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俗和文化，但同时都有着统一的身份认同，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相互团结、共同奋斗，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不断向前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会表达出人民在创造美好新生活过程中的集体风貌。各个民族的作家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将个体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融合进文学创作中，并最终指向国家认同。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成为多民族作家们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
“多元一体”植根于各民族的互动互融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多元一体的结构。学者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做‘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汇聚融合的结果。”可以说，这一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进入近现代之后，面对殖民主义的入侵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组成抵御外敌的统一战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由此前“自然”、“自在”的状态转为“自为”、“自觉”的状态，全国人民的心气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是想象的产物，而是根植于历史、文化与血脉，有着浓厚的传统。在现代文学阶段，一大批优秀作家积极用自己的笔墨书写全国人民的团结抗争史。老舍、萧乾、端木蕻良等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也都写有相关主题的作品。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集合，论证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传统，它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体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民都欣喜于新政权的确立、新权利的获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之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笔下，经常涌现出来的是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奋斗的场景。党和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70余年来，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虽然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有些不同步、不平衡，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宗旨从未改变，始终追求“发展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得以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近些年来的脱贫攻坚实践，极大缩小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极大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完成了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极大增强了大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在文学领域，作家们积极书写人民奋进过程中的每一个脚印，为时代树碑、为人民塑像、为民族立传，在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表达中彰显了人民的精神风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辩证统一
由于旧中国与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差异，新旧中国的民族书写各有不同。旧中国由于夷夏之辨的存在，一些少数民族被视为蛮夷，一些民族文化被视为落后、半文明的文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备受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诸多少数民族身份被识别、公开，少数民族作家受到极大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
萧乾在《萧乾选集》自序《遥远的祝福》中写到1949年之前的民族身份问题：“好在那时不大填表，填也轻易不问‘民族’。偶尔遇到非填不可的时候，我为了怕受歧视，干脆只填个‘汉’字。”可是1949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少数民族不但不受歧视，还特别吃香哩”。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前未公开自己的族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公开说明自己是满族。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时，对此颇有感慨：“我在解放前的确没有听到过语言学家罗常培、文学家老舍是满族，他们都是在解放之后才公开民族成分的。当然，我们这些汉人和他们相处时并不会感到我们之间有什么民族差别。在没有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之前，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满族。”这些作家始终深爱着自己的民族，但到了新中国，由于平等的民族政策，再加上民族身份的确认等因素，他们的民族身份才被公开，民族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强化。
伴随着党和国家平等民族政策的推行，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神话、史诗、传说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得到了充分的整理。在文人创作方面，少数民族作家井喷而出，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书写本民族的故事，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例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以诗意的笔调把环境、景物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茫茫的草原》等作品显得格外清新、明朗、质朴，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自画像》中用排比、回环和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一个从大凉山生长起来的彝族诗人形象：“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西藏，隐秘岁月》等小说中展现了西藏社会的变迁，表现西藏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还有很多的作家、诗人，随着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断书写带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身份认同感的作品，创作了内容上与形式上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佳作。
当然，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是和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的。56个民族56朵花，大家都生长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花园里，都以各自的特色展现花意的盎然。具体到文学创作上，作家们一方面关注本民族的问题，同时又将这一民族问题放到全国的大格局中进行考量，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融合视野。那些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全国典型性的题材、命题，最为得到作家们的关注。比如前面提到的脱贫攻坚题材写作，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样本，但都属于全国一盘棋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再就整个文学领域而言，每个民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题材、风格，但都是中国文学这个大集体的组成部分，都在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从借鉴走向融合
各民族文学之间在题材、体裁、人物等各个领域的相互借鉴，是源远流长的。我国流传的民间史诗、传说，存在很多相似的源头、原型，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互相融合的。各个民族的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它们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创造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财富和不可缺失的一环。现在，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也体现了从相互借鉴到相互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一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受教育水平，与汉族青年作家几乎没有任何差异。二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网络世界，而且这个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相互缠绕的关系。因此，作家们不会因为地理（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产生思想、意识、观念上的过多差异，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相似的语境和命题。而且，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频繁流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之间，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区别似乎不再那么大。现在读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它们不再聚焦民族意象，而是关注个体在城市中的命运沉浮，因此，如果作者不专门标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读者仅仅依靠作品的内容，很难再鲜明地感受到其中有什么民族特色。当然，并不否认，还有很多作家依然在聚焦民族生活、民族事项，但他们在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不是站在民族内部的视角来书写，而是跳出来，在全国、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考量。也就是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全国不同民族、地区人口的流动，不同民族之间了解增多，大家更加善于换位思考。少数民族作家以现代性视角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他们不再秉承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而是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既能发现本民族文化的优点与长处，又能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创造出一种具有融合性特征的新文化。
（作者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教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