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莫言文学研究资料馆研究生学术论坛第一期活动举行，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围绕“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文化价值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交流和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担任论坛学术主持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丛新强表示，创办这样一个以高校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论坛，致力于推动科研与教学的动态平衡、促进教学相长、倡导学术创新，因此在论坛主题设置上尤其注重学术性与当下的关联性，希望能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高质量学术品格、开放性时代气质的文化品牌。
可借鉴的叙事模式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说法，“红色经典”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包含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60部“红色经典”文本。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创作，往往也被划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段，也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创作，被高度概括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是八部代表性作品的缩写，即指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毛金灿说，梳理一下学术界关于“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发现，大概有四种研究角度。第一种，20世纪末部分学者以“再解读”的思潮来关注当代文学，包括“红色经典”的创作。第二种，像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活气息和史诗品格等几个方面，阐释红色经典的文本价值。第三种研究范式，属于文化研究的路径，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对《红岩》产生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在综合对比了这三种路径后，还可以区分出第四种文本研究的路径，比如张清华的《“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主张从传统角度对红色经典再造和重新深挖，指出重建红色叙事的文学性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红色经典’创作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这为打造中国叙事、中国话语，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叙事模式，对‘红色经典’进行叙事研究，也应该深入发掘与研究‘红色经典’属于中国传统的本土化的叙事方式。”
与历史距离最近的人
多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都是亲历者写作而成。
“重读红色经典文学，返回历史现场，对我 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丽说，最近读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对于如何正确看待历史，受到很多启发。从历史的角度，又该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以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为例，像《保卫延安》《创业史》《铁道游击队》，作者都是事件的亲历者，是作为历史参与者来书写的，这些作家就是距离那段历史最近的人。这些红色经典作品，能带着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事件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作家在创作时，无不是带着满腔激情，无不是带着崇高的信仰，无不是怀着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状态下写作的。如何绕过把历史碎片化、解构历史、戏说历史的迷途，正确地去理解历史？“从这些作品对历史的书写、对信仰的表达中，反而能够重建现场，找到历史的真实。”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静也认为，“红色经典”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红色经典作家是与历史距离最近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深入生活，与那个时代的人直接接触。正因为生活的丰富积累和亲历性，使他们的作品有时代感和真实感。另外，像十七年文学，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作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具有独特性的，《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就曾说过，“这粗略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作品的力量就是这样积聚起来的。
“阅读红色经典文学，使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的理解。”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李春晓表示，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方面在于建构历史，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美学化。以赵树理的创作为例，他的作品一直关注新生政权之下农民的生活，从宣传婚姻自由，到歌颂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再到描写农业合作社的实践，按时间顺序整理一下赵树理的作品，就如同连成了一部中国农村的变革史。另一方面在于还原历史。红色经典采用写实的手法，以小人物的命运和乡土社会的变迁作为描写对象，与历史叙事具有互文性。这些作品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单数的历史复数化。“文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这些作品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红色经典文学还承担了历史叙事所不具备的功能。”
翻译家为什么要改写
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之一。
红色经典的译介很早就开始了。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杨玉馨举例说，中国与前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互借鉴、阅读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很多红色经典又被改编成舞台剧和影视作品，向西方传播，一方面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了解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目前，很多红色经典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译本了。之前的译本带有当时的定位与认识。 现在有了新的定位和认识，就会有新的译本。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以前是忠实翻译，现在是“译写”，相当于翻译家的改写。西方对我们的认识远远比不上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西方对我们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接受起我们的作品也有很多挑战，因此我们现在格外注意译介方式的运用。“其实，译介是换一种方式，让中国的作品更好地被西方接受。打个比方，我们这里有樱桃，外边再裹上一层巧克力，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更易于接受而已。”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宁明点评时进一步解释，译介的问题，关键还是看作品翻译出来之后，能不能被国外读者接受，如果不被认可和接受，那实际上相当于没有传播效果，翻译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目前，中西方的互相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西方文化是带有一种仰视的眼光来看待的，接受度自然高，所以西方的文艺作品，有些即使水平很一般，翻译过来依然能获得很好的传播。恰恰相反，西方是以一种傲慢的高高在上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他们固执地用自己的文化观和审美观来看待和阅读中国文学，甚至于只要不符合这种文化观和审美观的，就拒绝接受，给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增添了很多困难，“在这方面，我们存在很大的‘贸易逆差’，这种状况当然要改变，但是需要时间。”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潘晓遥说，自己一直关注红色经典的改编，包括衍生品的海外传播问题。其中，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可以促进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这些影视作品走出国门后，如果能够吸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则可能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原著的兴趣或者好奇心。例如，在日本，先是电影《红高粱》引起关注，之后才出版了日文版的小说，“电影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个教与学的新平台
除此之外，年轻学者们还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生鞠啸程认为，在大力提倡阅读红色经典的背景下，同龄人不读、误读的情况同样值得重视，“红色经典”的重读与推广是一个方法，但如何立足当代语境，重新发扬红色经典背后的红色精神，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维度上进行综合考量。
如何认识红色经典中的女性形象，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中对恋爱的描写，如何评价红色经典中的乡土味，他们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丛新强认为，从大家发言和交流情况看，效果超过预期。他介绍创办这个高校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初衷时说，主要还是着眼于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任务和方法,考虑为学生们搭建一个平台。论坛以学生为主体，也是为了进一步平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现在高校仍然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不少老师埋头科研，在学生和研究生培养方面投入的精力很有限，“传道受业解惑”不足，尽管科研成果也能转化到教学上，但中间环节很多，还是会留下很多缺憾，“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论坛，师生之间就增加了一个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另外，老师的科研在某些时候也会遇到瓶颈，通过这种交流可以实现教学相长。”
丛新强表示，举办论坛也是对学校“教与学”传统的一个传承。他说，自己读研究生时，贺立华教授经常专门抽出时间，组织大家参加学术活动，在那些活动中受到的学术锻炼和获得的教益，至今难忘。这种好的传统，要继续传下去，这个论坛就是一个良好的载体和平台。另外，处于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高校师生也要考虑怎样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去，通过举办论坛，我们主动“走出来”，把自己的读书心得、科研成果与社会联系、分享，这也是我们参与文化建设、文学实践的一种方式。
丛新强说，第一期“红色经典”的选题，也显示和奠定了学术论坛的方向，今后选题的策划也将继续凸显学术性、时代性以及与社会的关联度，努力提升学术饱和度与社会关注度、影响力，“希望能形成一个既能求知解惑，又能创造创新的文化品牌。”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