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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历史感判断与责任

2021-11-15 07:29:00来源:文艺报     作者:丛治辰

   
长久以来,某种关于“纯文学”的想象始终影响着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让不少人有意无意地相信,文学审美可以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切断联系,自给自足。

  长久以来,某种关于“纯文学”的想象始终影响着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让不少人有意无意地相信,文学审美可以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切断联系,自给自足。这一认识最为突出地表现为对形式的重视,似乎诗歌的节奏和格律、小说的视角与结构都是历史的法外之地,单纯地属于文学内部。但卢卡奇在《现代戏剧的发展》中早已指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而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更进一步论述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这个事实:在一种内在需要,即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下,才有新形式的发现、明确和发展,这种需要,像其它东西一样,有其社会根源。”因而不难理解,文学形式同样是历史的产物,超越历史的抽象文学审美是不存在的,而仅仅在审美的层面上进行文学批评当然也就绝无可能。


  事实上,如果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感,我们甚至根本无法理解文学作品,更不要说准确地鉴赏、评判,进而将其锚定在文学经典的序列之中。以今天的审美趣味看来,刘心武的《班主任》故事或许简单了一些,笔法也稍嫌生硬和粗糙。如果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民众记忆与读者期待缺乏了解,则恐怕完全不能理解这样一篇小说何以会引起那么广泛的反响,并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有些人倒也承认《班主任》的文学史价值,却仍表示不甚佩服,认为它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这样的判断理直气壮,却可能并未足够自觉地对所谓“文学价值”进行历史辨析。我们常常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所身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标准乃是永恒的真理,而这恰恰是缺乏历史感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普遍、更为习焉不察、更为顽固的表现。对于持此论者的朋友,我想提出的疑问是:如果说《班主任》的价值主要是由历史赋予,而非文学性的,那么马原的《虚构》呢?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今天的年轻读者去读《虚构》《拉萨河的女神》,真能够理解马原乃至于后来先锋小说家们的叙事圈套和形式实验何以那么重要吗?


  当然,历史感的获得是相当困难的。并不是庸俗地了解一下作家生平、写作缘起和历史背景,就算是有了历史感。也不是无节制、无选择地占有了历史资料,就算是有了历史感。历史如此混沌和庞杂,那当中丰富的细节、复杂的关系,需要谨慎而精微的认识。这就凸显出理论的重要性。理论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建立更加具体、完备、系统的历史感。即便有些理论有其不甚科学的部分,抑或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仍可以借用来作为一种认识工具,为我们更有效地开展文学批评工作提供助力。


  就此而言,文学批评绝不仅仅只是狭义的文学审美,而是一种要求综合能力的智力活动;它不仅仅是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认定,更可以据此而生产知识。今天在高等院校的当代文学学科当中,和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阐述相比,似乎文学批评是最不被看重的。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但这偏见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文学批评自身的贫弱,这贫弱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历史感的缺乏。理想的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基本材料,而应该能够松动文学史定见,诱发理论话题。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同时就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阐述。


  而当我们认识到,所谓的历史感并非指那些浩如烟海的史料,更有赖于理论指导下的理解与见识,我们便触及到了历史判断的问题。重要的从来不是掌握大量碎片化的历史知识,而是如何用这些碎片拼贴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轮廓,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立场。如何判断历史立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何确定理解历史的合适位置?那其实不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是由现实决定。我们终究是站在当下的土地上去回望历史,历史判断是以现实感为前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文艺界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曾经发生过多次论争,由于这些论争当中的一部分后来产生了过激的结果,往往在某种遗忘的心理机制作用下遭到一定程度的漠视。而如果我们认真重读论争双方的理论批评文章,大概会惊讶于其中一些论述之细致,细致到今天我们很难理解,看上去在总体认同上并无二致的两个人,是否有必要在一些细节上反复纠缠,并上升到惊心动魄的高度?这样一种锱铢必较正是因为论争双方现实感的不同。什么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什么在当时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导致了关注点的差异,也造成彼此之间并不能真正互相理解。多年之后因为现实情况的变化,双方对于同一命题的理解或许又将多多少少发生变化,甚至彻底翻转。那并不意味着曾经的坚持是言不由衷,仅仅从宗派主义之类形而下的层面去加以理解,恐怕也不够严肃。很多时候,那些颇有些硝烟味道的批评文章并非是党同伐异,更不是理论空转的文字游戏,而是基于具体的现实情境,出自某种现实责任感的扞卫。在此并非要对曾经的论争任何一方予以肯定或支持,而是想要说明,只有认识到那时文学批评的现实动因,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或教训。那时候对于文艺问题的具有鲜明历史立场的讨论,在今天又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文本。


  因此,所谓“历史”,并不只是指向过去,也不只是关于现在,更永远向未来敞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些文学论争的参与者以现实为立足点讨论那些细致的文艺问题的时候,心中怀着一个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文艺图景。而今天我们回望过去,清理那个时代的种种创作、事件与言说,也同样不仅仅只是为了当下。对于最新文学作品的评价同样如此。尽管作家们未必愿意承认,但是文学批评工作的确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乃至于具体作家的具体创作,起到了相当的引导作用。从今天往后再过72年,那时候的人们如何理解今天的文学,乃至于通过文学如何想象今天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文学批评如何选择、如何呈现、如何定义、如何引导。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我们的每一篇评论文章,当然都负有历史的责任。


  (编辑: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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