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收录34位诺奖得主曾刊载于《巴黎评论》上的访谈。在每篇访谈前设置了诺奖信息页，补充介绍该作家的生平及诺奖获奖理由。还独家收录有部分受访作家的手稿图。

  下文为选读。

  卡米洛·何塞·塞拉

  198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获奖理由：“因其丰富而深入的散文，它们以克制的同情心形成了一种针对人之脆弱性的极具挑战的构想”

  《巴黎评论》访谈发表时间：1996 年

  西班牙小说家、诗人、散文家，1942 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被视为西班牙战后文学的先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为亡灵弹奏玛祖卡》《蜂房》等。1978 年获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1994 年获行星奖，1996 年受封为“伊里亚·福拉比亚侯爵”。2002年病逝。


  一九一六年，卡米洛·何塞·塞拉出生在伊里亚·福拉比亚，那是一个位于西班牙加利西亚大区拉科鲁尼亚的小村庄。他诞生在一个由意大利和英国移民组成的富裕家庭，一九二五年，他和家人移居马德里。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二十岁的塞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诗歌集《踩着可疑的阳光走》。之后，因服役而受伤的他在休养期间曾短暂担任官方审查员。一九四二年，面对西班牙战后绝望和混乱的社会生活，他在布尔戈斯的一个车库里秘密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在当局没收之前，这部小说就已经售罄，而且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当时，这一事件非常轰动，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仍把它视为西班牙战后文学史的开端。之后，塞拉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包括《那些飘走的云》《那个加利西亚人和他的小队》《静心阁》《小癞子新传》，以及他的第一本游记《拉阿尔卡利亚之旅》，奠定了其作为小说家和作家的重要地位。同时， 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创作了一系列油画和绘画作品，也曾出演若干电影。


  在那些年里， 塞拉主要通过为报纸和杂志撰稿来维持生计。一九五一年是他文学生涯中关键的一年。那一年，他出版了著名作品《蜂巢》——这部作品是在阿根廷出版的，因为在西班牙被禁止出版。官方审查员对他们无法破坏塞拉那辉煌且有影响力的文学事业感到愤怒， 将他从记者协会除名。这意味着， 他的名字不能再出现在印刷媒体上。但是，塞拉坚定不移地继续创作，又写下了两部长篇小说：《考德威尔夫人对她儿子说》和《金发女人》。之后，也许是因为想起其他像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那样顽固的西班牙作家的命运，他认为，最好是自我放逐，远离马德里激烈的气氛。于是，他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和家人——他的第一任妻子罗莎里奥和儿子卡米洛·何塞——一起搬到马略卡岛，而非像当时许多其他西班牙作家那样选择流亡海外，并创立了文学杂志《松阿尔马丹斯文学报》（阿尔马丹斯是塞拉居住的街区）。不管当时的争论有多么激烈，都无法阻止塞拉于一九五七年成为皇家语言学院的院士。他在马略卡岛上度过了充实的几年，创作了《玫瑰》《饥饿滑梯》《秘密字典》《圣卡米洛，1936》和《晨祷 5》等作品。

  一九七七年，他担任皇家参议员，为国王和国家服务。之后，塞拉决定充分利用自己与佛朗哥政权及其讨厌的审查员的战争中的胜果。他不希望改变自己那爱捣蛋的淘气小孩的形象——他自己也觉得这很有趣，便创作了一部充满讽刺的大胆作品，题为《阿奇多纳鸡巴非凡事件纪事》。之后，他又写了一本类似的书，以戏谑的方式重写经典名著《塞拉斯蒂娜》。在嘲弄完旧制度后，塞拉又变得严肃，并于一九八三年出版《为亡灵弹奏玛祖卡》。那是一部结构复杂的出色作品，一个关于爱和死亡的故事，背景为内战时期的加利西亚。凭借此作品，他于一九八四年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一九八六年，他又重回拉阿尔卡利亚地区，写下了《拉阿尔卡利亚新旅》。但是，在这第二次旅行中，他并不是背包步行，而是坐在劳斯莱斯里，司机则是一个雕塑家的模特。

  后来，塞拉获得了几乎所有的西班牙语文学奖项。一九八七年， 他因其文学创作获得阿斯图里亚王子奖；一九九四年，凭新作《圣安德鲁的十字架》获行星文学奖；一九八九年， 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然而， 直到一九九六年， 塞拉才获得西班牙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塞万提斯奖。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喜欢激怒别人，而且不屈不挠地坚持做一个不屈服的、独一无二的塞拉。

  ——瓦莱莉·迈尔斯，一九九六年

  《巴黎评论》：你说过，文学常常是一种“欺骗，是人类生活所遭受的一系列欺骗中的一种”。你努力想要“不带伪装”地写作，这就是你写下像《蜂巢》《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那般犀利的小说的原因吗？

  卡米洛·何塞·塞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因，但我认为，一个作家无法接受任何的借口、诡计、伪装，或者面具。

  《巴黎评论》：你获得了许多文学奖项， 包括一九八五年的国家文学奖、一九八七年的阿斯图里亚王子奖、一九九四年的行星文学奖等。我想，一九八九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让你最满足的一个奖项了。

  塞拉：事实上，我获的奖项并不多。我是获奖数量最少的西班牙作家之一，只是碰巧我获得的都是些重要的奖项罢了。但是，没错，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一份巨大的荣誉。

  《巴黎评论》：你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是致敬西班牙画家何塞·古提埃雷斯—索拉纳的文学作品的。他是一位很有名的画家，尽管他的文学作品不那么有名，但你似乎找到了其中的重要价值。

  塞拉：没错， 我对他的绘画作品和文学作品都很欣赏。我总是说，索拉纳写下的每一页文字，都能在他的画中找到对应的体现，他的每一幅画也都能在他的文学中得到反映。如果你没法立马找到它们的对应关系，那你只要继续找，总会找到的。索拉纳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写了六本书——都是些很棒的作品。但不幸的是，西班牙是一个贫乏的国家，不是一个适合发展多种才能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很棒的作家，那他的桥牌肯定玩得不怎么样，也不会是个好的高尔夫球选手。不，这是不可能的。显然，这完全不符合索拉纳的情况，因为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没有人关注作为作家的他，这让人感到很遗憾，因为他的作品真的很出色。

  《巴黎评论》：索尔·贝娄曾经说过，你对文学和小说创作的攻击把你自己置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塞拉：好吧，也许他是对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相信，文学总是一种伪装。我的一个朋友，杜鲁门·卡波蒂，曾经为一份在丹吉尔出版的名为《西班牙》的周刊采访过我。他跟我说，他也曾经想写出像《考德威尔夫人对她儿子说》那样的作品。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别人怎么说他并不重要。贝娄可能是对的，但我真的不知道。

  《巴黎评论》：很多评论家都说，在你的作品里找到了存在主义的背景：一个人最终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贝娄认为，在你的作品里，理论的东西并不多，他认为你并没有想要传达什么存在主义、性或政治信息。

  塞拉：毫无疑问，他说得没错。

  《巴黎评论》：那么，你会觉得作家对他的读者负有社会责任吗？

  塞拉：不，作家只对自己和自己的良心负责。作家必须充分明白自己的良知，非常关注自己。

  《巴黎评论》：贝娄说，你描述人类最残酷的一面时所表现出的直白和不拘小节，使得你的作品可以与让—保罗·萨特或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作品相媲美。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呢？

  塞拉：我不确定。是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尤其是莫拉维亚。遗憾的是，莫拉维亚从未被授予诺贝尔奖，但他确实是应该得到这个奖项的。我想，我们作家之间的评论应该是一种我们希望是真实的、但也许并不完全准确的东西的延伸。另外，也存在着一种责任——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自己的良心的责任。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为大人物服务的作家更悲哀的了。那真是太可怕了。因为在之后，作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咽下自己的作品。看看那些在斯大林手下的艺术家的作品。不管是在斯大林手下还是在别的什么人手下， 都是如此。有一天，有人让我留意《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一条信息：全世界雕像数量最多的人是斯大林。他应该会发号施令：为我制作雕像！于是，他们就不得不继续这么做。后来才发现，这些雕像都掉到地上了！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人们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巴黎评论》：因此，作家绝不应该被一个人为的视角或情况所左右，对吗？

  塞拉：听着，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比方说，我就不说名字了， 但我们就说那些把自己标榜为“进步” 作家的人吧， 或是那些假装贫穷、实际上却比我们所有人都有钱的人。这就是一种装腔作势！一天，一位女士，一位非常优雅的法国女士，她跟我说：“你的生活方式和品位和银行家很像。”我说，好吧，我不是银行家，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我也不需要。我有足够的钱，可以舒适地生活。为什么我必须得表现得像个穷人一样？注意了，这么做不过是虚伪而已。而且，如果我把那个作家的名字告诉你，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但他现在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不会提他的名字。

  《巴黎评论》：你将自己的文学目标定义为“用手指去触碰腐败” 和“不带任何修辞地书写”，这也是你“不带伪装的文学”这一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塞拉：嗯，这是我的愿望。但是否实现了呢？我不知道。但这肯定是我的其中一个意图。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所收到的最好的赞美和最让你难过的批评分别是什么？

  塞拉：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有人说我是天才，也有人说我是弱智。这两项指控中至少有一项是错的！

  《巴黎评论》：被称作“弱智”会让你感到困扰吗？

  塞拉：不，不，人不能受制于这些东西，不然就没办法在公众面前露面了。作家——好吧，我说的是自己，不是其他作家——是根据他认为自己想说的东西来写作的。之后，他是对还是错，好吧，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但你不能把读者或批评家的态度放在心上，不然你就会丢失自我。这是显而易见的。

  《巴黎评论》：因此，在面对这些评论的时候，作家必须学会变得更加坚定吗？

  塞拉：不，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让自己变得坚定的问题。这是一种态度。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想法。这是我最关心的。还是那话，有一种东西叫“良心”。如果我违背了它，我的良心就会觉得懊悔。但所有跟别人良心有关的事都是非常主观的。作家可能拥有很多读者，你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意见，以迎合不同的口味。读者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个事情， 往往是出于好意，也经常会被周围的气氛所胁迫。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主题，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总会出现不同的态度。在写作的时候，作家可不能考虑这些。

  《巴黎评论》：你觉得大众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你的作品了吗？

  塞拉：在西班牙也许是的，但在西班牙之外，我真的不知道。显然， 翻译总是困难的， 正如俗话所说，“翻译即背叛”。译者也有可能是叛徒，尽管他这么做往往是无意识的，并不是有意为之。我读过一些译本， 完全就是狗屁不通。但要检查所有译本是不可能的。首先，我并不是熟悉所有外语，没有能力这么做，也没有人有能力这么做。第二，我没有时间这么做。第三，根本不值得这么做。在《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的罗马尼亚译本的序言中，我甚至说，应该禁止所有翻译作品。我这么说是自相矛盾，但也是事实。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表达出你想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意思。比方说，西班牙语的“ventana”和法语的“fenêtre”或英语的“window”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它们是不同的东西。每种语言都有细微的区别。

  《巴黎评论》：你的母语难道不是英语吗？

  塞拉：好吧，我是先学会英语，再学会西班牙语的，但我现在都不说英语了。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我的外祖母——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是生活在西班牙的意大利人。在我的外祖父去世之后，她们就倾向于说西班牙语，因为这对她们来说更简单。于是，在我家，英语就丧失了原来的地位，最后完全消失了。

  《巴黎评论》：你读过自己作品的英文译本吗？

  塞拉：是的，我读过其中一些，还过得去。北美的安东尼·凯瑞根翻译了一些非常好的译本。当然，那是我们在马略卡的帕尔马岛上一起完成的。我们一般是一周见一次，他会在遇到问题时把它们列在一个问题清单上，我们见面时就详细地讨论他的疑问。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好的译本。否则，在译者对自己所翻译的语言不是十足熟悉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求助于词典。但词典太冰冷了，有很多细微的差别是无法在词典中找到的。基于词典的译本不是好的译本。一般来说，法语和英语的译本都是不错的， 但德语译本就不一样了。我不会说德语，但我一些懂德语的西班牙朋友跟我说，德语译本很糟糕。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天，我收到一本中文译本，但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哪本书。这让我有点迷惘。我想，寄书的人也许在跟我开玩笑，兴许那不是我的作品。我该怎么办呢？随后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内文的其中一页上。好吧，至少现在我知道那是我的作品了，但我还是没搞清楚那究竟是哪一部作品！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要写书，他只需要：想说的东西，以及把它说出来时要用到的一沓白纸和一支笔；其余的事情都是外在的，无非是想在交易当中增加一些戏剧性罢了”。

  塞拉：完全正确。我认为，灵感是诗人的避难所。诗人一般都很懒，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柏拉图是对的，他想给他们头上系上彩色丝带，把他们驱逐出理想国。毕加索曾经说过：“我不知道灵感是否存在，但要是它真的存在，那它找到我时，我一般都是在工作。”有一次，一名女士问波德莱尔，什么是灵感。他回答说：“灵感就是每天命令我工作的东西。”a 【a 波德莱尔的原话是“灵感来源于每天的工作”。——编者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天才不过是长期的持续的耐心。”我们要做的只是坐在一沓白纸前，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没有什么比面前放着一沓白纸，而我要从头到尾用字母把它们填满这件事更可怕的了。正因如此，我感觉自己想要说些什么，必须要说些什么。当然，我们也要肯定，那种像是孩子在学校里写上一百遍“我在上课时不会说话”的文字并不是文学。

  《巴黎评论》：你仍在手写稿子呢，还是已经使用机器来处理文字了？

  塞拉：是的，我一直都手写。事实是我不会打字，而且我没有电脑。家里有一台电脑， 但是我的妻子在用， 我不用， 因为我怕自己会全身麻痹。这是真的！在这些个机器面前——像电脑， 甚至是汽车——我就像是个来自遥远地方的人。我看它们的眼光中总是带着怀疑，碰都不敢碰，怕它们溅出火花。对我妻子来说，使用这些机器似乎很方便， 我也为她感到高兴， 但我还是更喜欢手写。无论是用钢笔、圆珠笔、铅笔还是马克笔，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迷信或执着的想法。一位年轻的记者曾经问我：“你打算写到没有可写的为止吗？”我的回答是：“不，我会写到没有可以写字的东西为止！”

  《巴黎评论》：如果说你专注于寻找西班牙身份，寻找西班牙作为一个因为辉煌过去的记忆而陷于某种颓废中的社会存在的本质，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塞拉：是的，但我的兴趣并不是有意针对某个事物的。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特别去寻找它， 但我却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去寻找它。你瞧， 我有一半西班牙血统， 四分之一意大利血统， 四分之一英国血统， 我的曾祖父母是比利时人。这都让我倾向于对西班牙有某种看法， 我是作为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而非西班牙人去看待它的。比方说，我喜欢那个连西班牙人自己都不喜欢的西班牙：那个苍蝇飞舞的西班牙，斗牛小镇，神父，带着三角帽的国民守卫军，桅杆……

  《巴黎评论》：一个黑暗的西班牙。

  塞拉：不，它其实并没有比其他国家更黑暗。

  《巴黎评论》：或者说，一个贫瘠的西班牙？

  塞拉：嗯，贫瘠的。但你看，意大利南部是干旱的，希腊和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是干旱的。我们不要囿于刻板印象。我从来没有在那个干旱贫瘠的西班牙生活过。我生活在西班牙的北部，加利西亚地区， 那是另一种颜色。我们加利西亚拥有跟比利时或者荷兰相似的颜色。因此，我们一定要带着雨伞出门。我刚参加完埃莱娜公主的婚礼，从塞维利亚回来，那儿阳光灿烂，温度很高。因此，那儿没什么雨水。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人会因此而感到吃惊，因为人们都知道， 一直都是这样的

  《巴黎评论》：你想过写一下吉卜赛人的生活吗？或者也许你曾经想过要写一部可爱的、以英雄人物为主角的大团圆结局浪漫小说？

  塞拉：好吧， 并没有。在我写的一本由毕加索绘制插画的作品里，好像有一段这样的浪漫故事，但我记不清了。我想，里面应该也提到过一个吉卜赛人，我隐约有这个感觉——是的，应该没错。西班牙有吉卜赛人，人们无法忽略他们的存在，但吉卜赛人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好吧，那其实并不是个“问题”，但帕约人 a【a Payo，吉卜赛人对非自己族裔的人的称呼。】——我们是帕约人——是种族主义者，完全不接纳吉卜赛人。但要小心，吉卜赛人是更加强烈地拒绝我们的。他们是严格的种族主义者，认为自己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完全不参与我们的生活，而更像是一个观众。我的一个朋友是吉卜赛人，他曾对我说，我们这些帕约人太悲惨了，因为我们必须为了生活而工作。他们不是的。只要偷一只母鸡，他们的一天就解决了，而明天肯定会有另一只母鸡从哪儿冒出来。吉卜赛人通常不服兵役，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们都不服兵役， 因为他们不在人口普查之列。然而，在战争时期，就是那场我二十岁就参加了的西班牙内战，在我的团里有一个吉卜赛人。一天，在我们经历了一场特别激烈的战斗之后，他对我说：“这是多么可怕的战争啊！你们帕约人真的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没有杀他，但他们完全可以把他杀死。他对我说：“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的没错。他在那儿干什么呢？他们抓住了他， 一个小时内就让他穿上制服，把他给送走了。

  《巴黎评论》：皮奥·巴罗哈说：“艺术不是一些规则，而是生活本身，是体现了人的精神的物体精神。”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塞拉：是的，当然，我自然是同意的。皮奥·巴罗哈先生总是对的，而这句话则是一语中的。是的，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你不能受制于规则， 否则， 写作就变成了单纯的能力。在足球或其他运动里是有规则的，但最终，它们都只是证明了某种能力而已。伟大的艺术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始终处于被创造的状态。任何一个教授都可以说，这本书不符合语法规则。但如果你是在创造新规则，那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一次，有人对乌纳穆诺说，他用的某个词不在字典里。他说：“那不要紧，它迟早都会出现在字典里的。”明白吗？

  《巴黎评论》：你从来没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过不安或疑惑吗？

  塞拉：从来没有。你瞧，我母亲家族那边是很维多利亚式的，我们接受了非常严格的教育。我们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有很大不同。男孩几乎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除了少数事情以外，我们不能撒谎，也不能向兄弟或朋友告密，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住在加利西亚的乡下，我的家人永远不会接受的一件事就是我和另一个男孩打架， 头被打破了， 哭着回家。他们认为， 如果这个家族的男孩要打架， 那受伤的最好是对方。我的家人完全无法想象是自己家的孩子受伤。因此，我对自己有某种近亲繁殖似的安全感，通过相信自己，我能有种自我安全感。比方说，我被萨拉热窝的某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我的妻子和当时的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都说：“你不能去那儿，那儿到处都是狙击手。”我却说：“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打仗，而我是加利西亚人，所以他们不会追杀我。”“没错，但如果你去了，他们可能会打你。”“不，他们不会打我，他们总是打对方。”我打过仗，我必须说，战争其实是很美丽的。抱歉，我的意思是，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那就像是一场稍微残酷一些的橄榄球比赛，很可爱。那是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而我是拉科鲁尼亚人。他们为什么要朝我开枪呢？

  《巴黎评论》：我想，你说的应该有道理，但我也不想成为那个检验它真伪的人！但是，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是他的艺术眼光、形式，还是作品的内容呢？

  塞拉：好吧，内容和容器，本质和形式，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了。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本质和形式是同一回事。文学不过是文字， 而思想就在这些文字当中。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里， 没有一个词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本质和形式，内容和容器，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这就像是否需要使用技巧的问题。甚至都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这类似于需要使用某种脚手架去建造哥特式大教堂。之后，脚手架会消失，要么是人们把它们拿走，要么是它们自己倒下。

  《巴黎评论》：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整体来说是优秀的，那作品中某些方面的不足之处能否因此而得到原谅呢？

  塞拉：不，他的水平不足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如果他水平不足， 他就应该投身其他行业。他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比如在火车站登记行李，或者和女游客跳舞，靠她们来谋生。另外，这也是个非常不错的行业。我没有以此维生， 因为首先我已经过了做这种事情的年纪，另外，我也没有这样的条件。要是可以的话，我是很愿意做这一行的。靠与女人打情骂俏来维生应该是一个相当美妙的行当。

  《巴黎评论》：所以，一个作家应该有饿死的觉悟，否则，他就应该选择另外的职业？

  塞拉：对的。一个人不应该让自己被任何东西制约。绝对不能有任何东西影响你，更不能接受权力或金钱的恩惠。还要记住一点：作家可以从这世上赚钱，但绝不能把这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如果目标是赚大钱，他就会把眼光放得太低，永远都陷于某种贫困而无法站起来。但是，如果一个人写下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发现有或多或少的读者感兴趣，那钱自然就随之而来。但这只有在不刻意寻找金钱的时候才会发生，否则，这件事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巴黎评论》：从根本上说，你是一位实验性作家。是什么让你在小说技巧方面进行如此多的试验呢？好奇心，艺术需要，还是对现在技巧的不满呢？

  塞拉：好吧，没有什么是比一个作家重复自己、成为另一个自己或者变成自己的死亡面具更加无聊的了。在《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和描述我在西班牙游历经历的《西班牙蛮荒笔记》里， 包含了我对西班牙或多或少的传统看法——你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西班牙——显然，按照这种风格来写作，我总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我根本无法坚持下去。不，我再说一遍，没有什么是比成为自己的死亡面具更加痛苦的了。过去，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意大利画家，他发现自己的画卖不出去了。他明白，人们仍然在寻找他年轻时的画作。于是， 他决定模仿自己年轻时的风格。这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呀！我想， 那一定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感觉，人们必须尝试 不同的路径。如果这当中的某一条路可以为你之后的人所用，那就让 他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毕竟，这些道路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对我们 每个人都开放的，不是吗？所有的主题都是公平的游戏。一位自诩为作家的青年对福楼拜——我想应该是福楼拜——说：“大师，只要我 有一个故事，我就能写出一部小说。”“我给你一个故事，”福楼拜说，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了，就这样，故事结束。现在，你自己来发挥吧。只要有天赋，你就能写出《帕尔马修道院》。但你必须得有 才华。”一天，一位年轻作家找到我，抱怨说自己没有合适的资源来 写作。我跟他说，我给你一千张纸和一支钢笔作为礼物。如果你有天 赋，你就能在纸的一面写出《堂吉诃德》，在另一面写出《神曲》。现 在，去写吧，尽管你可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让我们看看你会写出 些什么吧。这听上去很夸张，但也很真实。

  《巴黎评论》：那么，你认为，天赋是上帝赐予的，换句话说，是基因决定的，对吗？

  塞拉：我不是很确定，但显然，一个人要么有天赋，要么没有天赋。你可以把这个词用在任何你希望使用的地方。我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天赋， 但我相信对某件事情的特定的天赋——噢， 我不知道这个词的形容词是什么。要么你有最低限度的天赋，要么你就什么都做不了。时间并不能代替天赋。比方说，委拉斯开兹需要多长时间来画《宫娥》？也许一个月？但如果给我六年来画同样的作品，画出来的效果会一样吗？不！我们可能在画布前站六年也画不出那样的画。

  《巴黎评论》：那你相信缪斯女神的存在吗？

  塞拉：不，我绝对不信。我之前就聊过这个问题。这只不过是抒情诗人使用的一个伪装。只是这个说法太方便了，这就是个谎言。在写出好的作品的时候，或者写不出好的作品的时候，人们就用它作为借口。

  《巴黎评论》：你在文学方面的试验结果之一就是打破了许多小说界的神话。这是你原本的意图吗？

  塞拉：完全不是。当一个人试图对抗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做的事通常与他的意志是没有关系的。

  《巴黎评论》：面对技巧和内容，你会先考虑哪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说，你首先考虑的是想要尝试的技巧，还是你先有了故事的内容，而技巧是必要的解决方法呢？

  塞拉：技巧并不是有意而为的。我曾经说过——我现在也这么想的——女人只要到了特定的年纪，同意做某些爱欲的事情，就可以生孩子了。之后，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或女儿，这个孩子有两只耳朵，有金色或棕色的头发，很聪明，是个名副其实的开心果。这个女人可能对妇科或产科一窍不通，但她根本不需要了解那方面的知识。她可能甚至是个文盲！但那完全不重要！她可能完全不了解遗传学理论，只是结合了年龄和环境的充分条件，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小说也正是这样写成的。

  《巴黎评论》：然后你就坐下来，拿着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塞拉：是的， 没错。我坐在一沓白纸前—— 那真是很可怕的经历——就开始写了。如果我什么都没想到，我就一直坐在写字台前，直到想到些什么为止。如果我在没有想法时站起来，走来走去，那我可能会花很长时间踱来踱去。要小心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让纪律来管束自己。人们常说，作家的运气很好，没有老板。但这不是真的。我有那么多的读者，他们就像是成千上万个老板。注意了！因为一旦读者松手放开我，我可能就全身麻痹了。

  《巴黎评论》：你每天花多长时间写作？

  塞拉：现在的时间少了，但之前一般是八九个小时，有时甚至是十个小时。

  《巴黎评论》：现在，你要处理的事情多了， 一定很难有时间写作了。

  塞拉：不是的，时间总是有的，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时间。人们总是浪费时间。我说的不仅是西班牙人， 而是所有人。我会为马德里的《ABC 报》写每日专栏。从来没有人见过我拿着报纸跑来跑去， 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从来没有人见过我这样。马拉尼翁博士曾经告诉我——我非常感谢他——当人们问他如何能够满足对时间的诸多要 求时，他说，他是一个时间拾荒者。他没有浪费一分钟。一分钟也不浪费！人们不应该用“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号码给你”来折磨其他人。不！我只有一个电话，我甚至不接电话。我完全没有必要接电话。当我在家的时候，电话响了，即使我就在旁边，我也不会去接。

  《巴黎评论》：那为什么还要有电话呢？

  塞拉：这样，家里其他人就可以接电话了。

  《巴黎评论》：你认为哪个作家对你影响最大？

  塞拉：所有在我之前的西班牙作家，因为我们都互相影响。还有那些用我不懂的语言写作的人，或者那些我还没有机会读到他们作品的作家，那些我没有打算要读他们作品的作家，那些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作家。有一种东西叫“范围影响”a【a 原文为“influence of scope”，是对“scope of influence”（影响范围）一词的移用。】。阿尔贝·加缪和我在很短时间内分别出版了《局外人》和《帕斯库亚尔· 杜阿尔特一家》， 那时候，他跟我分享了这一说法。有许多博士论文试图证明《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受到了《局外人》的影响，也有许多博士论文想要证明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他笑得肚子疼，对我说：“当我们出版这些小说的时候， 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互相也不认识。那时还没有人认识我们！”当时，我们两个都是年轻作家，他比我稍微年长一些， 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我们两个完全是默默无闻的。但那些智者都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模仿学者的声音］说：“这种影响是明显的……” 他们在说什么呢？真的太烦人了。但是， 是的，所有在我之前的西班牙作家，所有语言的作家——即便我不明白他们的语言，他们都影响了我。文学就像是一场带着火炬的比赛，每一代人都希望在自己希望的地方，或在自己能够做到的地方，进行见证， 然后把火炬传给下一代。这样， 他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仅此而已，其余的一切都只是戏剧性的夸张而已。

  《巴黎评论》：我想，就像是加利西亚作家加西亚· 萨贝尔所说的，你的灵魂里“有一个深刻的讽刺的部分，可能是因为体内加利西亚和英国血脉的融合”。也许，这就是你的幽默感的来源？

  塞拉：嗯，加利西亚人和英国人的幽默不完全一样，却是很相似的。那不是一种刻意的幽默，不像安达卢西亚人的幽默，真正的安达卢西亚幽默是非常大众化的。加利西亚人的幽默并不像喜剧，而更多是讽刺，和英国人的幽默感非常相似。比方说，在加利西亚有——或曾经有——一群人被称为自由（Silveira）律师。“Silveira”一词指生长在加利西亚乡村路边的黑莓灌木。这些律师为集市上的买家和小贩之间就商品价格发生的纠纷充当仲裁者。一个自由律师的价格是五十生丁，在那个时代，相当于一比塞塔。这些律师会就争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决定是有效的。有一天，一个自由律师听到了集市上的人和一个小贩之间的争论，他说了一些只有加利西亚人才能听懂的话。他对小贩说，是的，你的价格很合理，但也只是一点点合理而已。加泰罗尼亚人或法国人是不会理解这种幽默的。这可以做萧伯纳作品里的一个典型轶事了。

  《巴黎评论》：那巴斯克人呢？他们能理解这种幽默吗？

  塞拉：他们更加不懂。巴斯克人的幽默感是非常直接的，甚至是幼稚的。巴斯克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种族之一，但在智力上，他们不比欧洲甚至西班牙其他种族更有创造力。毫无疑问，安达卢西亚人也是如此。

  《巴黎评论》：在你的作品中，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双重性：作品内容可能很残酷，但作品风格却总是很轻盈，有一种美丽的抒情性。你会将这种双重性视为另一种塞拉式的讽刺吗？

  塞拉：也许是吧，但我再重申一次，这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

  《巴黎评论》：这来自作者灵魂里属于讽刺的那个部分吗？

  塞拉：这是作者道德、伦理和心理因素的共同结果。

  《巴黎评论》：而就你的情况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混血的结果？

  塞拉：是的，即便没有混血，我也根本不相信有故意而为的文学作品。就凭这一点，我想我就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坐在一沓纸前，特意想要写一部小说，那我永远写不出来。比如《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我先写了一个提纲。后来我把它弄丢了，这很可惜。但在我还没完成第一章的时候，主人公就去了别的地方。如果一个角色被塑造得很好，他就不会遵从作者的意愿，而是会逃离他。人物会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作者就跟在他身后，写下这个人物所做的一切，永远不会提前知道这个人物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就像是在梦中发生的事情，梦里突然出现了状况，造成了巨大的变化。你根本不知道梦境会怎么发展。做梦的人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与人物的生活很相似。诀窍是巧妙地描述它们，然后你就有了小说了。

  《巴黎评论》：弗朗西斯科· 戈麦斯· 德· 克维多是一位讽刺大师。你说过，你是在你之前所有作家的成果，但你是否认为克维多对你的作品有特别的影响呢？

  塞拉：在所有杰出的文学前辈里， 克维多也许是和我最亲近的了，甚至比塞万提斯更亲近。我觉得，克维多是西班牙语文学里最重要的作家，很难有人能跟他比肩。他是不同寻常的，他的作品我百读不厌。

  《巴黎评论》：在《蜂巢》里，你把一些人物设置在马德里一个名叫克维多的街区里。这与你对这位作家的钦佩有关吗？

  塞拉：不。这个街区叫克维多，是因为那儿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一个克维多的雕像，和你说的没有任何联系。

  《巴黎评论》：你说过， 你认为自己是一八九八年以来最重要的小说家，而一想到如此轻易就达到这个位置，你就觉得心慌。你说：“我必须请大家原谅，因为我无法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

  塞拉：噢， 我那是开玩笑的。我这么说是为了激怒一个《国家报》的记者，并没有别的意思。我那时候才三十多岁。

  《巴黎评论》：但你似乎很喜欢去惹怒别人，你在这方面可是声名赫赫。

  塞拉：惹怒别人？嗯，没有什么是比惹怒别人更有趣的了。

  《巴黎评论》：所以你是故意那么做的！

  塞拉：是的， 是的， 好吧， 我过去经常这么做！现在我当然不会这么做了， 因为我已经是人们常说的“老绅士” 了。明年我就满八十一岁了！但以前，在歌舞厅或类似的地方，如果我看到一位非常严肃的绅士坐在桌前静静地抽着雪茄， 我就会看着他， 开始这么做［抬了抬上唇右侧］，整个晚上都这么做。最后，他会起身去卫生间照镜子，以为自己的嘴唇有什么问题！我真的会继续这么做，最终把这个可怜的男人逼疯。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你在写《蜂巢》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头。

  塞拉：是的，而且我现在还是很难受。事实上，对我来说，写作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

  《巴黎评论》：你的意思是，写作让你受苦？

  塞拉：我有一个基金会，我所有的原始手稿都放在那儿。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一个作家全部原稿的基金会。如果有一天你去那儿，你会发现，我的手稿上满是划痕和潦草的痕迹。在写作时，我是痛苦的，但我也以写作为乐。当我试图征服某个情况、却还没有想到发展所需的方向时，我不会跳到它之前，或把它留到以后。不，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我不会继续。所以， 在我的一些手稿里， 你会看到，我在空白处写下了日期，标明我写了不超过三行的日子。那些天写的行数不多，但不打紧，这样，我之后永远不用再想它们了。

  《巴黎评论》：你的基金会在哪里？

  塞拉：在拉科鲁尼亚，伊利亚·福拉比亚的帕顿。帕顿是市政厅的所在地，是个小城镇。而伊利亚·福拉比亚是一个小村庄，从帕顿沿着去往圣地亚哥的路走大概两公里，就能到那儿。

  《巴黎评论》：在把手稿寄给编辑之前，为了润色作品，你会大声朗读，这是真的吗？

  塞拉：不完全是。是这样的，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会大声地读出来。耳朵能够捕捉的许多错误和杂音， 用书面文字是做不到的。因此，如果文字听上去很差劲，我就能捉住这个错误。有时候，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什么地方不对，缺一个词或多一个词，但我继续坚持寻找，最终就能发现错误——缺一个词或者一个逗号放错了位置， 等等。这都是因为用耳朵去听。自然，一个人必须尽可能地写出自己能够写的东西。我允许别人说我作品的某一页里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要怎么办呢？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因为我总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五种感官上。如果修改之后的结果并没有比之前更好，那对我来说，就是比之前更糟糕了。

  《巴黎评论》：你会允许编辑对你的手稿进行修改吗？

  塞拉：不！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下一秒钟他就会从二楼的窗户被扔出去！从不！注意这一点，从不！西班牙的编辑对这种事情一般会很尊重，欧洲的编辑一般都很尊重。但在美国就不那么尊重了。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编辑。但我认为， 是美国作家们允许他们这么做的。在西班牙、法国或者英国， 这是不可想象的。编辑永远不敢对作家说些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作家会把稿子收回来， 转给另一个编辑。

  《巴黎评论》：你的文学标志之一是“可怖主义”，它被定义为 “肮脏现实主义”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多斯·帕索斯技巧的混合物， 当中似乎还有着与存在主义相关的东西。

  塞拉：我来问你，这些东西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评论家说， 教授们说……让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吧！听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依靠某些东西来维生。他们拿起我的一本书然后发表评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让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巴黎评论》：好吧，那我想问，在你看来，人类是否真的像你在书中描述的那样变态，世界是否真的那么残酷？我的意思是，难道生活中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因素吗？

  塞拉：好吧， 我很抱歉， 但我看到的就是我在书中所描绘的那样， 因为我从来不会虚与委蛇， 不会伪装。这确实是令人觉得恐怖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社会是使人变态的原因，还是人本来就是变态的因子？

  塞拉：我想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总的来说，我想，社会才是变态的。清楚的是， 我相信个人， 不相信集团。我不相信团体，不相信宗教，也不相信政党。我相信的是个人。

  《巴黎评论》：所以，像你之前所说的，作家必须对金钱和权力的青睐保持警惕，自己要始终处于任何集团或机构之外。

  塞拉：是的，没错，始终要这样，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巴黎评论》：虽然你写的是人类境况的堕落，但还是能看出你对你的人物有某种感情，并且同情他们的困境，甚至在当中还能感受到某种乐观主义。你至少会承认最后这一点，对吗？

  塞拉：呃，我不确定。我不觉得那些注定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类有太多的理由感到乐观。人类几乎已经失去理智了。但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们最终会从困境中爬出来。我记得，我在战争中负伤了……我身体里还有子弹的碎片，我的妻子和一些疯狂的医生还想让我把弹片取出来。我拒绝！它在我的身体里已经五十多年了，我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走到卖磁铁的商店，不然我会被吸在橱窗上！但当我负伤在医院的时候，尽管那时我看不到也说不了话，但我可以听到一个医生对修女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请尽量把最好的给他吧。我当时想， 我好得就像朵花儿一样！我这么想着，嘴里却说不出来。当时，我就只剩下半条命了， 更确切地说是剩下四分之一条命了。好吧，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而现在我还在这里！而且身体运行得还不错！

  《巴黎评论》：而且你还在迎难而上……

  塞拉：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明年就满八十一岁了。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你知道我比我的妻子大多少岁吗？

  《巴黎评论》：不，不知道准确数字。我知道你的妻子很年轻。

  塞拉：好吧，那你觉得是多少岁呢？

  《巴黎评论》：我不确定，可能你大概年长个三十来岁？

  塞拉：不，我比她大四十一岁。好吧，我暂时比她年长四十岁， 因为她刚过完生日，但五月十一日之后，我又比她大四十一岁了。

  《巴黎评论》：你是否觉得拥有一个比自己年轻这么多的妻子能让你恢复青春呢？

  塞拉：好吧，我不知道，我对现在的情况很满意，她让我非常努力地干活……

  《巴黎评论》：你会说自己有一颗流浪汉的心吗？

  塞拉：不，不，我不会这么说。不过，我想说的是，我对西班牙的看法与英国游客的看法类似。

  《巴黎评论》：但在你的所有作品里，似乎西班牙本身才是真正的主角。

  塞拉：也许你是对的，也许确实是这样。西班牙是一个广阔、多样、多变的国家。你必须亲自去体验。

  《巴黎评论》：你认为，哪些是你最重要的作品？

  塞拉：啊，好吧，我不知道。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一本都没读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不，我一本都没读过，也丝毫没有兴趣想要去读。我认为，我把它们写出来，这就够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作家把自己变成自己的佛祖、只会低头看自己的肚脐眼过日子更愚蠢的事了。

  《巴黎评论》：《蜂巢》在纽约出版的时候，你立刻就被记者协会除名了，你的名字被禁止出现在任何官方报纸上。从那时起，你就不得不与审查员的铁拳进行斗争了。

  塞拉：是的。但他们没有审查《蜂巢》，这部作品在西班牙完全被禁了。

  《巴黎评论》：知道自己受到审查的威胁，你有没有改变过你的作品或者进行自我审查？

  塞拉：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最终会被审查员卡住，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知道， 从长远来看，我将会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另外，在佛朗哥在位的那些年，他的政权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有实力的政权，而是一直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只依靠警察建立起来的政权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是无法站起来的，没有理论结构可以支撑它。佛朗哥政权正是如此。纳粹有自己的理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有理论，但佛朗哥没有。他只是顺势而为，在四十年里成功地维持着政权。

  《巴黎评论》：很多西班牙作家不得不流亡国外，或者宁愿流亡国外，而你从未像他们一样。但你却在马略卡岛待了很多年，以此与伊比利亚半岛保持距离。你是为了避免与佛朗哥政权直接对抗而有意这么做的吗？

  塞拉：不，不完全是这样。我去马略卡岛是有别的原因的。我只是不想待在马德里而已。我在马略卡岛待了很多年， 也许有三十年了，甚至更长时间。

  《巴黎评论》：那些年间你的成果颇丰。

  塞拉：是的，如果你一直工作，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写下相当多的文字了。

  《巴黎评论》：在佛朗哥去世后的那段困难时期，也就是过渡时期，你在公众面前表现得非常活跃，并于一九七七年被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任命为宪法议会的参议员，参与了西班牙宪法的起草工作。能对西班牙的民主历史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你一定感到非常自豪。

  塞拉：我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当然，帮助起草宪法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在西班牙实施的宪法。这真的很了 不起，因为在西班牙，宪法总是只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而这部宪法 到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一次，在开了八九个小时的会议之后，我开 始有点打瞌睡了（我无聊得要发霉了，但我觉得我有责任在场，因为我已经接受了国王的任命， 那就是一项义务了）。首相看见我， 说：“塞拉议员，您在睡觉（sleeping）。”当然，我醒过来，或者在半梦半醒中，说道：“不，首相先生，我只是想睡觉（asleep）而已。”他说：“不管是在睡觉还是想睡觉，都是一回事。”于是我回答说：“不，首相先生，to be screwed 和 to be screwinga 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真的，这完全不一样，不是吗？【a screw 有“陷害，性交”的意思，因此此处 to be screwed可理解为“被某人干 / 陷害”， to be screwing 可理解为“干 / 陷害某人”。塞拉想借此指出 be sleeping 和 be asleep 的区别。】

  《巴黎评论》：我想，有人能如此机智地纠正他的语法，首相先生当时一定很高兴。

  塞拉：那只是我当时想到的回答！如果换个日子，我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什么。只是当时他轻易地就把这个答案给了我，简单到我什么都不用说，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似乎都是根据你游历西班牙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你把它们称作“西班牙蛮荒笔记”，是从九八一代的不安和乌纳穆诺对永恒的西班牙的探索中萌生的。

  塞拉：是的，还有一种逃离城市的欲望。他们对此也很感兴趣。而我自己呢，是住在乡下的。

  《巴黎评论》：和城市生活相比，你更喜欢乡村生活吗？

  塞拉：绝对是的。现在，我住在乡下。在我的一生中，只要有机会选择， 我就一直住在乡下。一位名叫沃尔特· 斯塔基的爱尔兰绅士， 是马德里的英国文化协会的主任， 他背着一把小提琴走遍了西班牙。

  《巴黎评论》：小提琴？

  塞拉：是的，他拉过小提琴，和吉卜赛人相处了很长的时间。

  《巴黎评论》：《拉阿尔卡利亚之旅》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你的人物似乎对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过度的学术化作出了反应。你认为那是一种积极的反智主义吗？

  塞拉：不，不完全是。实际上，在西班牙和其他地区，游历都是一个很文学的事儿。

  《巴黎评论》：而你已经回到拉阿尔卡利亚了，但这次是作为一个优雅的流浪者回去的。

  塞拉：是的，坐在劳斯莱斯里。但我现在已经没有劳斯莱斯了， 现在我有一台宾利。我已经发现，只有阿拉伯酋长或德克萨斯的石油大亨才会开劳斯莱斯，而英国王室和我都开宾利。

  《巴黎评论》：还有那个年轻迷人的黑白混血女司机。她还跟你在一起吗？

  塞拉：不，她已经不在了。现在是我的妻子开车。当局把我的驾照拿走了。

  《巴黎评论》：真的吗？为什么？

  塞拉：嗯， 我根本不同意交通法规。但既然是法律…… 什么必须系上安全带， 在十字路口时必须停车之类的， 都是些废话。他们说，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必须停下来看看四周。不。我曾经对一个法官这么说，我很清楚，法律不能受制于理性，但我会敲着黑板向你证明，中国人的做法是对的：在十字路口停留的时间越短——你必须加速通过——发生碰撞的机会就越小。他们说我错了，好吧，既然他们不承认这些事实， 我就烧了我的执照， 就这样。这是我撞上一辆Biscuter——西班牙过去产的一种双人座小汽车——之后的事。当时， 车上有五个人，自然是全部都死了。

  《巴黎评论》：五个人都死了？

  塞拉：嗯，我为此感到很难过。那时，我开着一辆捷豹。我仅限于感叹这件事情，但他们五个真是蠢材。当时，他们喝得醉醺醺的， 挤在一辆小车里，从一条小路转入高速公路主路。不，不，这真是太可怕了。在他们被撞死之后，嗯，你当然会感到难过，嗯，至少会有一点遗憾。也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少一些！嘿，你在写这段内容的时候要小心些，不然他们会以为我是个野蛮人。

  《巴黎评论》：别担心， 塞拉先生， 我会小心处理这段采访内容的。

  塞拉：不，你就说车上只有四个人就好了……噢，我的天，这真的太可怕了，不是吗？真是骇人听闻。

  《巴黎评论》：在你最新出版的小说《圣安德烈斯十字架》里，主人公和叙事者马蒂尔德· 贝德杜带领我们经历了那“崩溃的历史”，某些人物一头栽进排斥、绝对贫困、精神错乱和社会堕落中。她在侯爵夫人牌卫生纸上写下了这段纪事。

  塞拉：呃， 她用了不同牌子的卫生纸， 侯爵夫人牌是最好的牌子了……

  《巴黎评论》：是的，但她为什么要写在卫生纸上呢？

  塞拉：噢，没有什么原因。精神病医生应该可以写上个五百来页来好好分析其中的原因。

  《巴黎评论》：那你这么做是出于对失业的精神病医生的一种声援？

  塞拉：噢，是的，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不是吗？

  《巴黎评论》：你经常在你的作品中加入许多性和粪便的内容，很多人觉得这过头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塞拉：嗯，我认为没问题。听着，我不是想要批评那些评论家。让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对我来说无所谓。

  《巴黎评论》：你对当前西班牙文学的情况有什么感受？

  塞拉：我既不是评论家，也不是文学教授。

  《巴黎评论》：但似乎西班牙作家越来越受欢迎了，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

  塞拉：也许他们正在变成一种时尚，但这都是文化部门宣传的结果。我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这都是官僚主义。

  《巴黎评论》：在你看来，有哪个作家是脱颖而出的吗？

  塞拉：克维多，没错，克维多。

  《巴黎评论》：好吧， 克维多的作品确实不朽， 而且仍然很有时代感。

  塞拉：那是，克维多比现在很多讨厌的年轻人更有时代感。

  《巴黎评论》：但有什么年轻作家特别吸引你的吗？

  塞拉：克维多，克维多。

  《巴黎评论》：有年轻作家来找你讨教吗？

  塞拉：没有，没有，他们不敢。如果他们来了，我会把他们从窗户扔出去。

  《巴黎评论》：但如果他们有这个胆量的话，你会给他们建议吗？

  塞拉：不，我不会。我不会给别人建议，每个人都要犯一些错。

  《巴黎评论》：你曾经把你一部作品的某个版本献给你的敌人。你有很多敌人吗？

  塞拉：噢，是的，他们对我的事业帮助很大。你必须学会如何培养敌人。对一个作家来说，培养敌人是件好事。

  《巴黎评论》：你的意思是，作家不仅应该有敌人，而且应该真正培养他们？

  塞拉：是的，这样，敌人们才能帮助他向上爬。十九世纪，西班牙有位强大的将军，他是摄政王，是将军，也是政府首相。在他临终的时候， 帮助他忏悔的神父问他：“将军， 您宽恕您的敌人吗？” 他说：“不，不，我没有敌人。”神父感叹道：“但是，将军，您在得到如此权位之后却说您没有敌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将军回答：“不，我没有敌人，因为我已经把他们都带到行刑队面前了。”我也很想说出同样的话，但我还没有能力这么说。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普通人，不是吗？

  《巴黎评论》：你最近手头有什么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塞拉：目前没有，但你要知道，作品并不是你可以计划的。在出版和到达读者手中之前，作品是不存在的。在那之前，它纯粹是一种幻觉。

  《巴黎评论》：你的脑海里应该有成千上万的想法吧？

  塞拉：想法？我脑中满是想法，一个接一个的，但它们在脑中是没用的。只有把它们一个一个写到纸上才有用。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三十九期，一九九六年夏季号）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