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一位读者通过出版社读者群找到我的同事，说想提供盗印《红星照耀中国》的线索。负责群管理的同事把此事告诉我，很快，我和那位读者加了微信。
我在这里暂时称他X。实际上，我始终不知道这位读者的真实姓名。X简单发了几条信息给我，说盗版印厂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之前已盗印了至少十万册《红星照耀中国》，可能很快就要再印几万册，纸张都运到了。又是一家产量惊人的盗版印厂！近年来，出版市场越来越“卷”，出一本书能卖到5万册，就算是“畅销”。可盗版厂商却屡屡能盗取我们最丰硕的果实。
《红星照耀中国》是人文社的红色经典，入选了统编本《语文》推荐书目，每年销量较高，特别容易被不法商贩盯上。这几年，该书责编脚印带着我，为了打击盗印、侵权行为，耗费了不少心力，效果却有好有坏，不尽理想。可是这些事如果不去做，违法者会愈发疯狂。所以，我们决定，只要能确认这个线索，要尽力追查下去。
与x沟通，前两天比较顺利，但是x可能经常上夜班，所以白天发的信息他很少即时回复，总在半夜突然发来消息。我俩彼此都出于谨慎，没有谈及过多个人信息。虽然x说了一点他所了解的那家盗版印厂的情况，但一直没告诉我印厂名字和地址。也许是担心我们打草惊蛇。
我留言问x，能不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几张盗印现场的照片作为证据，否则没办法向执法部门申请行动。x一开始表现得有点为难，但两天后的半夜还是给我发来几张照片。我已能断定，消息可信，或许真的会有点收获。向领导汇报后，社里也非常重视。
四天后，凌晨3点多，x发了三条消息给我，说那家印厂又开始新一批次的《红星照耀中国》盗印了，只印了几个印张，因为有其他“急活”又暂停了。我赶紧问他，能不能发给我厂名和地址？却没了回复。焦急等到第二天上午，X才说等晚上发给我定位。我赶紧感谢，并且先允诺行动后给他奖励。过一会儿，X回了一条：“不必了吧，打击盗版每个人都有责任，应该的。”这句原本在出版业内经常被提及的话，被X说起，让我感到了不曾有过的触动。好像我那些庸常的工作，不论是出版还是打盗版，在这些善良而正义的读者身上，都找到了意义。
晚上，X如约发来了定位，原来是在天津郊区的某地。定位点没有名字、比较偏远，旁边多是农田。X说，院里有多家小公司，等确定要过来，再告知哪家在盗印。他还叮嘱千万别走漏消息，之前就有当地的执法队扑空过。
的确不能立即行动，一来因为没有确切地址，再者如果只印了少量印张，取证会非常困难。法庭上，这些零散的“半成品”甚至不能作为盗版索赔的凭证，可以统计数量的盗版书“成品”才可以。但是盗版书商一般快印快销，所以也不能等到他们全部印好再行动，容易扑空。这无疑又是一个两难选择。
盗版层出不穷，社会、市场层面的原因有很多，打盗版本身的艰难也算其中之一。从作为编辑的亲身经历来看，收集消息、辨别真伪、取证、联系执法部门、抓捕、再取证、提起诉讼、举证、后期追踪……哪一步出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而这些盗版印厂行事隐蔽，往往都有反侦察能力，加上整个利益链复杂，要做到每一步都不出问题，谈何容易。
再着急也没办法，只有等。又过了三天，X终于在上午发来了消息：现在盗印的《红星照耀中国》正在等待装订，等装完了可能明晚出库！不能等了，我把这消息告知社领导，几位领导迅速上报，联系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相关部门决定立即行动。我们还在吃午饭时，相关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过来，马上动身，开车去天津！
这时我心里很忐忑，我没法确定X发给我的那个定位是否准确。另外，之前听社里前辈讲过打盗版的经历，有一次他们还险遭不测，被印厂老板带人围堵到深夜才脱身，而我们这一行会遇到什么？
社里派车，我和一位领导、两位同事去接上相关部门负责人，直奔天津。这位负责人有多年的打盗版经验，言谈举止透露沉着，让我们心里有了点底。在车上，我很想直接给x打一个语音电话，又怕暴露了他的身份。紧要关头，他会接我这个语音通话吗？
我连给X发了好几条消息，问能不能赶紧给我发准确的地址定位，我们要行动了。万幸，X这次很快给我回复，并发来了更精确的定位，就在大院最里面的第四个车间里！
剩下的事情，有点像警匪电影里的场景。为了行动保密性，我们的车行驶到天津地界时，那位负责人才打电话通知当地相关部门，并请他们联系警方，到指定地点联合行动。当我们的车和一台警车、两台执法车会和时，我一路高度紧张的心终于踏实一些。
下午3点左右，我们的车队按照定位，准确找到那个大院。警车开道，门卫不敢阻拦。我们在警察的保护下，冲进了那家印厂。果然，昏暗的大车间里，十几台大型印刷机上正在印着《红星照耀中国》、法院最终会追究盗版印厂老板的责任，而这些工人也是无辜的。
我们人文社的4个人，举着手机和相机在巨大的车间里来回奔走，对那些数量惊人的盗印品一通抢拍，生怕遗漏了重要证据。事后想想有点好笑，我们拍摄的所谓“证据”，在警方和法院那里是不能用来立案判案的，后来仅成了这次打盗版行动的纪念。
下午6点多，我们配合警方做完盗版书数量的初步清点。除了足以装订成5万册《红星照耀中国》的半成品，我们还找到了不少装订好的《长征》和《哈利·波特》等“样书”。印刷机旁边的登记册上，记录着之前触目惊心的盗印数字，而这些流出去的盗版书，已然很难再取证，更别说追回。当然，人文社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现场躺着大量尚未运走的盗版书，大多是卖给学生的青少年读物。
执法大队叫来几台叉车运走赃物后，我们为配合调查，又待到了晚上10点多才动身回京。离开警车的保护，心情在振奋之余，似乎又有点紧张。这时我才看到手机上X给我发来的消息，说他刚才看到执法部门来了，问我行动是否顺利。我松了口气，心想不会影响到他的安全。听相关部门说，这个盗版印厂的规模在近几年当地打盗版行动中都能排上号。虽然我们被盗印的书大概率无法获得赔偿，但至少也给了违法者一记重拳，这对于我们乃至整个出版业总是好事。
现在市场上的图书，打折之后，平均售价大概不过二三十块钱，利润非常薄。盗版书之所以更便宜，不只因为它们侵害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合法权益，更因为它们以次充好，用料和印制质量低劣，对读者身体的危害不容小视。前些日子，还有因为买了盗版书而导致一家人甲醛中毒的新闻。
这场有点像电影《无间道》情节的打盗版行动已过去了几年，我还经常想起X说的那句，“不必了吧，打击盗版每个人都有责任，应该的”。正因为X不是出版从业者，也不是利益相关的人，他说出这句话才更有力量，更珍贵。也许消灭盗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间“盗”的斗争还会继续上演，但作为出版人，我永远感激千千万万位读者x，是他们让出版这份工作充满意义。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