》我们就可以看出卡夫卡的生存策略——对于不情愿的事情，他派出一个“肉体的自我”去履行责任，然后“精神的自我”就可以在家躺平，独享清净。至于“变小”的策略，也许他受到了他喜爱的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影响，但后者是真正践行了隐身术和缩小术，不仅字越写越小，小到后人得用放大镜才能解码，到后来索性放弃了写作，躲进疯人院，过了三十多年清净生活。而卡夫卡的缩身术并不彻底，本质上而言只体现在他的精神生活和小说世界里，你看那么多动物出没在他的小说里：甲虫，老鼠，鼹鼠，猴子......著名的甲虫格里高尔最后慢慢干瘪消失了，家人们松了一口气，我猜卡夫卡写完这篇估计自己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吧！我们既可以把《变形记》当作一个悲伤恐怖的故事来读，也可以换种视角，看卡夫卡如何使用文学变形术和缩身术让自己至少在心理层面上得到了极大的疏解。这和托马斯曼通过写《威尼斯之死》让埋藏心底的同性恋情结得以疏解其实是异曲同工。

  澎湃新闻：您一开始是因为喜欢歌德才走上了学习德语的道路。同样是“捕获”现代心灵，歌德和卡夫卡的方式不同之处在哪里？为什么卡夫卡更能打动现代人？

  黄雪媛：歌德去世是1832年，卡夫卡出生是1883年，卡夫卡与歌德之间隔着50年历史距离，不远也不近，但其实已经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歌德的时代，火车汽车电话飞机都还没发明，过的是慢生活，歌德这样的贵族和富家子弟接受的是真正的博雅教育，花很多时间和钱财在欧洲各地漫游和壮游。歌德的性格是不着急又能断舍离，他可以抛下职务，偷偷跑去意大利，花上近两年时间游历和学习，期间照样领着魏玛公国最高的薪水，他可以花60多年慢慢写完《浮士德》，歌德的生命和生活方式是不可复制的；而卡夫卡已然处于技术时代，像布拉格这样的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引发了“时代病”———当时很多欧洲人得了焦虑症和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症。疯人院文学，父子对抗文学，疾病文学充斥着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德语文学。卡夫卡是一枚现代办公族，下班之后才能搞创作，被焦虑和忧郁折磨的他三部长篇都没写完，还有无数半途夭折的文字。从文学的脉络来说，歌德代表德意志的文化文学正统，他携手席勒，向古罗马古希腊文艺传统致敬，并致力于构建一个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德意志祖国；而布拉格的犹太人卡夫卡属于德意志文学圈的边缘人物了，孤岛般的生存处境，现代办公室生活对心灵的逼迫和压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卡夫卡写的东西“更能打动现代人”，我们的心灵处境和卡夫卡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另外我想说，卡夫卡崇拜歌德，他读了歌德几乎所有的作品，29岁时去了一趟魏玛，是一趟文学朝拜之旅，不过，他也指出歌德的语言可能阻碍了德语的发展，这和海涅在歌德去世之际既悲伤又释然的心态有一点相似，海涅认为歌德就像一棵巨树挡住了他们这些文学晚辈的道路。而对我个人，歌德是用他纯然的诗歌艺术和他无可比拟的生命艺术和生命智慧捕获我的；而卡夫卡是以无与伦比的对生存困境和心理困境的洞悉而捕获我的。两者都给我力量，歌德从积极的意义上，他教我如何与生活斡旋，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去追求自我实现；卡夫卡从痛苦的意义上，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人，比我敏感一百倍，比我拧巴一百倍，比我追求完美一百倍，所以我佩服之后，就深深地释然。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