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日前揭晓，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5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约请5位获奖作家分享他们的创作历程与创作心得，展现作品背后的大地气象与文学情怀。

  踏上青藏高原的土地，我总会想起父辈们为之奋斗的一生。1949年，我父亲作为大学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简陋破旧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则进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卫生部辖属的卫校，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为青藏高原上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医生。

  以后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他们和当地人一起投身火热的牧区建设，培养了一批批民族人才，用好日子的愿景鼓舞更多人一起前行和追寻。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足迹是那样深刻，里面凝聚着父辈们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像高原的花朵一样坚强绽放，这份生命的饱满和韧性让我感动。

  父辈们已经远去，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渐渐老去。我见证了父亲、母亲还有那些把整个人生都托付给青藏高原的人们的故事，也见证了草原牧民的生活变迁。我有义务将这些记录下来，把我的感恩之情讲给这片土地听。以文字保存记忆和历史，为山乡巨变留影，就是我创作《雪山大地》的初衷。

  由于父辈的扎根，便有了我们这一代对青藏高原的深厚情感。我曾经不知疲倦地行走在雪山大地的怀抱里，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片草原到另一片草原。还记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野牦牛是在通天河左岸的雪线上，20米开外的垭口，它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同行的牧人追上来，一把拉住我说：“不要再走啦。”看他疑惧的目光，我才意识到被我发现的不是一头家牦牛。我第一次看到藏野驴跟汽车赛跑也是在雪线附近，并不平坦的草原上，一群浅棕色和白色相间的生灵就在离汽车不远的地方突然扬起了烟尘，它们跑得快速而有序。司机说：“只要汽车停下，它们就不跑了。”果然，他一刹车，野驴群的奔跑便戛然而止。

  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还能感觉到生活在雪线附近的人和动物那种互相守望的姿态，平静、自信、悠然。《雪山大地》的一部分内容是向读者展示恢复自然生态的可能性，它既是理想的，更是现实的。青藏高原的雪山和冰川，是我国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头。我在《雪山大地》中不遗余力地描写人与自然的故事。我相信，理想的环境一定是人类、动物和植物共同营造的结果，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一切生命的需要。


  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故乡之于我的意义和价值。作家福克纳曾说：“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在具备文学属性之后，这枚小邮票便有了它的神奇。它可以无限大，能讲出无数故事；也可以走得无限远，能寄给无数人。票面之内信息丰富，经得起反复研读，票面之外也有一个广大的世界，载着人心驰骋翱翔。

  我的老家在河南。它“土气”浓郁，既丰产粮食，也丰产文学。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前辈都以强烈的文学自觉笔耕不辍，中原乡村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乡村之子，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在文字上摆脱掉这股“土气”。经过这么多年生活和文学的教育之后，我方才认识到这股“土气”是多么丰饶的资源和宝贵的财富，也方才循着前辈们的足迹，想从这“土气”中获得滋养。在接连几部乡村题材创作之后，随着《宝水》的完成，我对这种“土气”的开掘与书写也抵达了力所能及的最深处。

  《宝水》讲述了一个小山村的一年。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题材必然携带着这些元素。为了写这一年，我用了七八年时间准备素材，主要的准备就是“跑村”和“泡村”。“跑村”就是去看尽量多的乡村样本，这决定着素材的广度；“泡村”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子近年的变化，这意味着素材的深度。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跑村和泡村的纵横交织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确实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是还有一个听力——聆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才更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一起悲喜。

  乡村正在发生着的巨变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具备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富矿。“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在乡村的现场，我的写作欲望总是被强烈地激发出来。每次走进村庄，我都会让自己沉浸式地倾听和记录，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时代这个宏阔的词语渗透在点点滴滴的细节里，这细节又由无数平凡之人的微小之事构成，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其中的每一滴皆为“宝水”。

  当你真正地深入生活时，生活必然会回报你，把它迷人的光芒和气息呈现在作品的质地中。被“宝水”滋润，被“土气”滋养，正是我这个乡村之子得到的最好馈赠。


  我在新疆出生长大，深受新疆多民族文化生活的滋养，《本巴》以及我之前的创作，皆是对这种滋养的回馈。小说中的本巴草原，就是一个多民族和睦生活的美好家园。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10多年前，我得到一次去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深入了解江格尔文化的机会。该县是《江格尔》史诗的发源地，县上有江格尔歌舞团，乡镇小学有“江格尔齐”（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培训班。我在那里欣赏到难忘的《江格尔》说唱。之前读《江格尔》，觉得很遥远。现场听史诗说唱时，突然觉得自己离史诗的世界近了。说唱者声情并茂，带我进入史诗中的恢弘场景。尤其在夜晚，天黑下来后，牧民从远近草场赶来，围坐在说唱者身边，人的影子与远山的影子连为一体，古代与现代、过去与今天连为一体。那样的时刻，仿佛天上的月亮星星、地上的青草马匹、刮过草原的风声亘古未变，人们的微笑和感动似乎也亘古未变。我感受到自己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坐在一起，也跟星星月亮和草原万物坐在一起。

  多少年后，当我写作《本巴》时，好像又一次身处史诗说唱的那个草原之夜，听到来自遥远大地的声音。《本巴》是一部向英雄史诗致敬的作品。史诗所言的“本巴地方”，人人活在25岁，处在最美好最有活力的青春时光。这种对时间的绚丽想象打动了我。于是，在史诗驻足的地方，《本巴》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开始了讲述，将这首“天真之诗”写了下去。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仿佛有一种史诗传唱人在星空下放声言说的奇妙感觉。

  我生活的区域，有辽阔的田野、无际的沙漠、漫长的西北风，这种地域空间的无边无际，使人对时间的认识也不同寻常。《本巴》开启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时间旷野，旷野上的人们往回走会碰到自己的青年和童年，往前走会遇到自己的老年。小说通过对时间的想象与塑造，展现诗性思维与诗意追求。文学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在现实中过完的时间，在文学中可以重新开始，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一部文学作品，看似是在讲一段故事，其实是在创造时间、保存时间，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正是时间的魔术师。

  我希望用一颗现代人的心灵跟一颗古老的心灵去碰撞、对话，希望能书写一部古老史诗的新篇章，让更多人关注《江格尔》，关注中国史诗。


  在少年时代，除了阅读，我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就是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节目。播音员以不同的音色、语速、口吻，描绘自然景物和社会环境，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刻画他们的行为和内心活动，为我渲染出外部世界的轮廓，部分形塑了我的价值观和想象力。

  后来从事写作，包括创作《千里江山图》时，我总是把写成的文字读出声来，借助声音来辨认句子是否具有美感，确认用词是否准确。小说连播还帮助我理解“声口”的概念，意识到“视角”的作用，以及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差异。一如在《千里江山图》中，既要通过叙事推进情节，又要让人物隐藏内心活动，维持故事的悬念。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就是我的小说启蒙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对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思想和生平的研究，为我展开了百年来社会变迁的文学画卷。那一代作家在新的语言探索中，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挣扎着、冲突着、变革着的中国社会，他们丰富而深刻的文字奠定了我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初步理解。

  进入90年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让我有条件通过文学之外更多的电影、文献和器物等，探究现代上海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饰、饮食、商业、交通、居所、报业、出版等，关联起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风貌，进而探索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情感方式。这些声音、画面、记忆和想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千里江山图》的历史场景和文学空间。

  小说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上海，讲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英勇斗争的事迹。我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酝酿写作的那些日子，走在街上，我眼前时常会浮现出那些革命先烈忘我奔走的场景。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涌现了多少英雄，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红色题材小说创作有很多成功案例，《红岩》就是一部示范性作品。也有一些作品主题非常突出，但阅读起来有些吃力。我意识到，需要找到一种和故事内容更加吻合的讲述方式。对于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特科与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之间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以“谍战”这样一种类型小说的方式来表现，应该是非常契合的。

  旗帜飘扬，时钟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我无法完整复原历史的面貌，只想通过小说的讲述，让读者一同走进历史现场，去探寻是什么推动着社会变革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江山千里，绵延不息。谨以《千里江山图》纪念那些隐姓埋名、出生入死的烈士，并让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能够传之久远。


  6年前，我带着一种放松的心态进入《回响》的创作，但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很难完成任务。事实证明，我太轻视这个题材了，以为仅凭自己30多年的写作经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态度，并时刻问自己：“你写的作品有意思吗？和别的作品重复吗？拜托，别只讲故事，能不能来点新意？”这些追问一度是我写作前的必备思考，但随着之前几部作品的顺利出版，我有点遗忘它们了。现在遇到写作难题，才突然像想起老朋友似的想起它们。

  一直以来，我都在写热气腾腾的现实，写那些触手可及的日常，意在把时代生活的细节通过小说的方式折射出来，为读者提供生动的参考。《回响》写的也是当下生活，是正在发生或者说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故事。作品通过一桩案件带出身为警察的主人公的责任感以及她对情感生活的深度思索，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主人公一步步重拾信任与爱。

  既然要写破案，那就要有推理知识，但这方面的知识我相对缺乏。为此，我到公安机关采访刑警，了解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还认真阅读推理相关的图书。既然要写心理，那就需要心理学知识，于是我向心理咨询师请教，系统阅读心理学著作。补课虽然花掉了我10个多月的时间，却给了我开足马力继续写下去的底气。

  如何才能写出新意？我之前接连出版了三部对现实题材展开“正面强攻”的长篇小说，这次我想向内写，重点写人物的内心。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信息的高密度传播，我们的心灵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敏锐，小说创作理应及时跟上。《回响》就是向人物的内心深处挺进。我将推理小说的形式嫁接进来，结构上采用双线叙事：奇数章独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情感，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涌，相互交织形成“回响”。一路写下来，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罪与罚、疚与爱，等等。通过多重投射，小说呈现出人物内心与现实世界的丰富样貌，为读者提供观察世道人心的文学视角。

  每次写作于我自身都有所提升，这次也不例外。在写作的过程中，人物内心渐渐打开，我的内心也渐渐开阔。《回响》后来被改编成同名影视作品，由我担纲编剧。剧本创作和小说创作不同，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逻辑的把握、情节细节的推敲等方面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次剧本创作的经历，为我后续的小说写作打开了新的可能。

  原标题：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五人谈：大地气象 文学情怀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