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羡慕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家张昌华，他写了《我给他们照过相》，讲述自己探访上百位文化名人，为他们留下珍贵影像的故事。我也羡慕记者出身的作家李辉，他写了《与老人聊天》，记录自己从青年时代结识的诸多前辈学者与他的交往。我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因为我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其实细细想来，从1982年到1996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工作14年，接触的老一代作家学者也为数不少，从丁玲、艾青、胡风、唐弢开始，总有几十人，但是我竟然找不出一张自己与他们的合影。那时与名家见面，是根本意识不到需要拍照留念的。而八、九十年代，我也还没有开始写日记，甚至名家学者给我的信件，我都没有特意收藏，有些也丢失了。想想觉得自己真不能算是有心人。但想开了也觉得没有什么，也就是到晚年以后，少一点怀旧的材料而已。

  不过，有两位令我极为尊崇的老先生，我与他们的书缘颇深，但我却未能前往拜见，面聆教诲，这是使我深感遗憾的事。这两位先生，就是钱锺书和钱学森。

  一

  我是在大学时代知道钱锺书先生的。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武汉大学中文系罗立乾先生对钱锺书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代文论课堂上就大讲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天下无敌，说他博闻强记，“《十三经》连注释都能背”，令我印象极深。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管锥编》四卷本，我毫不犹豫就买下一套，那大概是我大学四年中购买的最为厚重的学术著作。虽然以当时的学力根本不能通读，只是选读了一些篇章，读得似懂非懂，但内心很满足，感觉是念到了真经。后来到“人文社”当编辑，工作中发现夏志清和杨义的两种《中国现代小说史》都高度评价小说《围城》，于是又找来读，立时被作品中鲜活的人物性格吸引，读得入迷，对作者的才华、睿智和幽默的文笔惊叹不已。

  说起来，我对钱锺书的崇拜，也部分地来源于家父。家父长期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建国初期，曾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同事。钱、杨都教英文，家父主教俄文，有时也教英文。家父多次对我谈到他对钱锺书的钦佩，说他自己的英文水平约略相当于英国本地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但是钱锺书可以胜过清华聘请的英籍、美籍教授。于是我有了一个印象：以学贯中西而论，钱锺书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人。家父和钱锺书的关系似乎也不错。那时的人仰慕苏俄，有一次课堂上学生希望钱锺书开讲俄罗斯文学，钱说自己研究不多，推荐家父去讲。家父对此还很有几分荣幸之感。

  不过，自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钱、杨二人离开清华大学，家父和他们没有再见过面。而我，虽然在“人文社”当编辑，但钱锺书的《围城》、《宋诗选注》的编辑都另有其人，自然也无缘接近钱、杨二老的。然而，偏巧在1993年，出现了一场和《围城》相关的法律纠纷，钱锺书委托“人文社”处理此案，而“人文社”陈早春社长又要求我代表出版社将此纠纷诉诸法庭，于是我也算是受命于钱先生打了一场官司。

  事情起因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以所谓“汇校”的名义，原样复制了“人文社”1980年出版的《围城》，侵犯了钱锺书的著作权和“人文社”的专有出版权。打官司打得旷日持久，在此不必详谈，这里只说钱先生曾经为表达自己的意见，两次写信给我和出版社领导以及我们委托的律师陆志敏。今天我实在不记得自己给钱先生回过信。那时的我，是不大懂礼数的。为了听取意见和获得授权，社里当然会安排专人去府上拜访钱先生，我记得律师陆志敏和总编室的有关人员都去了，而那天我忙于其他安排，竟然也没去。整个官司进行过程中，我们和钱先生的沟通主要通过钱媛。钱媛也很忙，几次到社里与我们会面，乘公交车来往风尘仆仆。我记得她说过自己腰疼，和我们谈话时喜欢站着，用手抵住后腰。但那时她自己也并不知道，这可能就是骨髓癌早期的症状。

  偏巧钱媛也与我有缘。她是北师大外语系教授，与家父都在北京市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任职，彼此熟识。特别是钱媛升职教授，家父还是专家评审组的负责人之一。所以钱媛见到我就特别亲切，正事谈完，还会和我闲聊一些她儿时在清华园里的经历。告诉我，她家和我家曾同住清华北院。她不仅从小认识我大姐，而且认识我母亲。她夸我母亲长得漂亮，喜欢穿什么款式的旗袍，喜欢和哪位教授夫人一起遛弯儿，还说她10来岁时，总爱跑到清华音乐室去玩，在墙外攀上大窗台听合唱队在屋里唱歌，有时会看到我母亲在弹钢琴。这些对我都是“史前史”，听来非常有趣。初次见面，钱媛回家把在“人文社”和我相遇的情况对父母一说，她父母也非常高兴，觉得把官司委托给我，是缘分。其实在这时，我是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请她带我去见钱、杨二老的。但是我愚钝，竟然没有这样想过。

  钱先生的《围城》官司在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因为涉及的侵权问题颇为复杂，法院征询了诸多知识产权专家意见，拖了三年多才宣判。结果是我们打赢了，而且是完胜，我们代表钱锺书先生讨回了公道。随即我也在1996年底被借调到香港三联书店工作。

  本来我以为没有机会再为钱先生做事，没想到刚到香港，我就接手编辑出版一套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书在学术上分量很重，原计划出版50种，后因各种客观原因，只出版了10种，但光是这10种已经足够让学术界刮目相看了，因为人们知道钱先生的原则从来是不当官，不挂虚名，不当各种顾问和编委，而这是钱先生一生中同意列名主编的唯一一套丛书。整套书是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联合制作的，编辑和排版工作都在香港完成，由我主持其事。此时钱先生还健在，但是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回北京出差或休假时，应该借这个机会去向他老人家登门请教。

  然后我在香港又出版了杨绛先生的散文集《从丙午到流亡》。这时是1999年，从此我和杨绛先生有了直接的联系。2005年我回到北京三联书店任职以后，更是经常会到府上看望杨先生，渐渐与杨先生熟悉起来，为她老人家出版了一系列作品。2007年，北京三联重新出版经过修订的《钱锺书集》（第二版），我也是参与谋划的，此书在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我还特地飞到南京去致辞。这算是我与钱先生后续的书缘。但遗憾的是，此时钱锺书先生已经去世多年，连钱媛也不在了，痛哉！钱先生和我最终缘铿一面，惜哉！

  二

  我与钱学森先生的缘分也在于编书。

  1994年，我担任责任编辑，在“人文社”出版了钱学森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编这本书，对我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说偶然，是因为本书的编者，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刚刚收到一封信，这是钱学森写给包括她在内的一个7人小集体，以“亲密无间”“坦率陈言”的态度“探讨学问”，提出了“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这样两个命题，于是使她产生灵感，要为钱先生编这本书。说是必然，是因为我早在80年代，就已经密切关注了钱学森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引领学术思考的论文，早有为他编书的念头，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向他约稿。

  钱学敏的到来令我感到惊喜。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对钱学森的学术思想非常熟悉。她把那封关于科学与艺术的亲笔信给我看，我了解到钱先生的本意是这样：

  “近日我深感我国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对高新技术不了解之病。我经常收到的有关文艺、文化的刊物有《中流》、《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而其中除美学理论外都是：1，骂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2，发牢骚；3，论中国古代的文艺辉煌。但就是缺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艺手段”。

  他认为这样不行，今天的理论界应该研究如何用高新技术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如何使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从而繁荣文艺创作和理论，希望大家研究。

  我看信后觉得，钱先生提出的问题具有现实针对性。他批评的几个刊物，都常常发表思想保守、抵触文艺创新观念的文章，因而在客观上阻碍了“对文艺新形式的探讨”。钱先生在此时提出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观点，无疑可以活跃学术空气，拓展艺术思维空间，推进理论研究。

  钱学敏带来了她编好的论文集目录和样稿，我浏览了一遍，当即决定出版这本书。但是我发现，钱学敏的编选比较拘谨，她只选择钱先生讨论科学与艺术两者关系的文章，以及他从科学角度谈文艺学和美学的论文，把选文范围牢牢扣住“科学”和“艺术”这两个主题，但是钱先生另有一些极富理论开创性的论文并没有收进来。

  文化界的老一代读者或许了解，80年代，钱学森堪称中国思想界领军人物之一。他1981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论文，是国内最早出现的新学科理论。后来作为时髦的理论被人们热衷探讨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即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三论”，早在这些文章里面都有雏形。钱先生的论述，以开放的观念，宏观的视野，前沿的科学知识，创新性的思维方式，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思想理论，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乃至轰动。我记得那时尝试新学科研究的学者，没有不谈钱学森的。

  我问钱学敏，为什没有收录有关思维科学的文章？她说她是为了突出专题性，担心文章驳杂而主题不集中。我说，以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研究艺术，不也正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一个方面吗？这对于钱先生谈论的艺术的科学相当重要，甚至是其指导性理论。她想想，觉得有道理，于是同意将钱先生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关于思维科学》《开展思维科学研究》这三篇最有代表性的思维科学论文收入。事后，她曾专门来信感谢我，说她和钱先生讨论过了，认为我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本理论集的学术含量，使一本原来略显单薄的书厚重起来。

  编辑中，我和钱先生没有直接联系，我对于出版的一切建议，都通过钱学敏转达。我的意见和建议，不过都是从出版角度所做的一些编选方面的考虑，钱先生从善如流，我们合作非常愉快。不过他也很认真，例如，作为设计的一部分，封面上要署上英文书名，该如何翻译？我原来以为简单，无非用是 《The ar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art》但是钱先生说，艺术特指优美的艺术，应该用The fine art 来表示。最后书名译成《The fine art with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fine art》，是他亲自改定的。

  接下来的事情很顺利。“人文社”非常重视这本书，我们做了精装本，请设计师柳成荫做了一个大气典雅的装帧，只用了三四个月就出书了。钱先生看到样书，非常满意。

  一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一本钱先生寄来的样书，内封上写着：

  李昕同志：

  感谢您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钱学森 1994,12,9

  为了宣传和推广，我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科技日报》上。想必钱先生也看到了。所以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一本钱先生寄来的样书，内封上写着：

  李昕同志：

  感谢您的书评。

  钱学森 1995,1,5

  由此我了解到钱先生的细心、周到以及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可是我仍然没有想起，应该请钱学敏引荐我去拜访一次钱先生，与他拍一张合影留念。

  于今想来，那时的我可能有几分木讷吧。

  出书以后，我忙于编务，与钱学森、钱学敏都没有继续联系，一晃过去十几年。

  2009年10月31日是一个周六，那天上午，我在家里上网浏览，无意中看到一则新闻：

  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于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震惊之余，我立刻给钱学敏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证实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我表达了沉痛的悼念，请她向钱夫人蒋英转达。随后我又立即想到，我是否可以到钱先生府上吊唁？她说可以，钱先生家里已经设立灵堂。我向她询问了钱宅的地址。

  钱学森先生是我深为爱戴的科学家，也是我作者中最值得尊敬的人。我觉得，尽管我从没有去府上拜访过他，但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去一趟，到灵堂为他送行。

  于是我驾车前往。进航天部宿舍大门没有遇到盘查，门房的人只问我去哪里，我说钱宅，他挥挥手就让我进去了。

  在钱先生居住的那栋红砖楼附近，我停下车，徒步走过去。

  那天，天色很暗，头上阴云密布。论时令，还没有入冬，但是很奇怪，天上竟然飘起了雪花，且寒风凛凛。我想，莫非是天地同悲？远远地，我看到楼房边人群黑压压一片。大约有两三百人密集地聚在楼房一侧，而身着黑色和蓝色两种不同制服的警察站成两排，将人群阻挡住，以便在楼前留出一块较大的空场。不时，可以看到有小轿车开到楼前空场上，有领导干部模样的人下车进入楼内。还见到几个身穿军装带大盖帽的人物，一溜小跑鱼贯而入。

  人群中不时有人提问，“我们要进灵堂悼念，何时放我们进去？”但没有人回答。

  我在人群中站立了一会儿，只见雪越下越大，有些人身上已经白了。我也感到有些寒冷。

  我觉得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于是独自走上前去，叫住一个穿黑衣的警察。我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说，请他把这张名片交给钱夫人蒋英女士。

  那警察进屋去了。过了几分钟，他回到我面前，说：你可以进去。

  我正准备脱离人群，就听到人群开始骚动，警察们马上手拉手维持秩序，只放行我一人。

  钱宅在那座三层小楼的一层。家门开着，我径直走进去，正对着的就是灵堂，我往侧面一看，在另一个房间里，蒋英和几个面色凝重的人正坐在一圈沙发上谈话。我觉得不便打扰，就走向灵堂。灵堂正中悬挂着钱先生照片，周围摆放了不少花圈和花篮，但没有一个人在屋子里。我独自上前，默默地对着钱先生遗像站立了一会，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从钱宅出来，聚集的人群见到我，立刻将我团团围住。一些好奇的人想打听里面的情况，但是还没等我来得及回应，就有三五只长枪短炮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我。他们是新闻记者，有国内的也有香港的。以一家香港报纸为主，向我提问。主要问题是我和钱先生的渊源，以及我对钱先生的评价。我首先简单讲了我给钱先生编辑《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的经历，然后告诉他们，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文学者，一位跨领域的文理兼通的大师。他的博学和深刻，都是一般人难于想像的。他对于思维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倡导和建设，对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理念的提出，都是革命性的创新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并不过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被一些媒体采用了。但遗憾的是，这些话，我没有机会说给钱先生本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