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变奏”，由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大学毕飞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格非学术研讨会以此为题，某种程度上是对作家格非写作的一种指涉。“存在”，这个哲学语词意味着一种现实——格非的写作成为一种巨大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只是因为他真正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叙述语言、叙事风格，而更在于他的写作已经进入了存在的界面。“变奏”，则是试图在先锋小说、知识分子、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这些概念中的游弋与辩驳中，寻求对于格非创作的阐释通路。
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所言，格非是一位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在不同时期都取得创作成绩，并且进入了文学史的作家。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格非的写作既保留了先锋小说原有的品质，又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更从容的艺术表达体现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融合。如何解析他的创作，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格非的创作将近四十年，作品数量并不巨大，但自有其分量，评论家白烨表示：“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有高峰，那格非无疑是在这个高峰中。”究其原因，在于格非的创作直面了两个现实，一是生活现实，一是心理现实。“他的作品看起来是写生活中的故事，实际上写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他写不同时期人的命运和历史的交互影响，人对于时代的认知、感应和博弈，以点带面地写出了百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演变，背后又揭示出百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巨变。”
评论家谢有顺对格非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时间段的划分，第一个阶段即是以《迷舟》《褐色鸟群》为代表的对于叙事方式的探索阶段，格非本人对于此时的写作观念有过一种阐述：形式感、想象力、对人类精神境遇的警觉。第二个阶段则以发表于1995年的《欲望的旗帜》为代表，在这部小说中格非对知识分子言与行的分离，思想跟生活的分离、人与自我的分离进行了剖析，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对于人的异化进行了反思，也开启了日后关于知识分子小说的写作。第三个阶段以2004年发表的《人面桃花》为起始点，在经过了现代艺术训练之后，格非开始寻找、激活中国传统的叙事资源，并且对于传统文言进行一种改造，以白化雅。而这条脉络，也是考察格非的“变奏”的一种路径。
事实上，如评论家丁帆所言，格非的创作是在“变”与“不变”之间。谢有顺将格非的“不变”归结为三点。首先，格非小说表明了为何“写作是一种创造”，“读格非的小说，会发现写作真不仅仅是讲故事，也不仅是考究字词、表达意义，写作是要写从未有过的类型、从未有过的‘看见’、‘发现’。我们为什么对格非的小说有期许，因为我们知道它一定包含着他新的思考，新的阅读经验、生活体验，我们能看到他的思想如何展开。”其次，格非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景观，复杂、华丽、繁复、智性，包含了各种写作的所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单地认为格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或者传统作家都是不对的。第三则是多种价值在格非小说中激荡、混杂、交织、并存，但他并不让小说走向对一种价值的集体认同，他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个人的阐释，文本中梦幻、细碎的瞬间都是在整理他的个人经验。
如果以先锋小说作为对照，格非的“变奏”无疑在于谢有顺所提及的后两个阶段上。评论家王宏图以为，这与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化氛围的转变不无相关。“如何在全球文化的语境当中，确认文化认同，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包括作家创作中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挑战。”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呈现的一种转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意蕴，这种转变不仅仅体现在词语、句法、结构，更在于古典文化资源和现代观念的融合，这是对中国故事的一种精心修复和基于现代性思考上的一种复活。
探讨格非小说与传统的关联，他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专著《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有一种对照参看的意义。评论家王侃提到格非的一种说法，“他说在当下写很多作品时会有恍惚感，会觉得当下的现实是16世纪中国发生转折之后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存在或者现实，跟《金瓶梅》那个时代是有同构关系的。”《月落荒寺》的最后，中秋夜晚在荒寺举行的那场音乐会，它的内核就是声色与虚无。而荒寺这个意象，格非在小说中写过多次，王侃认为它们不是古典意象，而是一种道、禅的框架，寂灭与虚无的结局是必然的。
评论家何平则将格非的“变奏”放置到中国文学史中进行考量，他认为《望春风》就是进入的一个切口。“这部作品在格非个人写作中的意义，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节点意义，都需要被重新识别。自《白鹿原》以来，我们的长篇小说叙事逻辑基本从属于大的历史节点，而《望春风》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节点的过分依赖。”同时，《望春风》对于现代乡村的叙述也有新的启示，它将乡村摆脱出一种文人想象，在中国乡土的“常”与“变”中，格非写出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人之常性，给被固化叙述的乡村带来一种冲击。小说的叙述者也别有意味，格非提供了乡村思想者的一种形象。
以评论家陈福民所言，格非对于乡村的思考，让人联想起俄罗斯一个农庄的变化在托尔斯泰写作中的影响，在他看来，格非是具有内省和反思精神的那一类作家。“格非的写作给中国文学传统带来了启示，他非常深刻、介入地提出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处理了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农业文明传统的矛盾关系，对于乡土文明变异也有深入的观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将格非仅仅看作是博尔赫斯的学生，是有局限的。“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表达的农民问题、俄国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欧洲革命对俄国社会的冲击影响等，都转变为一个作家的自我呈现。”格非的写作上，无疑有着托尔斯泰的这种传承。
托尔斯泰是具有总体性的作家，在评论家王鸿生看来，格非的写作中同样具有总体性。“格非和20世纪、和当下世界的关系，非常有意思。格非实际上对20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的历史、对当代世界的政治格局、全球化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智能科技兴起后人类的未来问题，都有非常具体的思考，他有问题意识，但这些问题并不直接出现在他的小说里面。”这也形成了格非小说的叙事特点，“整个叙事角度非常清晰，每个细节都很准确，但你会发现它的底部有巨大的混沌的漩涡，或者说精神上有巨大的困境和困惑。”这和格非体验世界的方式相关，“格非用他的文字语言来介入这个世界，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双向审视的。他所有作品的男主人公身上，都可以读到一点格非的影子，他的内在世界经过几次曲折转换，折射出来一个文学世界。这种双向审视的源头即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对于自我和世界的双向审视，开启了新文学的传统。格非和鲁迅之间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某种意义上，格非意味着中国作家的成熟度。这也是所谓“存在”的主旨所在，如王鸿生所说，“中国作家语言的成熟，表现在他的叙事已经能够进入存在的界面，比如理想与现实、社会与历史、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幽暗地带，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语言找到了通路。”
“存在与变奏”，在格非这里，是40年的高校生活和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而置身于信息爆炸、知识等同于信息的当下，他在研讨会上回应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对我个人而言，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几千年的传统，我们将其叫做智慧，它会通过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道理，另一个就是日常经验。而知识则在当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通过各种媒体成为信息，和今天的话语也构成了某种关系。所以我对今天的知识是存怀疑态度的，我也觉得要有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新思考。”
格非认为，当下所谓的社会生活，我们存在的方式已经完全被语言覆盖了。“就像当年胡塞尔所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单纯的事物，小说要描述的对象是事物，但事物已经被观念、被话语所浸透，离开观念和话语，没有办法表现事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这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屠格涅夫无一例外在自己的作品中去描写议论，甚至乔伊斯也写出了《尤利西斯》这样充满典故的作品。”而这也是格非作品回应当下时代的方式。
以作家的眼光看格非的“存在与变奏”，毕飞宇提出了一个有意味的概括，“格非是一个生命恒定感异于常人的作家。”他进一步解释，“作为一个作家，格非在生长。但他的性情，他生命里的基本面，始终是恒定的。他内心一定有一个东西在替他摇摆着，替他变动着，有可能是他的阅读，有可能是他的写作，有可能是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可能是他的教学。但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生命那么稳定，不因外部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人。”
张王飞、王尧、王干、朱燕玲、季进、樊星、孙频、黄平、徐海、张丽军、曾攀、王晴飞、樊迎春、魏维、叶炜、张立群、郝敬波、赵天成、顾奕俊、颜水生等作家、评论家参与研讨。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