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是中国科幻界2021年的关键词之一，那么，威廉·奥拉夫·斯特普尔顿《造星主》中文译本的正式问世无疑在2022年掀起了另一波响亮的水花。

  未卜先知或是亘古未变：

  穿越时空的预警信息

  “一年接一年，一月接一月，我们支离破碎、岌岌可危的文明处于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之中……不仅如此，在数十年间，没有人采取决然的手段去缓解社会秩序中的不公正。我们陈旧破落的经济体系，让千万人一败涂地。”（《造星主》自序）

  彼时，西班牙内战牵动着欧洲知识分子的神经，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已近在咫尺。作家自序表达了对于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切焦虑，人类在精神或物质层面进化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泥足深陷于无法逃遁的绝境。灾难已然降临，变革迫在眉睫，身处其中的人们似乎仍旧酣眠。面对这样的困境，是封闭起心灵，写一些对同时代人来说“毫无深度”，“细微处也缺乏真诚的作品”，自欺欺人，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还是保持与斗争的距离，既然执笔者无力投入此火；或者“骑士般英勇地”投身斗争，直接参与保卫与创造文明的伟大事业？

  很难相信，这段发送自1937年预警般的信息片段迄今依然有效。作者的顾虑——“在这一危急时刻，出版这样一本书也许会受到谴责，会被视为分散人心之举，无助于保卫文明和对抗现代野蛮暴行的紧迫需求”——并未成真，该书成为作者良心和责任感的明证；然而更可悲的是，知识分子的反思、关怀和呼吁似乎也未能催生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变革。《造星主》受到伍尔夫、莱姆等作家推崇，英美文学界每隔几年就有斯特普尔顿研究问世，关于《造星主》的讨论延绵不绝，但却是在疾病大流行、俄乌冲突、全球经济衰退、环境恶化等变局接踵袭来的今日，它吸引了中国读者的目光，这恐怕不是偶然。

  斯特普尔顿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不超然事外，同时保持冷静，“将我们动荡的世界放在浩瀚群星的背景下去看待”，使危机成为连接个体之间、人类与更广阔的宇宙万物联系的契机，增强“对于彼此的博爱”。如若能够促进人性的苏醒，重启对命运的虔诚，那么，危机及其带来的苦难就并非毫无意义。

  斯特普尔顿不是书斋里的文学家或哲学家，他也是深入世俗事务中的行动者。“接受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最深重的人类共同的痛苦，同时也是无法与人分享的深切的激情。”一战爆发后所做的诗句表达了作家胸中复杂的情感。他加入救护队，在法国和比利时担任司机，获得十字勋章、1914-1915年的胜利绶带。即便如此，二十年后回顾时，他仍为自己准军人的身份感到难堪。整个战争期间，他的内心都处于矛盾与混乱之中，两种压倒一切却难以调和的冲动：“分担共同苦难的意愿，对集体的愚蠢行为提出抗议的意愿”，使他无法安然于被动的角色。他认为现代战争以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手段，把道德责任拱手交付给实际上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政府。不同时期的创作和演讲显示出他在军国主义与绝对的和平主义之间艰难的妥协，他希求完全的和平，又不得不承认面对强权或侵略时暴力反抗的必要。毫无疑问，他希望选择一条符合他为人类精神服务愿望的道路，但在冲突频现的年代，他内心的挣扎恐怕也从未休止。《造星主》星际战争中，面对疯狂的入侵者，理智的一方放弃抵抗，平静地接受了被消灭的前景。作为最高贵的种族，他们被屠杀时感受到即将死去的天使般的欢欣，被主人公解读为面对命运最具精神力量的态度。

  战乱激发了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他用演讲、哲学著述、小说创作等方式表达、宣扬其主张，发挥“非政治的”影响力。小说创作是否化解了现实带来的思想危机，难于索解，但小说确是他认为适于传播理念的文体。强烈的宣教色彩使他仍可被视为一位执着的布道者，他试图建立一种绝对的整体性，当然，伴随着摇摆、纠结，体现出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不论宏大的整体观在19世纪之后还能否统合一切，尽管人们对永恒的整体性的渴望从未消失，但是任何整体性的设想都必将经受怀疑和诘问。

  罗伯特·克罗斯利的斯特普尔顿传记中，详细描述了作家在《造星主》写作期间对国际化的设想。意大利人入侵非洲最后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这打乱了作家的写作计划，他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活跃。他频繁参与政治团体活动，在公开场合表明人文主义立场：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呼吁结束法西斯主义，结束不义的战争与殖民，建立一个世界联邦。《世界秩序》等演讲中，他指责资本主义剥削劳工、抢占原材料、为确保海外市场而发动战争的行为，宣称已到了帝国主义必须结束的历史时刻。

  和《造星主》主人公星际穿越所见情形相仿，硝烟止熄了，人们靠着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性命换来须臾和平，科技的火种得以继续引燃现代文明表面的进步，前进的列车持续加速，20世纪中叶至今，不同国家、地域人们之间的距离以空前的速度被拉近，旅行与社交在高速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变得如此轻而易举，正当历史学家宣称大规模的战争与隔绝都将成为历史之时，战争与隔绝忽然再次现身，现实让关于“终结”的所有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或许，这些充分体现了人类建构能力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研究成果，都已涵盖于《造星主》的分析和设想之中：伟大的理念被挂在嘴边，人们因缺乏感受而无法真正理解它们。因为深刻的亲密关系和彼此依赖是危险的，因此，表面看来充满激情的社交世界里，人们总是“在一起”，却又从未真正靠近。小说中“另种人”星球被军火商操控的主战派成功煽动老商业帝国和刚刚开始工业化的新兴强国之间的纷争，两国人民对素未谋面的另一方充满敌意，军备竞赛、间谍传闻、邻国人暴虐的谣言，毫无理性的怀疑与仇恨，边境省份的归属随时可能成为导火索。这场景如此陌生又熟悉。历史的循环不断上演，文明的倒退并不是外部的挫折所致，而是由于内部萌生的危机。

  经历20世纪初灾难的洗礼，已使有识之士洞悉了关于战争的一切。信息编码无须破译，何来神秘莫测？因其并非未来学家预言的应验，而不过是历史不断重演，“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一语成谶罢了。那么，之后要来的是什么？难道真如小说家言，文化即将缓慢或崩溃式地溃败，人际关系中一切温柔体面就要消亡；而文明必须经受起起落落的不断循环，置诸死地而后生；人类文明不过是宇宙以星系为单位的双曲线循环无足轻重的一粒灰尘，短暂出现，作为造星主创造力的显影？而这循环往复，是源于人性自身，也即文明发展的后果，无法克制的倒退的愚蠢，还是不知所起的以万年为单位波动起伏的宇宙射线，或是关于“熵”的物理定律？

  神圣的悲剧还是喜剧：

  精神漫游与“造星主”的形象

  “这一切，当然都是美好的。但是仍有苦闷。这苦闷不只是从外部世界入侵到我们之中，亦是自我们美妙的小家庭自身涌出。有一股恐惧，不只是对这世界之疯狂的恐惧，亦是对我们之无用的恐惧，对我们自身之虚无的恐惧，驱使我离家，登上山丘。”（《造星主》开篇）

  发自内心的苦闷忽然袭上心头，主人公“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错解了我们的整个存在”，他离开温暖的巢穴，站在海边的山丘思索。他从社会的分子结构——家庭关系，开启了追问和反思，这个“原子共同体”是否让我们沉溺于舒适生活的小小漩涡，在万有之洪流表面无效地盘旋。由家庭单位编织的社会网络，看似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途径，是否无非是无数个虚无的幻境叠加？宇宙广袤、空洞，看似冷漠，深藏在其内部的、不可见但可感的运行法则究竟是什么？现代物理学的宇宙观念使“我”对人类偶然、脆弱、短暂的个体存在之意义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宇宙不可计量的伟力，是加强了人类这个电光石火般的群体的意义，还是让人类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微不足道？

  这让人联想到但丁《神曲》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叙述者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由此开启精神的旅程。进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造星主》叙事结构和故事主题都与《神曲》相似。作者将精神世界的抽象思索通过文学的虚构和想象具象化。但丁朝向过去，从“神”的标准重新看待人类历史；斯特普尔顿则以现代科学的维度朝向未来。两者的想象同样建立在作者所处时代的文明基础之上，试图从更高维度建构整体的宏大叙事，俯瞰人类“存在”。《神曲》被称为“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囊括诸多领域的知识，《造星主》依托近现代人文科学、物理学、天文学认知，建构了一场形而上学的远游。

  “我”立于黑暗的大海岸边，宛如但丁站在深渊前。此番游历与但丁神游地狱、炼狱、天堂的历程差可比拟，参照系由三位一体的宗教世界变成了物理学认识框架中的宇宙。宛如但丁以活人之躯进入已死之人的世界，“我”脱离地面，缓慢上升，离开了地球。面对无边界而有限度的空间，“我”震撼于行星的纯粹之美，比珠宝更迷人，“展现出生命的精致与光亮，复杂与和谐”，人类的存在相形见绌，不过是美丽星球上暂存的蝼蚁。“我”被选中，作为“人类派往群星的使者”，进行一次朝圣之旅，以无形体的纯粹精神存在漫游浩渺宇宙，探索物质宇宙的奥秘，探寻人在宇宙间的位置，揭示生命与心智在群星间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并用有限的人类感知与描述能力去转述他所体验到的。

  《造星主》中的银河帝国跨越数十亿年，大致经历如下阶段：人类对太阳系的探索，太阳系外的行星，第一个银河帝国的崛起、崩溃，漫长的黑暗时代，更为完善和长久的第二个帝国的崛起；伴随着精神发展的三个层级：处于文明初级阶段的物种（或个体），注定要悲惨地灭绝；在错误中得以幸存的物种；经过不同阶段历练后的精神，最终靠着强大的意志，集结所有物种、星球的精神价值，抵达造星主。也即“我”所经历的：与所到之处的物种发生精神上的结合，心智不断进化，积累了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无法言说的经验和知识，见识了宇宙内部的发展逻辑：崛起、发展、崩溃，然后觉醒。

  斯特普尔顿所倡导的“精神价值”，是基于人类对自我与他人，人类与宇宙之间关系认识的价值。他认为“进化”包含生物进化与精神发展，随着人类意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精神”的意识也会不断进化。苦难提供了精神增长的契机，如果没有变革，精神发展就无法持久；但如果变革没能促进更高精神价值的觉知，那么也只是生存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已。个体的精神价值可以在与他人、宇宙的交互之中得到进化，觉醒，基于具体经验，又超越个体经验，并超越人类作为物种的单一价值，最终生成更高的精神价值，也即追求人类作为总体的精神进步，这是他理想中的“整体”。《造星主》随处可见两种理念的斗争，一种是较低等级的：意图支配他人；另一种是更高等级的、更完全的人的情绪：意识到他人与我们不同，且对我们自身发展同样重要。前一种情绪表现为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等政治形态，后一种则可能生成理想的社会形态：多样化且相互尊重、相互丰富的个体共同组成世界共同体。更有研究者将斯特普尔顿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和非虚构书写，都归结为对于两种意志斗争的思考。

  但丁在《神曲》中将上帝描述为“原动者”，语出亚里士多德“第一原动力”，意谓上帝乃一切运动的来源，其自身不动。造星主的形象也以神启形式出现，人无法描述超出他认识能力的事物，“我”只能用在造星主面前感受到的震撼和完满来描摹他的存在。

  不过，“造星主”也和其造物一样经历了不同的进化阶段。他像是一个孜孜以求的艺术家，在造物的启示下，不断完善并超越其创造。斯特普尔顿称《造星主》为“一个虔诚的不可知论者对信仰的忏悔”，他坦陈对宇宙中是否存在神或某种不可描述的支配精神持不可知论态度。读者也将其视作关于创造和末世论的新神话，这个神话位于“人类和宇宙的某个交叉点”，是与不同维度时空的崇高邂逅。

  “科学罗曼司”

  《造星主》对于宇宙的瑰丽想象，对于现实的微妙影射，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深入关联，尤其是对于文明悲剧性的警示，都使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很难评定斯特普尔顿在小说文体上所取得的成就。《造星主》虽然身后名望渐增，但初版只卖出不到五千册。和他的其他小说类似，它带着鲜明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有时还能嗅到莎士比亚的气味。另一类批评则认为其缺乏人情味，学者辩护说，这是因为它们披着虚构的面纱，实为哲学专著，建议当做某种哲学理念的框架阅读。哲学问题成为小说根本的叙事动力，激发与各种哲学论点的对抗形成了小说的叙事主线。此外，“造星主”的存在将他的小说引向了更早的时代，或许无形中疏远了现代的读者。尽管其被描述为“宇宙精神”理想的具象化形式，也即一种隐喻，但由此建构的整体性是否足以安抚读者？追寻、求索、上升的热情虽然具有神圣的感染力，却在小说试图用统一的整体性解答一切现象时功亏一篑。他放弃主流的文学形式，小说叙事直接、传统，与20世纪受推崇的现代小说家处理方式相去甚远，却以“复古”的形式造就了今天看来“现代”的审美趣味，它的原创性和启发性，很可能也需要通过复古的方式来还原。《造星主》文体之所以在科幻小说图谱中显得特殊，恰恰因为它借鉴了更早的经典文学，以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天路历程》宗教哲思“文体”脉络为参照，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它。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被视为他的后继者，《索拉里斯星》大海的设想可能受惠于《造星主》将大海作为有思想有机体的描述；《造星主》智慧虫群昆虫形单元不断死亡，让位给新的虫群个体，心灵却在单元的传递与替换中作为群体持续存在下去，或许是莱姆创作《无敌号》金属智能的灵感来源。“有机体”概念的借用背后是整体性的理念。莱姆倾心的控制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统合现代科学知识，但莱姆恐怕无法成为理念的信徒，他的戏谑也可说是一种狂狷。斯特普尔顿则属于更保守的那一代。

  两位作家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斯特普尔顿对物种的统合想象建立在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莱姆的外星球则超出了人类作为宇宙灵长的认识框架。因此，前者笔下，万物相互理解是可能的（所有外星物种，包括行星、恒星本身，都按照人所有的情感和理智运行，如同拟人化的宇宙空间）；而莱姆的小说中，人类未必有能力辨识其他生命体，更遑论与其交流，知晓其秘密。

  和二战前的严肃科幻作家一样，斯特普尔顿对科学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尤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影响。不可逆的“熵”过程和宇宙的衰减被作家当做科学的世界观无比认真地全面接受。而就“进化”而言，在莱姆那里，人们的心灵即便不是亘古未变，也绝不存在上升的逻辑；换言之，人们即便没有变得更坏，也没有变得更好。

  在斯特普尔顿笔下，无论是否如我们所愿，“造星主”真实而具体地存在着，只是由于能力所限，人类无法认识或描摹他。莱姆《其主之声》虚构了冷战背景下科学家们捕捉宇宙信息片段的故事。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伟大团队合力破解信息规律，甚至将其化用到最新武器的研发中去。然而，叙事者暗示这信号背后很可能只是空无一物的虚空。像是对于斯特普尔顿的某种回应，莱姆以他独有的幽默感嘲讽了人类试图为“存在”本身寻求理由这一执念背后的懦弱和自大，不仅如此，人类竟然还能从无中生有中找到制造毁灭性武器的灵感，在自取灭亡的路上更进一步。莱姆作品强烈的智力游戏意味，更接近后现代的解决之道，调侃的背后是某种决绝。毕竟，从根本上接受“空无”恐怕是个更严峻的挑战。

  1937年，斯特普尔顿接受采访时，面对他与“科幻小说”潮流关联的描述，回答说：“我恐怕不是以你的立场去接近科幻小说的本体，我对哲学更有兴趣。我只关心那些荒诞、奇特的想象，因为它们似乎或多或少与哲学有关。”据说，1936年，他第一次阅读美国科幻杂志，震惊于已出版科幻故事的数量之多，而且“它们写得如此糟糕。”事实上，斯特普尔顿开始写作小说时，很可能没听过“科幻小说”这一称谓。他倾向于“哲学小说”，或是他与H.G.威尔斯通信中使用的“科学罗曼司”。但恰恰是斯特普尔顿这样的小说家使科幻文学成为完整表达世界观、试图反映人类一切领域成就的文体。

  1948年的一次和平会议上，斯特普尔顿曾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发言：“今天，我们生活在人类事业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人类诞生之初，对环境的控制力是微弱的；科学的出现赋予人类巨大的力量，却没有智慧。我们是原子时代的第一代，它承诺的力量超出了人类最疯狂的梦想。如果没有灾难，地球可能在几百万代以后仍然适合人类居住。但现在，人类第一次笨拙地握着一种工具，不仅可能终结文明，还可能终结人类，甚至终结地球上所有生灵。然而，这种危险的工具也第一次使全新的世界社会的创造成为可能。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并在人类共同的伟大冒险中愉快地、忠诚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让我们与作家伟大的心灵一道，憧憬创造的力量，希望危机促使人类团结一致，而不是再一次撕裂我们。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