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2021年爆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的颁奖词，也许会使人们下意识地为其作品贴上“后殖民主义”的标签。而在了解古尔纳的经历，阅读古尔纳的作品之后，读者大概率才会恍然大悟，颁奖词中“裂隙”这一字眼，兴许才是通往其作品的一把密匙。
在自传性随笔《写作与地点》（Writing and Place）中，古尔纳曾提到“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的是那种失去的生活，那个失去的地方和我对它的记忆”。书写记忆似乎是萦绕着移民作家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古尔纳围绕记忆展开的写作，聚焦在了个体的复杂状态上：通过文字将这种复杂抽丝剥茧，拨开记忆中分岔小径的藤蔓，进而寻找难民、移民者的心安之处。然而，亦如拉什迪所言，记忆提供的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或“回想的碎片”，并不是按照理性的逻辑就能轻易厘清的，其中还暗藏着被碎片割伤的痛苦。而在古尔纳的小说《赞美沉默》中，这种痛苦或许是从记忆创伤中逃离的挣扎，亦或许是个人记忆与官方历史叙事的错位。
在小说开篇，叙述声音由问诊时“我”单一的沉默，逐渐转向讲述“帝国故事”与沉默的混乱交错。借主人公思绪引出的一句，“所有的开头似乎都经过了算计，而且一眼看透”，使人不免怀疑古尔纳在一开始就埋下了记忆谜团。而区别于石黑一雄作品中有意回避和遮遮掩掩的不可靠叙述，古尔纳从主人公“言说与沉默”的裂隙中，将纠缠的思绪展开，从中掘出真实的记忆，逐步展开对主人公积久成疾的心病的诊断。
《赞美沉默》中的主人公经历政权更替的暴乱后，离开了非洲故土，在英国与爱人相遇，努力融入英国的都市生活，与爱人的父母多次见面，在爱人诞下女儿后，组成了相对完整的家庭。然而，对于非洲的亲人来说，主人公在英国的爱人与女儿一直是个隐秘的存在，直到其父母为其在家乡安排了一次相亲后，主人公才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在家乡的这段时间里，主人公却感受到家乡的“不可归”，最终才向父母交代在英国的生活，然后仓皇逃回英国。
对主人公而言，从非洲故土到英国的两次旅途似乎都是“逃离”，而在古尔纳笔下，这种不断逃离的根源，也许正是主人公个体沉重而真实的记忆。无论是最初非洲故土政权更替的暴乱局势，还是返乡后新政府企图在废墟般的故土上虚构可以得到救赎的假象，这些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的场景都将主人公压得喘不过气，让他背负着沉重的记忆逃至英国。而刚到英国的主人公似乎能从中看到一丝希望：试图通过言说沉重记忆，来消解真实的苦痛。然而，讲述故事是需要建立在讲述与倾听关系基础上的。为了维持这层关系，“我”不断调整着内容，“开始压抑一些事，篡改另一些事。”在面对威洛比先生与夫人时，甚至开始迎合听者，讲述帝国故事。而过去的真实记忆，在讲述中也就逐渐失落成了“沉默的真相”。
自此，言说与沉默，古尔纳将此二者的落差演绎为了“我”身上的裂隙。异族身份的“我”，用言语堆砌起来的一个个虚假故事，并非是从自己成长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而伴随着虚构成分的增加，“讲述”就愈加远离了主人公在家乡的真实。当这种真实与虚假的撕扯无以复加之时，“我的声音听起来会非常奇怪，仿佛我在使用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在讲话。我感觉若有所失，不仅言语不清，而且羞于开口”，甚至“我”的舌头僵化变色，“我”的脑袋也因愤懑而嗡嗡作响。这种生理上的“失语”，也许是虚构故事与真实记忆间产生巨大落差时的“副作用”，或许也可能是个体，“摆脱了历史惯性的束缚后只会无所适从”的征候。
言说与沉默，无法削弱苦痛半分：真实陷入沉默，故事反复被言说。殖民强权者片面刻板的历史叙事，渗透进强烈的权力话语，并且在无意识中将个体的真实记忆压缩、塑形。但古尔纳轻抚这一段个体沉重记忆的复杂棱角，“我们有必要努力保存这段记忆，写下那里发生的一切，找回人们赖以生存并借此认知自我的那些时刻和故事。”在对个体复杂含混记忆的书写中，古尔纳试图扶持“封闭在历史的贫民窟”中的人们走出无力与偏狭，得到与个体真实苦难记忆对话的机会，望见自我宽恕的可能。
古尔纳自身流散经历所形成的视角，与主人公重返故乡后的视角，交织融合在一起，于是个体记忆与现实的互动逐渐显现。归乡的“我”似乎在“开展考古项目”，过往的记忆从我与母亲的对话缝隙中缓缓流出。而故土的新政府正在编织故事，翻新历史，遮蔽泛滥在人们记忆中的苦痛，将“我们经历的牵强混乱推到看不见的地方”。新政权的电台中充满了声音与狂热，里面却空无一物。家人的记忆中充斥着无奈与苦痛，却只能无言沉默。而“我”在沉默中细数着故乡历历在目的苦难，清算着官员们的虚伪言行。此时的沉默既是对政府官员言语的抵制与否定，也是对故乡的失望之爱。
在一次采访中，古尔纳认为“失望之爱”也是对自我的失望，“既是对受挫现实的感受，也是欲望的落空。”如果说对受挫现实的感受，一边是融不进去的异乡：主人公的心病被“言说与沉默”的落差激化，那么另一边就是格格不入的故土：主人公“在这后殖民时代漫无目的地走着”，肿块和伤疤则逐渐瘙痒、撕扯，甚至走向溃烂。那么，“我”的欲望呢？或许是欲望着通过厘清记忆谜团，能和爱玛迎来美好的未来？或许是欲望着通过言说真实，改变故事的走向？遗憾的是，这些最终事与愿违。在“我”与记忆、与现实不断的撕扯中，古尔纳捡拾起主人公的记忆碎片，用沉默将碎片拼接得严丝合缝。与此同时，古尔纳也缓缓将含混的记忆谜团展开。记忆不再被封闭在一种可以操纵的叙事里，而是沿着主人公的生命自由生发。
在访谈中提到《天堂》这部作品时，古尔纳认为自己想描绘这样一个世界：它虽然总是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但仍然有接近于社会生活之类的东西。那么，《赞美沉默》则是透过社会生活中个体支离破碎的体验与漂泊者的无根记忆，去尽力弥合主人公在英国与故土间游荡时所切身体验的裂隙。
主人公最初以为，与爱玛之间的爱可以成为自己栖身的家园。然而二人之间的沟壑，在“言说与沉默”长期的冲刷下，将二人间隔得更远。这似乎在结尾又增添了一层家园“无处寻”的悲剧意味。然而最隐秘、最完整、最真实的家园其实存在于“我”的沉默之中。言语“会在无限的记忆角落驻留，然后三三两两以全服装扮再次返回，每一撮都会浮现出来，并以恶毒反复侵蚀人心”。“我”咽下言语的恶果，用沉默抚慰过往的疤痕，患上难以痊愈的心病，背负着沉重而真实的记忆。而古尔纳在《赞美沉默》中拼凑主人公破碎的心脏时，似乎留下了处方：何妨在沉默中言说，在记忆中游走？
颇有意思的是，古尔纳在英国与非洲故土间的裂隙中捕捉到了“第三空间”的存在——航班。在这里，“我”带着沉默中的沉重包袱，在两地间来去。但这些往返航班，似乎也承载着其他人的沉默。于是，沉默的个体们在航班上相遇，然后开始对话，进而短暂地形成一个“我们”。在航班这一“间隙”地带，彼此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看似横亘在二者间的陌生，却使敞开具有了可能。“我”可以惬意地谈起自己的旅行以及在英国的生活，也可以在内心真正沉默下来之时，倾听艾拉讲述记忆。在古尔纳笔下，这时的沉默才真正中断了“我”的自我意识，这时的倾听才是“我”对他者他异性的承认。在此之前，讲述与倾听的关系中，或许是讲述一方，或许是倾听一方，都隐约渗透着强制性。这种隐含的强制性使自我意识受到压抑，进而失语，陷入沉默。然而在这里，讲述与倾听的关系是随性的，并不需要对某一事件的认知达到统一一致，而是从这段具有潜能的交流关系中，得到向他者展露自我的可能性。航班上“我”与其他沉默个体的不期而遇，仿佛拼图恰好贴合一般，可以有限而短暂地构成一个共同体。这样的际遇，使异乡人在被挫伤后，仍能与他人相连，向他人敞开。而被禁锢在沉默中的记忆也可以沿着拼图的裂隙溢出，绽出属于个体的复杂叙事。正是在这些不确定的相遇里，沉默个体的记忆能在裂隙交织在一起，在超越于传统简单的二元对立文化空间另一层面，缓缓编织成一张记忆的蛛网，上面还镶嵌着“我们”真实而苦痛的无声泪珠，渐渐蔓延至历史深处，甚至指向未来。
在《赞美沉默》中，古尔纳的文字由主人公生理上的心病诊断开去，反思讲述的真实性，进而剥开言说的外壳，潜入“我”的沉默之中，温柔展开记忆的褶皱，裸露出个体的真实与脆弱。叙述的声音也在主人公“剪不断理还乱”的记忆里穿梭，试图穿针引线地重新缝补起这破碎的心。于是，我们能在目睹文字之针线刺入主人公“肌肤”之时，跟随主人公回溯记忆，找回曾抛在其身后的真实，聆听到心碎者的啜泣。那《赞美沉默》赞美的是怎样的沉默？笔者认为，古尔纳所赞美的是“我”在一次次“失望之爱”中的沉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沉默本身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与现实的对抗：将沉重历史记忆与痛苦个体经验珍藏。
而古尔纳聚焦于个体复杂记忆的书写方式也不失为对沉默的再一次赞美。“如果不展现出过去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今天的复杂性。”古尔纳书写的记忆碎片，储存着复杂的历史形态，乃至深刻的人性。而碎片不仅会割伤主人公，也会刺痛我们。记忆抗拒着一切来自外力的复原，与文字拉扯着。凝视着渐宽的沟壑，古尔纳将沉默中的记忆拼接起来，用文字弥合撕裂的个体。在对个体含混复杂的书写中，古尔纳跳脱出后殖民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去编撰迎合西方想象的非洲世界，而是以局外人的视角，去撑开另一道裂隙，使斥于帝国故事之墙外、溺于真实苦难之海的个体记忆得以溢出。古尔纳亦用对记忆的书写，充当这“易碎的沉默”的守夜人，期冀着沉默个体在未知的相遇中，能绽放出某种美来。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