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不断变化，疯狂地试图抓住某些东西是无意义的。”作家伊亚·颜贝里（Ia Genberg，1967- ）这么说。
颜贝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长大，离开大学后接受新闻课程培训，成为自由记者，也曾教授写作课程。2012年以小说《甜蜜星期五》登上文坛，次年推出小说《晚别》。201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虚弱的慰藉及其他四个有关金钱的故事》。她的第四部小说《细节》摘得2022年度奥古斯特最佳纯文学作品奖，该奖以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名字命名，是瑞典最具分量的图书大奖。
小“细节”无限大
2020年春，颜贝里感染上新冠病毒。高烧中，无意识地，她从床上起来走向书架，朝一本书伸出手去。打开书籍，首页的几行题词让她想起另一场高烧，想起旧情人和旧时光，生命中的细节活动起来。看似无心的举动竟连着情感创伤。这一切既是2020年春的一天里颜贝里真实的状态和她下笔的缘由，也是小说《细节》的开场，叙述者“我”和颜贝里有高度相似性，在高热中，深刻影响过“我”但早已消失的几个人，在“我”狂放又理智、灼热更清冷的意识中重现。
全书仅152页，分四章，以四个人名命名：约翰娜、尼基、亚力扬德罗、比吉特，分别是“我”的同居爱人、友人、恋人、母亲。恰如封面所示，那是剪碎的四个肖像拼图。通过拼图能看见几个人、一群人、两代人，看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迷幻的舞蹈和悸动的焦虑，更看见那个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我”。
首页题词是约翰娜写下的，字里行间是亲吻和爱意，时间在1996年春，“我”因北非旅行染上疟疾。
同居女友约翰娜是个目标明确的人，和“我”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新闻课程中相识的，约翰娜完成了课程，而“我”半途而废。20多岁的两人分享梦想和生活，爱文学，尤爱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甚至一起前往奥斯特的布鲁克林朝圣。
然而，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约翰娜精于算计，有与生俱来的冷漠，“寒冷是她的一部分——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工具，一块有用的冰块”。在她的精神碾压下，“我”的作家抱负深受摧残。家世和条件让约翰娜轻松拥有了未来和自由。她冷漠地离开“我”，却并未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因为她成了名人和权威，常出现在媒体上。有一天，“我”听见约翰娜在媒体上答非所问地说，从未喜欢过保罗·奥斯特。而“我”曾深信，保罗·奥斯特是“我”和约翰娜气息相投的重要证据。
第二章的尼基是遇到约翰娜之前的一段友谊。这段故事里的场景是大学、年轻人的公寓和不眠的都市。尼基会说谎，滑头又偏激，她和别人的友情统统不能维持，可“我”还坚持着，和尼基的友谊关系与后来与约翰娜的同居关系充满苦痛，包含权力较量。尼基一贯对朋友采取非黑即白的极端态度，情绪粗暴而难以预测。如果是21世纪，她也许能得到更精准的精神诊断，而那时的人们对精神疾患缺乏重视，只感到尼基是个麻烦家伙。尼基喜欢小说《沼泽王的女儿》，甚至能大段背诵。她和男友去爱尔兰后，“我”为尼基的父亲当说客，特意找过去，劝尼基赶到垂死的母亲身边。尼基因此彻底否定了二人的友谊。
在第三章，时间跳到1999年和2000年的千禧之交。舞者亚历扬德罗是一个爵士乐队的噱头，一个不会演奏也不会唱歌却魅力十足的主唱。十月的夜晚，亚历扬德罗和乐队表演让“我”陷入迷恋。亚历扬德罗是个“乱七八糟的家伙”，和“我”截然不同。除夕前夜，他动身前往拉美，打算去美国，总之不会回来了。而“我”读着克里斯蒂娜·隆的《狗时间》等待。20年后，一名前乐队成员想联系亚历扬德罗，因而找到了“我”，谈话间，“我”才明白亚历扬德罗只是艺名。如今，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他在哪里，是否活着，“我们的关系就像呼吸一样短暂，但他依然存在”。
最后一章属于比吉特。自幼年受到虐待，她便不曾有一日回归“正常”生活，“我”的出生更引发她的产后抑郁。从小到大，“我”心里对母亲、对生活有诸多疑问。而世界对比吉特来说过于危险，焦虑、恐惧和控制欲持续了她的一生。比吉特“不会像父亲那样高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是反对谁，或是做叛逆者中的叛逆者。她往往同意前一个说话者的观点，同时做好充分准备，若有其他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她就小心翼翼地改变主意，她表达的意思如此含糊而带试探性，以致她所说的话能引向任何解释”。永不安宁的她“停在存在的表层”，药物缓解焦虑也让她成瘾。家庭外，她设法表现出正常状态，家庭内则难免疯狂和错乱。以名字称呼父母在瑞典很常见，比吉特和“我”父亲离婚，走出“我”的原生家庭，身边不乏追求者，这都能让比吉特和“我”拉开距离，但显然不仅是因为以上原因让“我”对比吉特的叙述有高度距离感，颜贝里采用了淡化母女关系而突出个人与个人关系的方式。
四个故事毫不违和地连接，因为“我”，更因每段故事中都有生命的碰撞与分离。好友莎莉没有自己的章节，却存在于各章节里。也许因为莎莉在这部小说中尚未和“我”分道扬镳，而“细节”瞩目的是结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结束的关系。那些细节，明明是断片残章，却铺出生活全景，这生活可能是“我”的，可能是许多人的。在这场因高烧而产生的意识回流中，“我”清晰地看到人生中荒谬而无奈的细节，它们十分小，却无限大。
那“失去了的”
《细节》并非颜贝里第一次书写过去和分手，她似乎对过去有某种痴迷，那“失去了的”是她笔下反复出现的主题。比如《晚别》就是一曲关于过去和时间的挽歌。米娅和玛丽亚在年轻时的重要几年，在上世纪90年代分享过一切，是最亲近的友人。她们一起读诗歌和小说，一起旅行，接着渐渐疏远。20年后，米娅在浴室地板的报纸上看到玛丽亚的讣告。警察乌勒探查玛丽亚突然死亡的缘由。玛丽亚的死让乌勒和米娅有了联系。旧日记忆拼出了往昔。过去和当下在《晚别》中并行又朝着各自的方向。《晚别》充满丰富细节，也重新捉住了发生在过去的热切情感。这情感可归纳为一句话：“我曾和你在一起，我永不能失去你。”这是真情流露，对于终将逝去的一切却还是无能为力。
病人尼基
约翰娜、尼基、亚历扬德罗、比吉特乃至叙述人“我”都有心理特点或者说问题，都算不上“正常人”，尽管“正常人”是复杂概念，不得不加个引号。
从心理咨询的流行、抑郁症的弥散等都不难看出，当代人的共同问题和痛点也许正是精神疾病。不止当代人，生而为人，都会面临或大或小的心理问题，只是过去不曾有这样的注意。日常中潜伏着精神的病态，它是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
尼基是否有情绪不稳型人格障碍呢？比吉特是否患有深度抑郁症？精神状况对她们自己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对她们及相关人员的生命和生活有过怎样的影响呢？《细节》在短小篇幅里不能给出这方面的答案，但那许多的细节给出提示，提示人注意日常里暗藏的存在的复杂性。
如果说《细节》里的人物和多数现代人一样多少带有心理疾病，尼基则是其中最明显的病人。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报纸文化版谈论乱伦成为奇怪的流行。精神病人在媒体谈童年压抑的记忆，如托马斯·奎科就编造了一连串杀人案和恋童史，还成为名人。成长于这一时代氛围下的尼基声称其父对童年的自己做了坏事，“我相信我父亲真这么做了，尽管我不记得。”很难考辨尼基对其父的指控多大程度属于精神疾病、多大程度属于年轻人探索自我过程中的偏差。可以看到的是，她并未因为指控过得轻松，只是对父母长期实施情感勒索，让父母支付高昂的费用，自己从不工作。尼基最终回到母亲病床边。而她的父亲在他人看来，“非常友善，非常安静，是个设法带回迷路的孩子的鳏夫，尽管是暂时的”。因为替尼基父母找到并劝说尼基，尼基在盛怒中声称“我”从来就不是她的朋友，“当我和尼基成为朋友时，我意识到残酷结局不仅是可能的结果，且是唯一可想象的结果。我很确定，她不曾留下任何友谊”。
作为潜台词的文艺书籍
《细节》也是一本文艺小说，其中出现了风靡上世纪90年代的多部小说和诗集。如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悲伤贡多拉》，瑞典作家特罗泽格的《沼泽王的女儿》，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等。
特罗泽格于1985年推出的《沼泽王的女儿》深受尼基重视，后来成为“我”书架上最舍不得借出的书。《沼泽王的女儿》里的主要人物是一群不完全具备人形的家伙，他们与自己内在的“罪”搏斗，希望具备人形，甚至走向永生。对他们而言，生活像噩梦，亮光偶尔从罅隙中透入，短暂而微弱。小说蕴含诸多议题，如异质、罪恶、谅解等。这部现代文学经典涉及的问题和尼基的关联之处不言而喻。
另一多次被提及的作家作品是克里斯蒂娜·隆和她的诗歌。瑞典学院院士、诗人和剧作家，广受民众喜爱的克里斯蒂娜·隆在2020年5月新冠病毒猖獗时，在71岁时孤独地死于斯德哥尔摩的一间公寓。
1850年到1960年，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让瑞典女性拥有支配个人财产权、教育权、选举权等。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工作的女性增多，但妇女的位置主要还在家庭内部。1950和1960年代，瑞典甚至掀起完美主妇风潮。1960和1970年代，激进之风席卷欧洲，带来妇女运动新浪潮，但家庭主妇依然是当时女性的主导形象。在这一背景下，生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隆面对母辈的天使楷模，深感作为新人的自我和旧规范间的撕裂。幸福主妇的标配有丈夫和子女。后来，在老迈之年，克里斯蒂娜·隆仍遗憾没能拥有一段长久的伴侣关系，还将自己划归残缺的那一类。而早在18岁的花季，她曾用诗表达生存困惑，其中的非主流姿态贯穿到她生命的最后：“我变得疯狂/在关于生存和不这么生存的问题里/我将自己放得不合格/放在不这么生存的一边”。《狗时间》的全名为《狗时间——女性自白诗》，从书名不难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它和《细节》有互文作用。
这些文艺的书籍在《细节》中是点到而已，但对于熟悉它们的人来说，潜台词已足够明了。这些书籍说明了时代风云和色彩，更是《细节》里人物的精神养分，反映着命运里尤其女性命运里的苦痛，比如尼基、比吉特和“我”的苦痛。对这些书籍的处理，彰显了颜贝里对“不合格”群体的严重关切。
一次回望，一场中年清算
我们是如何与他人相遇相交的呢，一生中建立的关系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呢？那些遇到过的人，欣赏或打压，成全或摧毁，在我们成为自己的过程中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除了特别幸运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遍体鳞伤地一路走来。《细节》里的“我”这么说：“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和来来去去的人们、消失的朋友、成长的孩子过着大大小小的日子，我永远弄不明白自己生命中的哪一段才是框架本身。当我发烧或坠入情网时，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我的自我沉没，为一种无名的幸福留下空间，一个带有许多细节的整体给保留下来，清晰而彼此不可分割。后来我记得这情形宛如获得赦免，也许这就是能讲述整体的方式，让人们不分等级地在我面前进进出出。”
《细节》是关于时间、关系和生活面目的文学。漫不经心却不凌乱无力，相反捕捉和支撑出几个乃至许多人的一生。
在2017年，颜贝里获得护士资格，而要拿下这一资格源于希求“真正的”工作、与“真正的人”在一起、为他人做“真正的”贡献的愿望。后来她在斯德哥尔摩从事精神病学和毒瘾研究，这份小时工在她看来与写作有着完美的结合。从未有过固定工作的颜贝里，因这份小时工不再对人及人的行为感到恐惧。她否认《细节》是自传，但她认为，精神病学经验助她以非评判和非诊断的方式写出了一幅幅肖像。
《细节》的故事背景主要在上世纪90年代，但颜贝里的目的显然不是怀旧。文本涉及关系和激情，重视的不是激情本身，而是结束和熄灭，似要提醒人，与他人的紧密相遇构成了生命中的小生命，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好是坏，生命就在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一段段时刻里。而所有的关系并非牢不可破，哪怕母女也是个体与个体既近又远的关系。现代瑞典社会过于强调个体意识，将个人置于社会体系而非家族和亲情内，这带来人际的淡漠，但也彰显出对生命独立性的重视。谁都不能代替另一人生活或决定另一人的生活。这“不能”包含“不可以”和“做不到”。假如人人都和“我”一样，借高烧站在意识的山坡上俯瞰父母、友人和恋人和自己，也许能同时感到眷恋和超脱，心痛和淡然，并无奈地承认：这就是生活。
以“偶然相逢”和“不可抗分手”叙述友人和恋人并不少见，比吉特一章里的疏离感却不同寻常。除了不得不说的原生家庭的困顿，“我”以冷眼乃至上帝视线再现比吉特的一个个细节，不是通常意义上对“我的母亲”的书写，而是叙说一个不知何故偶然成为“我母亲”的人。颜贝里甚至以一种不可能却让人信服的语言，写刚出子宫的“我”，在第一刻感受到的比吉塔的胆怯和恐惧。疏离的叙述有沉痛的力量。
尽管出场人物多数活跃在青春年代，《细节》非青春期小说，或暮年忏悔，实在是一份中年书写，一个中年人借着回望，以冷静的语调对困苦的生命进行的愤怒控诉和平静接受。
日本作家井上靖曾说，40岁之人的生之污垢发着光，到了40岁，就算从坦途上走来的人，也总有带着一两封未能写得的遗书的感觉。他进而吐露：“小说对我而言，也就是人生悔过书一样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是写不得的遗书。”《细节》不是遗书或悔过书，却也是在虚饰和幻梦消散后不得不说的话，是站在走过的岁月和不多的未来前的自我审判以及对命运的一场清算。它举重若轻，呈现了很多人有过的体验：终有一别的相遇，终于走散的旧友，重要又不复存在的一切。因为颜贝里及书中多数人的女性性别，《细节》的女性视角明显，却成功突破了女人和男人的对立模式。颜贝里对意识流的控制力极强，文字一泻千里，时而戛然而止。她的一面之词并未带来阅读疲劳和不信感。肖像是局部却经典地折射出一个人，几个人乃至所有人的全部人生，很容易让人认出其中画面，认出熟人和自己。颜贝里对历史的精准刻画牵连的却是此时此地，仿佛带着无声的忠告：不必勉强或疯狂，坦然面对人的变化、关系的破裂和时间的消逝，而当拥有某个人、某种关系和某一段时间时便尽力而为、力求问心无愧，人生恐怕就是尽量从容地置身其中、尽量平静地隐身而退的过程。
“我”的好友莎莉曾说，时间是个骗局。若果真如此，或许也可以说，生命是个骗局，也因此“我”才愤怒吧。50多岁，正是在这样一个节点，没有16岁的天真美梦、20岁的追求和三四十岁的奋斗，又没有60岁的耳顺。内在激情的余灰残留着怒火，未彻底老去的“我”又能以冷静表达愤怒，并看清时间照耀下才显形的、过往里所有的荒谬。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