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街的老实人真的老实吗？
作家王方晨曾提出“写小说就是写神气”的观点，而《大马士革剃刀》尤其能够体现出他的审美形象。通读全文，节奏舒缓，似乎有一种“文气” 贯穿其中。他的语言风格静雅，叙事从容，具有古典意象：泉水、老街、古建筑，以及伦理道德，这多种意象的组合，衬出了老济南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而老济南的文化性格：老实，正是在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浸润下，在传统道德的规约中产生的心理。整个《老实街》系列都是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其新作《凤栖梧》正是对继承优良传统的赞扬，但本篇《大马士革剃刀》却是对于传统道德畸形化的反讽与反思。《大马士革剃刀》以陈玉伋与左门鼻这两个居住在老实街的普通人为主体，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在传统文化外壳的包裹下异化的精神内核，让人不禁反思：在传统与现实的交互中，如何找到一个现代思维与传统观念的平衡点。大马士革剃刀，剃掉了表面的“道德”，露出了人性之复杂。
一、传统在当代的异化
以王方晨为代表的山东作家受到儒家文化的滋养，其作品表现出一种沉稳，特别重视道德伦理，同时也共同关注传统的道德伦理与当代产生的关联与冲突。而王方晨的独特之处在于尝试表现传统在当代社会对人产生的异化。尤其是《大马士革剃刀》，通过老实街的本地人左门鼻与外来户陈玉伋两人之间的“三赠三还”，我们可以看出王方晨对于传统的“礼”的反思。表面上是因为“无功不受禄”，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再现，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次“赠”，是陈玉伋初到老实街，“济南第一老实”左门鼻要表现出对于外来人的欢迎，来充实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当陈玉伋发现这把剃刀的价值时，他十分惶恐：初到老实街就接受如此珍贵的礼物，就会显得自己“不老实”，违背“礼”，就产生了第一次“还”；第二次赠与还，左门鼻觉得送出去的东西不应该再回来，他对于自己在道德上的处境产生了危机感，这里与第一次“赠”时的情绪有微妙的变化。第三次赠与还，德高望重的左门鼻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第三次归还后，有一个细节描写：“次日，住东厢房的老王发现石榴树下落了一片石榴叶，树上一根半秃枝子向空挑着，揪的痕迹宛在。”前两次的拒绝可能还是出于礼貌，但是第三次就会把前两次的积怨全部释放出来，本来送出去的剃刀现在又回到自己手里，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呢？他为自己树立的道德标签岌岌可危。第三次的“赠还”，体现出了表面老实的背后，人性之中隐藏着的“恶”。所以他做出了如此极端的举动：用剃刀剃光自己宠物猫的毛，左门鼻想让大家知道：我作为一个老实人，我将剃刀赠与陈玉伋，但是他却让我的猫蒙羞，他不是老实人。这个情节是情感集中爆发的阶段，左门鼻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挽回自己“老实”的性格，也让陈蒙羞，以至于后来陈离开了老实街，死在了老家[ ]。在文字上读者闻不出一点“火药味”，但是细细品来却不禁后脊发凉，此时的大马士革剃刀，是罪恶的象征。
妥东认为，左陈二人的矛盾来源于一种偶发的“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来自“礼”，当繁文缛节的“礼”施加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时，交流就会失去其内在的意义。[ ]左之所以与陈玉伋产生矛盾，正是因为陈玉伋的“多礼”，陈三番五次地推阻左的好意，让左产生了不适，并且在左门鼻看来，这也是对他“高尚”道德的挑战。
儒家传统文化以“克己复礼”为核心，是“仁”与“礼”，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同样提到“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它并不是靠外在权利来实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的敬畏之感[ ]。“礼”是乡土社会乃至中国的传统社会所遵从的一个无形的道德规约。现代社会仍然生活在这无形的道德之下，王方晨塑造的老实街就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他们严格的“克己复礼”，遵从着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在外人看来，这就是“老实”。但王方晨的深刻之处在于：这么一个遵守道德的老实街，却为了维护自己的“老实”去做“不老实”的事情，这表现了传统道德在当下社会产生的异化，上述的“三赠三还”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真的在恪守传统吗？他们真的老实吗？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也是王方晨在这篇文章里发出的反思。在故事的结尾，老实街的“老祖宗们”主动签订了拆除老实街的协议，在这里，这种“老实”已经异化为“犬儒主义”，这是一种与传统道德积极层面的背离。
二、一种“剃刀”式的性格
什么是“剃刀”式的性格？即外在与内心的不一致。剃刀剃掉表面的掩盖与不真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的本质。王方晨作为作家，其思想的深刻性以及敏锐的洞察力让他从“面子”看到了“里子”，看到了光鲜的外表下腐朽不堪的内核。他着力描写主人公表面近乎极致的好，实际上是反衬出人性隐藏的恶，构成了矛盾与悖论，这就是“剃刀”式的性格。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小说中的人物应该具有“多重性”以及“二重组合性”，性格运动则是一种双向逆反运动，不可能是单一化的[ ]。显然，王方晨老师笔下的左门鼻就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将左门鼻塑造成了具有“剃刀”式性格的人。他是传统的“卫士”，也是传统的“掘墓人”，他将“老实”体现到了极致，将“老实”作为自己的标签。当他的名誉不保，标签松动之时，他将矛头指向了那只无辜的老猫，将把自己的罪恶嫁祸给别人，这就是“剃刀”式的性格中最阴暗与险恶的一面。甚至后来左门鼻又收养了一只流浪猫，跟死去的老猫取相同的名字，看似是对逝世的老猫的寄托，其实不过是演的一出戏。
雅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写道中国人有着强烈的爱演戏的本能，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规定的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那就会有“面子”。[ ]在中国人的性格中，最明显的就是要“面子”，左陈二人都有明显的特征。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面子”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当代心理学家武志红曾提出，在中国，面子就相当于自己的尊严，并且这是一种“自我的破碎”，需要别人认可我们，来达到自己与他人的认同。这是“剃刀”式性格产生的原因之一。如果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左陈二人的做法，似乎很合理了。为了所谓的“面子”，老实街的人们束缚在“礼”之中，不惜勾心斗角，暗中争斗，何其可悲！
另一个原因就是“群体心理”的作祟。小说的后半部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叙述：当左门鼻新养的小猫爬上了纸扎店的屋檐上，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左门鼻叫小猫的名字，“我们就那样真心实意地‘瓜’‘瓜’叫，叫了足有小半个时辰”。看似戏谑有些诙谐，但如果我们从康德的伦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这就延伸到了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的“群体心理”：进入群体的个人会在“集体潜意识”的作用下会失去自我的意识，产生“群体道德”，我们可以理解为“从众心理” 。所以，小说中“我们”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因为在“我们”心中，这符合老实街的“群体道德”。不看结果，只为动机。与王方晨也暗示了这一点：“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像这天一样，好像池塘里的蛤蟆。”文章中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既生活在老实街，若不遵循这一不成文的礼法，断然在老实街呆不下去，必将成为老实街的公敌，而这并非没有先例。” 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上述分析的最好体现。
三、对于传统道德异化的反思
我更愿意相信，作者是从反面来探索“人性”“人的价值”“生命力量”，这一点是该小说的成功之处。对于小说中体现的道德的异化，我们应该去反思现代社会上的“道德暴力”，以及如何去传承和解释我们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是指传承下来的品格，我们推崇的礼仪文化不应该产生负面的效果。所以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如何让传统去适应我们的新时代。在当今社会“利益至上”观念的面前，我们应该去避免在继承优良传统的时候受到金钱和欲望的影响。
对于小说前后古建筑拆除，则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地方：拆除了象征着传统的老实街，是不是也拆除了传统文化的弊病？老实街既代表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层面，同时有存在着非常腐朽，同时夹杂着人性之恶的层面。老实街的拆除代表着好与恶的全部消失，这象征着现代对于传统的无选择的吞噬。所以我们不一定绝对要建立一个传统与现实的对立，我们要寻找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如何去寻找？这就是王方晨在这部小说中所做的努力。
此外，人不应该成为“面子”的束缚，我们要勇于突破传统道德之中的糟粕，以及会使人内心产生恶的因素。我们不仅要将人生的触角扎在厚重的传统之中，更应该向上探索人生的价值，人的价值不应该只体现着道德上。这一点在山东籍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体现，例如莫言的《蛙》通过反思计划生育表现出对生命的反思，张炜的《古船》、《九月预言》表现出对与生命与时代的反思。
回首全文，尽管作者写的是济南的一角，但是由一条街反映了一座城，由两个人映射了人类社会。“恰恰由于王方晨逃脱了简单哀婉的肤浅感伤主义，其深入肌理的洞见让他的叙述始终具有一种反讽的张力。”[ ]也正是因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内部的问题，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让“异化的”传统道德既从自身进行改正，也同时找到传统与现代契合的方式。老实街的老实人真的老实吗？或许这个问题，已经消失的老实街可能会告诉我们答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