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古尔纳10部小说中译本的第一辑。借由这些小说人物的视角，古尔纳扩写了自己的故事，也从中自然地流露出对历史变迁中每一个个体命运的关注。正如诺奖颁奖词所说，他的写作包含了“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处境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日前，澎湃新闻与古尔纳远程连线进行了一场视频采访，从那些最初听到的故事开始，古尔纳讲述了回忆、真相、身份还有写作。“保持警觉。”他说道，无论是对于他人的记忆，还是对周遭的环境，警觉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博弈、妥协乃至融合。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附近的桑给巴尔小岛，小岛在1964年时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1964年，古尔纳踏上了逃往英国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探访重病的父亲，古尔纳才终于重返桑给巴尔。作为被殖民者，古尔纳坦然承认殖民对于他的影响。他们遭受压迫，也接受教育，他们获得了教化，但教化并不允诺文明或民族共识，最终，他们形成了难以被概括的生命经验。得益于从小在殖民背景下接受的英语教学，古尔纳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英语来写作，而他的写作资源不局限于非洲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也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英语经典文学。于是，在古尔纳的笔下，讲述者可能既是一位风趣从容的英式绅士，也是一个痛苦的逃难者。

  “是语言选择了我，这是我的运气，”谈到使用英语写作，古尔纳这样说道。而翻开他的小说，又不时会与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相遇，如同身处非洲嘈杂的海边，亲历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交易与冲突。这些故事里的人群由操着不同“口音”和利害关系的说话人所构成，他们由此参与了历史性流动。

  在《天堂》里，男孩优素福随着商队踏上内陆之旅，和不同语言、不同部落的人相遇冲撞，而那些神奇的、残暴的、灵性的故事在人们的口中迁徙，也构成了优素福生命的一部分。在《海边》里，一个非洲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在英国对峙，最终拼凑出往事大概的原貌。在《赞美沉默》里，故事可以可以“存上好几年，保留起来并使之固化变硬，等时机已到这些话便可按预期目的派上用场，去粉碎一根骨头或挫伤人心”。有时候，在两部小说之间，一个故事没有讲完，在另一个主人公的口中得以延续。古尔纳认为，记忆是不可靠的，但是故事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在小说里，他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鲁佐德那样，一边讲述，一边逃离，为了获得自由。

  记者：真相/真实是你在小说中处理的一大关键主题，诺贝尔文学会的评奖词中也提到了你“对真相的追求”。而记忆是贯穿你写作的另一个主题，但正如你在小说中所展现的那样，回忆时常具有欺骗性。你怎么看待真相与记忆的关系？

  古尔纳：当然，我们都想认为自己致力于讲述真实的事情，不只是作家，我们身为人类都想要诚实地叙述。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的东西。这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对你可能是真的，但对于处在另一个位置的人来说可能没那么真实。我始终认为，真相应该是这样的：当你说真话的时候，其中已经包含了被挑战的可能性。

  然后你问到了记忆。对于某种写作来说，记忆不只是你所记得的东西。记忆是复杂的，不只是回忆事件并讲述发生过什么的能力。记忆也是对于他人的经历保持警觉，要记住那些记忆也是他人在某段经历发生后很长时间内讲述的故事。

  因此人的经历是复杂的。它不只是你的经历，他人的经历，还是你所习得的东西，以及他人所习得的东西。当你坐下来开始写作，试图厘清你想要探究的某个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你记忆的一部分。当你谈论记忆的时候，那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不只是自己或者其他人对于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而是对他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更广义的一种印象，那可能是思想上的，情感上的，也是个人化的。

  记者：在以《天堂》为代表的作品中，你大量借用口头文学来讲故事，从商队及其途中遇到的人们口中能听到各种残暴、超现实、神秘、灵性的经历。口头文学如何同你的写作联系在一起？

  古尔纳：首先口头文学和讲故事不是一回事。口头文学出现在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社会文化中。事情不是写下来的，而是以各种途径口头传播的，比如集会、庆典，或是其他的形式。只有那些讲故事的专家才能传播口头文学，在听众之间产生振荡。

  我认为区分口头文学和讲故事是可行的，讲故事一直在发生，人们总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讲故事。母亲给儿女讲故事，家庭聚会上有人回忆起某个事情，或是课堂上老师中断了上课内容，讲了一段轶事，一个故事。故事并非都是宏大或者正式的，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回忆片段。是这些故事表达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因此故事不只是用来娱乐。这些小事情都可能变得重要。它们可能会关乎做什么是光彩的，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骇人的，什么不是，但未必是以一种教诲的方式表达出来。故事就是以这样非正式的方式讲述出来，在你成长的过程中，那些小碎片就这样被投入了你的脑海。等到你长大之后，你便吸取了理解这个世界的诸多不同方式。

  故事对于我们在社会上如何被社会化，我们如何成长并理解什么是明智、什么是不明智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便是我在《天堂》和其他作品里讲到的故事，而不是那种由专家们讲述的正式的、仪式般的口头文学。

  记者：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写作和空间》中，你曾指出“作家通过阅读走进写作，这是积累的结果，它出自共鸣与重复”。你认为你和你所读过的那些作家以及民间故事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你是否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文学传统？

  古尔纳：我认为这种积累主要来自你从孩提时代开始听到的各种故事。至于是否有某种传统，我认为这更像是多种传统的结合。我来自桑给巴尔的文化，我是作为穆斯林长大的，我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我学习过英语文学。我读过大量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文学。我用英文写作。因此，你能够看到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影响和资源在透露我在做什么。我的任务不是要将这部分和那部分区分开，而是去看看如何利用这种混合物，来制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以有趣的方式去处理那些我所感兴趣的议题。我没法说这是哪一种传统的写作，我只知道它来源于不同资源的结合。

  记者：作为一名身处多文化背景的作家，你为何最终使用英语而非母语来写作？

  古尔纳：这是一种运气，而不是选择。这种运气的一部分来自于我们曾经历过殖民。如果殖民者没有来过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接触英语。但事实上，我经历了殖民，才接触了英语，并且发现自己有这种语言上的专长，有使用这种语言来写作的技能。

  作家并不是独立自由的。有人可能会说，我可以选择用中文或者法语来写作，但事实上，是语言选择了作家。而我的运气在于，我发现这种语言可供我使用，我拥有用它来写作的能力，我也有一些想要表达出来的想法，而且我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英语阅读。而且写作通常是和他人写作的一种对话。因为我在阅读英语，并且想要回应我读到的某些东西，所以我自己也开始用英语写作，这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

  作家和写作语言之间有一种亲密性，这不是选择，而是比选择复杂得多的东西。

  记者：对于跨文化以及文化身份，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曾说，“文化身份……有着历史。但和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一直处在变化中。”你对于个人身份的流动性是如何看的？对移民者来说，是否有可能最终找到归属？

  古尔纳：身份问题是可协商的。它并不意味着你要把它固定下来，然后说，我找到归属了。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身份也是可协商的。关于我们是谁的想法和很多事有关，包括语言、宗教、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你所处的位置，可能还有生活在你周围的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和自我认知有关，也就是最终我们所说的身份，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可协商的，你未必要去应对这些变化。

  如今，在技术、建筑还有人际关系中，变化都可能发生，而应对这些变化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品质，也是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方式。身份不是静止的，它不像是你体内的一个肿块，你可以定位它，固定它，然后说好的，现在我只要抓住它我就安全了。你需要不断地重新评估，在你自身和你所在的社群之间协商。如果你正好身处于某个你不完全属于那里的群体，也就是说，你是某个地方的异类，这就会产生紧张和压力，而群体内部的其他人不会有这些问题，你就需要对周遭的力量保持警觉。这不是一种区隔，当你在某个地方身为异类而遭受敌意，你或许可以说我不在乎你和你们的社会，并指望由此获得力量，但这也会带来限制，因为这意味着你将自己与其他可能性隔绝开来，你走向内部，没有向世界打开自己。而为了生活，你必须去学习，在你所带去的和你所发现的东西之间进行协商。

  记者：你拒绝了各种对你身为作家而进行分类的企图，倾向于代表自己。正如《赞美沉默》中所写的那样，叙事者是他“自己生活的逃难者”。是否可以说你在描述后殖民时代的一种普世的现实？

  古尔纳：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想我拒绝这些标签的原因在于，它们其实排除了其他的可能。并不是说，将我的作品形容为后殖民主义是不对的，但是这么说就排除了描述我作品的其他可能的方式。我更倾向于保持开放，而不是被称作后殖民的作家。我写的东西关于爱，关于我的家庭，关乎历史议题、法律、不公平等等。任何一种标签都会让这些兴趣变得狭窄。

  我想，代表自己是每个作家都在做的事。我认为正确的就是每个人为自己发声，而假设自己能替别人说话是一种傲慢的行为。在我看来，没有人给你为别人说话的权利，你有权做的就是为自己说话。

  记者：另一方面，西方对于非西方世界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并试图去发展所谓的多元叙事。你怎么看这些企图？你是否认为存在所谓“黑人性”或者一个共同的非洲家园？

  古尔纳：我认为非西方的人们写作，并不是为了告诉西方什么东西，而只是受到内在的驱使，去书写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很多身在西方的人祖籍也并不在西方，他们本身就不会只阅读那些有欧洲根源的东西，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经历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并且在最初到达时困难重重。所以写作不是给那些在过去300年里统治着世界的人看的。从种族的意义上讲，写作并不是出于一种要告知西方的欲望。

  非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只消花一两分钟想一想就知道那里不只是许多的国家，还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信仰和历史。有一种价值观认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共同之处。但是就历史而言，我们必须要能够对这些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加以区分，知晓彼此的不同。我们当然有共同之处，例如都拥有被他者压迫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每种文化和社会的特别之处。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