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棉纱白生生》、第一篇中篇小说《在深处》、第一部长篇小说《断层》，表现的都是煤矿工人的生活，塑造的都是煤矿工人的形象。自1972年起，整整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写我所熟悉的、与我有血肉联系的矿工生活小说，其中包括《红煤》《黑白男女》等四部长篇小说；《神木》《卧底》等十多篇中篇小说；《走窑汉》《皂之白》等100多篇短篇小说，加起来恐怕有300多万字。有人统计过，把左拉、劳伦斯、戈尔巴托夫等外国作家写矿工生活的小说加起来，都不如我一个人写得多。

  当然，写作的数量并不能代表质量，写得多并不能说明写得好。但质量肯定存在于数量之中，没有数量，质量就无从谈起。质的变化，往往是一个长期积累和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不一定就能引起质变，但没有量变肯定不会有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决定性的条件。若做个比较，这个变化过程与煤炭的生成和变化过程十分相似。广袤的森林、丰厚的植被、不可一世的恐龙，被突如其来的地壳变化深埋于地下，经过亿万年的腐化、挤压、磨砺、高温、沉潜等，才一点一点地变成了黑色的原煤。煤炭的质变过程，无疑是由不计其数的时间、空间、运动等量变的因素构成的。只要煤尚未被矿工开采出来，它的量变和质变仍会在继续。只不过变化细微、缓慢得很，很难为生命短暂的人类所察觉。从这些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要勤奋劳动，争取多写一点。

  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多煤矿题材的作品，因为我有过9年的矿区生活经历，后来多次到不同地域的煤矿定点深入生活，现在仍兼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与煤矿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谈到优越的资源条件，人们通常用到的词是“得天独厚”；而对于煤矿作家而言，我认为是“得地独厚”。从物理学的意义上说，矿工在地球的最深处劳作，头顶是几百米厚的地层，可不是得地独厚嘛。从文学的角度理解，矿工的作业环境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潮湿、黑暗、压抑、幽闭，又时刻面临着自然灾害对生命的威胁，的确有着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独特的心灵世界。我们的写作离不开现实，每个作者都有自己对现实的切入点。我对现实的切入点之一就是煤矿生活，煤矿的现实既是我个人心目中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层次的现实。文学来自人民，我们的作品必定要书写人民。全国600多万矿工，1000多万矿工家属，无疑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他们称为矿民，也可以把他们说成是头戴矿灯的人民。这部分人民从事着人世间最繁重、最艰苦的劳动，却支撑着国家的能源大厦。这部分人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胸怀高远，一心在为祖国的光明和强盛贡献着青春和力量。每每想起我的那些仍在地底日夜挥洒汗水的矿工兄弟，我的双眼就禁不住盈满了泪水，让我怎能不与他们贴心贴肺，怎能不深情为他们歌唱！

  我多次说过，煤矿也是文学的富矿。是的，煤矿生活处处充满感情、象征、隐喻、哲理、诗意和艺术，比如下降与上升、黑暗与光明、固执与燃烧、冷峻与温暖、沉默与热情、时间与空间、牺牲与奉献、死亡与新生等等。可同样面对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有的作者却不知它富在哪里，这的确存在一个如何发现和挖掘文学富矿的问题。怎么说呢？还是打比方来说吧。比如矿井下很黑，黑得铁板一块，用炸药都炸不开。我们头顶一盏矿灯就好了，有矿灯照明，没有方向可以有方向，没有路可以有路。走到掘进窝头，尽管阻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黑着脸的、密不透风的煤壁，我们奋勇前行，照样可以开掘出一条巷道来。矿灯被称为矿工的眼睛。说到这里朋友们就明白了，对文学富矿的发现和开掘，也需要“矿灯”的照耀和引领。只不过，这“矿灯”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而是精神和心灵意义上的。对于有志于写矿工生活的作者来说，不仅要采到煤，还要采到“火”。不管你采到多少煤，那些煤很可能是无效的。只有在采到煤的同时还采到了“火”，用“火”把煤点燃，煤才会熊熊燃烧，发光发热，发挥出应有的能量。“火”与“矿灯”的意思一样，都是思想性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基于这样的自觉认识，最近我又完成了中篇小说《花篮》和短篇小说《梧桐风》。前者以审美和反思相结合，主要写了“文革”对普通矿工的伤害。后者以诗意的意境写了矿工悲苦的爱情。中篇给了《十月》，短篇给了《北京文学》，都已得到他们的认可。

  矿工的生活值得写，各行各业的生活都值得写。写矿工的生活是这样，写其他从业人员的生活也是这样，都有一个怎样认识和怎样写的问题。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行业系统代表团集中了石油、铁路、煤矿、自然资源、电力、冶金、水利、石化、化工、公安、金融、科普等十多个行业的60位优秀作家。作为行业代表团的团长，我多次与作家同行们一块儿讨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国作协的工作报告，大家群情振奋，发言踊跃，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行业，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