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徐志摩是两种性格的人。一个是著名史学家，性情暴躁，刚正严明；一个是著名诗人，性格随和，浪漫多情。但他们都率性纯真，重义多情，遂成为很亲近的朋友。他们都是人世间稀有的天才，也都在自己的人生事业上创造了辉煌成就。可惜苍天无情，过早地夺去了诗人徐志摩的生命，十几年后又夺走了史学家傅斯年的生命。尽管他们在开放的时代文化语境中都成为备受关注、深受爱戴的人物，但他们间的交往却没有得到认真梳理。好事者翻阅文林杂俎，发现徐志摩致傅斯年的一封信函，如获至宝。大数据显示，这已经引起过关注，但细读信件，觉得其中透露了些许有意味的信息，仍有分享价值。

  徐志摩给傅斯年的信，简短快意，妙趣横生。

  傅大哥：

  我叫新月寄一份我第三集诗的校样给你——供给你一个出气的机会，好不？

  诗刊二期印得有三百多处错，尤其大雨的长诗，一并送你换骂！

  我十二又得滚了。祝你胖寿无疆

  七月九日

  徐志摩果真是天才灵性的诗人，随便写来便情趣横生，读书信，听语气，可感受到他们非同寻常的情谊，也为钩沉他们交往的踪迹提供了称得上丰富的信息。而那潇洒的字体，也显示出沙扬娜拉般的随意。

  这封信写于1931年7月9日，新月《诗刊》第三集出版之后，徐志摩遇难之前，应该是他写给傅斯年的最后一封信——查阅徐志摩和傅斯年遗札，都没发现再有书信往来。

  徐志摩出生于1897年1月15日，傅斯年出生于1896年3月26日，按阴历他们是同一个属相，按阳历傅斯年长一岁，故徐志摩称其“傅大哥”。但并不是比他年纪大的，他都会这样称呼，“傅大哥”及其“胖寿无疆”的祝福，道出了他们诚挚亲密、率真随意的关系。

  这源于他们“两度同学”“两年同事”的情谊。

  首度“同学”是在北京大学。傅斯年1913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修完预科课程升入本科国学门；徐志摩1916年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读法学，次年随北洋大学法学科并入北京大学，与傅斯年成为北大同学。他们学的专业不同，志趣也有明显差异。傅斯年醉心国学，在刘师培、黄侃等先生指导下潜心攻读，志在承继“太炎学派”衣钵，心无旁骛；徐志摩虽在中学读书时就发表过诗歌和文学评论文章，且诗性灵动，却没有选择感兴趣和擅长的文学。他对学业并不特别用心，喜欢结交学界名流，尤其崇拜梁启超，还举行了很正式的拜师礼。当时北大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交往的圈子不同，“同学”却不一定相识。

  徐志摩在北大就读时间很短，与傅斯年同学大约一年时间。在傅斯年走出旧学营垒投身新文化运动、发表文章倡导文学革命时，他已经离开北大——他1918年赴美留学，仍读政治经济学，对国内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鼓吹文学革命，在师生中闻名遐迩时，徐志摩还在美国读学位，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应该从《新青年》《新潮》杂志上读到傅斯年的文章，即便没有多深的印象，也有助于后来的交往——毕竟，“北大同学”是凿凿的事实。


  再度“同学”是1920年，地点是英国伦敦大学。

  是年1月傅斯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师从史陪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两个月后徐志摩到该校的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学位。这次“同学”约一年时间，因徐志摩转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而结束。但同为海外学子，同在一校读书，他们见面来往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傅斯年家境贫困，很小就背井离乡远到天津求学，较之一般青年显得成熟稳重，比家境优越、自由诗性的徐志摩更见成熟。傅斯年性格豪爽，热心助人，有时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谋虑操持，海外留学时就表现得很突出，自然也会关照“爱惹事”的徐志摩，“傅大哥”这个称呼应该是这个时间开始的。

  当时英国聚集了很多中国的青年才俊，他们留学海外，没有家庭羁绊和人事牵挂，且才气飞扬，青春浪荡，读书之外少不了聚餐郊游，也少不了风花雪月。徐志摩诗性浪漫，较之一般更见突出。美丽的康河激发了青春激情，他接来妻子张幼仪，却又热烈追求林徽因，恋爱、离婚都搞得轰轰烈烈。青年人喜欢热闹，留学生活单调寂寞，大家往往跟着起哄，出主意、架秧子，加油鼓噪。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刚到英国就知道留学生中“风行”离婚，徐志摩和张幼仪便是被鼓噪的对象之一。傅斯年饱受旧式婚姻之苦，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家长安排，与聊城乡绅丁理臣的长女丁馥翠女士结了婚，时间是1911年，比徐志摩结婚还早几年。傅斯年极不情愿，但奉母至孝，没有勇气抛弃母亲给他的“礼物”，遂长期离家独自生活，和鲁迅一样用疏远、冷漠的方式拒绝。傅斯年对徐志摩的离婚或许有些想法，甚至欣赏，但不参与鼓噪起哄，他没精力更没兴趣，且分得清利弊轻重，其成熟稳重赢得徐志摩的尊重——“傅大哥”中包含着太多的内容。

  傅斯年和徐志摩都在德国柏林大学读过书，但他们是“校友”而非“同学”。1923年秋傅斯年到该校时，徐志摩已经与张幼仪解除婚姻关系回国多时。1925年3月徐志摩赴欧旅行，到柏林看望张幼仪和孩子，与傅斯年曾经相聚。此时，傅斯年虽然仍旧涉猎驳杂，但主要兴趣在实验语言学和史学，与热衷“诗学”的徐志摩有了许多共同话题，并因此加深了徐志摩对他的认识，也突出了其在徐志摩心目中的位置。几个月后，徐志摩接手主编《晨报·副镌》，罗列了颇为壮观的撰稿人名单，其中就有傅斯年。徐志摩把他写进名单，有借以扩大声势的意思，但也不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傅斯年写过诗，也知道他有诗的慧眼，懂诗，评论起来有过人之处。对于徐志摩的诗，傅斯年是否有过批评，没有资料记载，但听徐志摩信中的意思，似乎也被“骂”过。

  因为“知道”他“懂诗”，所以《诗刊》创办后，有时寄给他——“换骂”。

  《诗刊》创刊于1931年1月，徐志摩表现出很大热情，投入了很多心血。可惜，这个对新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诗歌专刊存续时间不长，因徐志摩遇难而夭折。


  在此期间，他们有过两年的“同事”经历。1929年傅斯年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址北京，并应邀到北京大学做兼职教授。其时，徐志摩虽已移居上海，但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他们一个是历史系教授，一个是英文系教授，都属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和校长蒋梦麟是他们的好友，见面来往的机会较多。而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和其他朋友也时常提供见面相聚的机会。那时候的文人学者大都活得比较洒脱，教书治学之外，打牌、喝茶、聚餐、游玩，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徐志摩随和，傅斯年率真，见面后有倾心交谈，也有开涮调侃。傅斯年与人交谈，有时昂起硕大的头颅，仰天嘘气，似乎有些“不屑”的架势，被很多人视为高傲，并因此恼他远他。他在徐面前也有这种情态，但徐不在意，他知道傅斯年真诚热心，仰天嘘气并非因为高傲，用几个潇洒动作，几句玩笑，就会让性情暴躁、好着急生气的傅斯年“熄火”。傅斯年身体肥胖，徐志摩和罗家伦等要好的朋友时常捉弄他，拿他的胖开玩笑，也常给他提供“出气”的机会。

  徐志摩多情率性，因追求林徽因而离婚，林结婚后又疯狂追求陆小曼，婚后生活有些狼狈，傅斯年常表现出老大哥的关心。因为他知道徐志摩秉性纯净，真挚热情，所以喜欢跟他来往。傅斯年曾经跟好友丁文江谈论徐志摩，丁认为徐志摩是好人，理由是他“不说谎”；傅斯年笑说这个理由太简单，徐志摩有很多好品性。但他同意丁的看法，特意把这段内容写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里，表示了情感丰富的褒奖。

  徐志摩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生活窘迫之际。为了满足陆小曼每月五百元生活费的要求，他奔波于京沪之间，在多所大学兼课挣钱，疲倦不堪。“我十二又得滚了”，道出了多少无奈。

  写信源于《诗刊》。因奔波劳累，《诗刊》的校检和印刷质量大受影响，据说，《诗刊》第二期有错三百多处，仅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就多达九十余处。因错太多，徐志摩有些愧疚，第三期校样出来后，一并寄给傅斯年。傅斯年忙于史语所建设，忙于安阳殷墟考古及其他事业，没有多少时间读诗论诗，有时见面后不客气地发表点意见，也就是徐志摩所说的“骂”几句。但这两期错误实在太多，他知道又要挨骂，所以写信说给对方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而知道挨骂还要寄送校样，让对方“出气”，这类“换骂”的玩笑恐怕只有徐志摩这种性情的诗人做得出来，只有在徐、傅这种关系的朋友间才能发生。

  信中提到的《自己的写照》是孙大雨的长诗，创作于1930年前后。孙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很有才华的诗人，被视为“清华四子”之一。他十五岁开始写诗，后加入新月社，致力于新格律诗的创作尝试和理论探索。其时，他诗情满满，雄心豪迈，《自己的写照》计划写九百行，《诗刊》二、三期发表二百多行。徐志摩说“这二百多行诗我个人认为是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第一它的概念先就阔大，用整个纽约城的风光形态来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的意识，这需要的不仅是情感的深厚和关照的严密，虽则我们不曾见到全部，未能下精审的按语，但单看这起势，作者的笔力的雄浑与气魄的苍莽已足使我们浅尝者惊讶。”徐志摩遇难后，《诗刊》停刊，孙大雨失去了写下去的兴趣，不久便因诗情落寞而退出诗坛。徐志摩遇难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一颗诗星因此陨落。

  徐志摩这封信很短，算上标点符号也只有八十多个字符，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生动地传达了亲密无间的情谊；语言一如性格，潇洒倜傥，灵性飘逸，显示出极强的“造化”能力。结尾祝词“胖寿无疆”，既有“悄悄作别”的潇洒祝福，也有忍俊不禁的快意取笑，于轻快灵动中传递出美好的情谊。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称得上现代名人尺牍中难得的佳作。

  信外余音：

  傅斯年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态度似无记载，而他自己则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无爱婚姻的折磨之后于1934年与丁女士离婚，同年8月跟同学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结婚。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机关和民众大流亡大迁徙，受战争局势影响，交通工具极其紧张，搬迁运输艰险备至。1940年12月9日傅斯年给陆小曼的前夫、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负责战时后勤物资补给工作的王赓写信，希望让史语所的部分物资搭乘他们的便车。俞大?和部分家眷所搭乘的川滇包车破烂不堪，11日行至曲靖，汽车出现故障，一车人困于山路上，傅斯年多次联系无果，深感“前程堪虞”。他焦急万分，打电报给王赓，请他通过关系打探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很多事淹没在史海深处，笔者视野有限，不知道王赓怎样帮助史语所家属脱险，也不知道史语所家属脱险是否与王赓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帮助傅斯年解决了前一个问题——他有这个能力和担当，更有这个胸怀和气度。当年他以绅士的潇洒把陆小曼拱手“让给”徐志摩，成就了现代爱情传奇，表现出男人的胸襟气度，也赢得很多人的赞叹。傅斯年所托，在其权限之内，为公为私都责无旁贷。王赓是一个素质极高的中国军人，傅斯年写信打电报充满期待和信任。此固然与徐志摩无关，但从我们的视角看，他是徐志摩“本事”上衍生的故事人物，提到他仍会产生诸多联想。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