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因其语言新颖，想象丰富，手法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他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德国授予他柏林科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波兰等许多国家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和荣誉教授的称号。
01
1950年代初期，当我有意识地开始写作时，亨利希·伯尔，即使算不上一个始终受欢迎的作家，他也是颇有名气的了。与沃尔夫冈·科朋、君特·艾科、阿诺·希米德特一起，他站在文化工业的大门之外。依旧年轻的战后德国文学，与被纳粹统治所腐化了的德国一样，曾经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此外，伯尔一代，包括像我这样的略为年轻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曾一度陷入困境，原因在于特奥多·阿多诺的一句禁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换言之，此后再也没有“未完待续……”。
但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如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道德：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1951）中所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标志着一道断层线，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即使如此，阿多诺关于那堵墙的写作已经把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属于我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与之作了公开的斗争。无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引导迷路的德国走上正道，引导它从田园诗中，从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我们这些指头曾经被烧痛了的孩子们，我们是否定哲学上的绝对论，拒绝接受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者。怀疑和问难是我们的教父教母，灰色地带的多元价值观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圣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我强加给自己的苦行主义。后来，我发现了一种语言的丰富多彩，我要无所遗漏地坦承这种语言的一切“罪过”：它那循循善诱的柔和性，它用铅锤测量深度的倾向性，它那极易适应的耐寒性，更不用说它的方言文采，它的不尚雕琢却通体都是艺术细胞，它的种种离奇古怪，以及那种从虚拟语气中绽开的美的花朵。
赢回了这种语言的资本之后，我们再投资以便赚取更多利润。有人蔑视阿多诺的评判，也有人受到他的鞭策。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因此，只有这样，战后德国文学才能合理地说明：把普遍有效的“未完待续”运用到那个时代及其后代身上是事出有因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揭开的伤口始终展现在那里。假如有人极想忘却甚至勒令忘却的话，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就以这句口头禅开始讲故事：“从前……”
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总是要求考虑在最后一章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嚷道：我们需要回到正常状态呀！我们必须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在后面呀！他们叫嚷了多少次，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抗。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一种愚蠢到难以理喻的姿态；因为每一次战后时期的终结，在德国都是被公开宣布了的，例如十年前，随着柏林墙的坍塌和两德统一，过去又追上了我们。
那时，即1990年2月，我在法兰克福对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我逐一谈论我的作品。1972年出版的《蜗牛日记》中，过去和现在或交叉进行，或平行发展，偶尔也发生碰撞。孩子们问我应当怎样界定我的职业，我答道：“一个作家，孩子们，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我对学生们说：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并不是用胶囊包裹在孤立状态中，也不是永恒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活在当下的人，他们甚至向时代的变迁展现自己，他们介入并且有自己的立场。介入的危险，坚持立场的危险，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个作家刻意保持的距离是令人可怕的；出自他手笔的语言必须活在人们的嘴边；对当下事件的偏狭之见会使他胸怀狭小，能训练有素地勒住想像的缰绳，才能自由地纵马飞腾；有疾有徐的驰骋，才能气息平和地越过征途的险阻。
02
我当年的冒险多少年来一直未曾间断。
没有冒险的作家职业会像什么样的行当？我们先姑且承认，作家应当有安全，比如说，文化局官僚的那种安全，可是，出勤登记会玷污了他的手，他会沦为这种恐惧的囚徒。出于失去地位的恐惧，他会在神话落脚的领域、遍布崇高思想的领域里最终失去他自己。但是，由过去不断转化而成的现在，最终还是会把他卷进来的，会把他摆在第三流作家的档次上。因为每一个作家都属于他的时代，不管他如何抗议自己生不逢时，都无法摆脱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联系。他并不是自主地选择写作题材，是某种选择逼近了他使他别无选择。至少我就不是自由地选择的。假如我能随心所欲，那么，我会遵循美学原则，乐于在滑稽可笑的无害的文本中寻找我的美妙的处所。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那时，瓦砾遍地，白骨成山，这是德国历史母腹的产儿。要想减轻罪行，就要铲除孽根。可是，我愈想铲除干净，它就长得愈快。它是不能被简单地低估的。此外，我来自一个难民家庭，这就意味着，除了驱使一个作家从书本到书本的一切因素——人所共有的雄心，对枯燥生活的恐惧，自我中心的机制——以外，我还曾经无法弥补地失去了故园。
如果通过讲故事，还不能重新捕获一个即失去了又毁灭了的城市的话，那么，我至少可以重温旧梦。这种系念使我不断笔耕。我需要在我自己和读者眼前把它变得清晰些。在我的肩上并不是没有留下一点碎片，失落的东西也不能湮没无闻，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而苏醒过来，因为这种艺术可以再现一切崇高和卑琐：一座座教堂，一片片墓地，船坞的嘈杂的声音，环绕波罗的海的扑鼻的暗香，一种早已扬蹄出征却依旧有伏枥之温情的语言，一种脱缰难收却满腹忧愁等待倾诉的语言，需要忏悔的罪孽，需要宽容的却似乎从未被赦免的罪过……
一种类似的失落感给其他作家提供了魂牵梦绕的题材的温床。在多年前我与萨尔曼·拉什迪的一次谈话中，我们一致认为，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就像他失去了的孟买一样，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既是伤心别离地又是世界的肚脐。那种狂妄自大，那种滥杀无辜的场面，在每一种文学的心脏部位都可以见到。对于能够发现一切艰难险阻的故事来说，它是存在的条件。煞费苦心的细节，敏感的心理分析，描绘人生片段的现实主义——光靠这些技巧并不能处理好我们的怪异的原始材料。像我们这样受惠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的作家，对历史的荒谬进程的理解是成功的唯一解释，它摒弃了一切别的推理性的解释。
03
诺贝尔奖金，只要我们剥去它的典礼的盛装，就会看到它根植于炸药的发明中。人类思想的胚胎是随着原子的分裂而形成的，而荣获诺贝尔奖的基因分类研究给这个世界既带来了福祉又带来了悲哀。文学也是如此，它的根基隐含一种爆破力，尽管文学释放的爆破力不是一种即刻的而是延后的行动效果，只有在时间的放大镜中才能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它都通过宣泄而发生作用。
从蒙田到伏尔泰、狄德罗、康德、莱辛和利西滕门特以来，把理性的星火引进经院哲学的黑暗角落，欧洲启蒙运动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期。甚至这一点若明若暗的星火也经常熄灭在启蒙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竟然是严格的检查走向野蛮的禁绝的遥远路途。然而，当这一道闪光最终照亮了世界时，它又转化为一道冷酷的理性之光，局限于技术上切实可行的东西，局限于经济的社会的进步。一种被宣称为启蒙的理性却仅仅鼓噪了一阵基于理性的莫名其妙的行话（因此，它无异于不惜一切代价制造进步假象的上司的命令），结果一直灌输给它的后继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都曾借用理性一词互相攻讦）。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启蒙运动的所谓的后继者，这些辉煌的破产者已经为之奋斗过的究竟是什么货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后继者的延误的行动及其言语的爆炸，已经把我们推到一种怎样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尝试以启蒙的工具来修复这一片废墟，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工具。我们在恐惧中盯着资本主义上场，接着轮到他的弟弟社会主义——现在据说已经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如何不可遏止地掀起一阵阵风暴，狂妄地重新表演了在假想中已经过时了的资本主义老兄的种种错误。
自由市场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教义，转化为绝无仅有的真理。在一切权力甚至是无限权力的陶醉下，这些后继者表演了最野蛮的游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蚕食鲸吞，除了牟取最大的利润之外别无目的。毫不奇怪，资本主义正在表明，它本来就是没有改革意向的冷血动物，正如曾经想扼杀它的共产主义一样。全球化就是它的座右铭，就是它骄傲地宣告的一句无可挑剔的座右铭——没有别的选择呀！
结果，历史已经走到一个终点。再也没有“未完待续……”，再也没有悬念。尽管如此，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有所作为的不是政治，不是已经放弃了它对经济的决策力的政治，那么，至少文学会带着某种引发“新教义”的东西重整旗鼓，含蓄地表达旧有的信念。
起颠覆作用的文学如何能做到既具有爆破力又具有文学性呢？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候这种被延误了的行动吗？将来，任何书都是为了提供一种短期消费的商品吗？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对于文学正在从公众生活中撤退，青年作家正在运用电脑联网作为游乐园这一现象，当做何种解释？停滞不前的迹象日甚一日，这一点，可疑的communication一词已经透露了某些信息。每一次时代的故障停车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崩溃。文化工业的一次浸染着泪水的低谷正在向全球的每个角落漫延。还有什么可做呢？
尽管我不信神，但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不外乎跪在一个圣徒面前，因为这个从未使我失望的圣徒炸开了某些最硬的坚果。“啊，（多亏加缪的恩赐）神圣而崇高的西西弗斯！也许你的石头不会停留在山顶，也许我们又一次把它滚了下去，像你一样继续为之感到高兴吧，也许，我们‘存在’的苦工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阿门。”
但我的祈祷会有人听到吗？或者，这些传说是真实的吗？新的无性系的生命的孕育注定能保障人类历史的延绵不绝吗？
04
这就把我带回到我在演讲开头说过的那番话。我再一次打开《雌鼠》的第五章，书中的实验室雌鼠，代表数百万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验室动物，赢得了诺贝尔奖。而我则想到：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曾经颁发给那些力求使这个世界摆脱人类一大灾患的科研项目——即根治饥饿的科研项目。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换两个新肾，心脏也可以移植。我们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打无线电话。卫星和太空站令人不安地绕着我们循着轨道运行不息。最近被构想被开发的武器系统，根据颁奖和获奖的原则，它们也有助于延缓其主子的死亡的逼近。
人的大脑构想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惊世骇俗的实践的运用。只有饥饿似乎还在令人难以忍受地忍受着，甚至正在日益恶化。根深蒂固的贫困逐渐化为一片愁云。难民正在云集世界各地，伴随而来的就是饥饿。如何根治这一巨大悲惨的现状，政治认识与科学认识应当达成共识。似乎没有人决心进行这一事业。
1973年，正当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恐怖开始袭击智利时，威利·勃朗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这是第一位德国总理站在联合国讲坛上。他提出了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他惊呼：“饥饿也是战争！”接着是掌声如雷。
他发表演说时我正好在场，那时我正在写小说《鲽鱼》。小说涉及人类存在的真正基础，尤其是食物——或极为短缺或相当丰富的食物，无数的忍饥挨饿的穷人和大腹便便的饕餮之徒，富人的餐桌上的美味和欢笑。
问题仍然纠缠着我们。穷人以增长的出生率抵销了增长的财富。富饶的北方和西方可以尝试在防御壁垒中隐蔽起来，但难民潮仍然会把他们席卷进来，因为没有一扇大门可以抵抗饥饿的挤压。
凡此种种，未来都会有某种东西需要讲述。我们共同的小说必须未完待续。甚至某一天人们不再写作不再出版或不得不如此时，仿佛书籍不再是有用之物时，仍然会有讲故事的人给我们做口耳相传的人工呼吸，仍然会用新方式来编织老故事：有时声音洪亮，有时气韵平和，有时诘问发难，有时踌躇不前，有时收敛笑容，有时泪珠盈眶……
文字丨君特·格拉斯，本文摘自《给诺贝尔一个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傅正明译。部分内容有删节。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