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30多年间，林少华翻译了40多部村上春树的作品。谈到村上春树，常常离不开林少华的名字。

　　“眼下正值疫情，少了游花逛景、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感到孤独亦是人之常情。”3月17日，在“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线上活动中，林少华来到直播间，从“孤独”出发，讲述村上春树写作背后的故事。

　　读书与孤独

　　“我离开图书馆，凭依旧桥的栏杆，倾听河水的流声，眼望兽们消失后的镇容。环绕钟塔和小镇的围墙，河边排列的建筑物，以及呈锯齿形的北尾根山脉，无不被入夜时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派黛蓝。除了水流声，没有任何声响萦绕耳际。鸟们早已撤得无影无踪。”

　　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书籍和图书馆都是重要的元素，也有化解孤独的功效。例如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结尾中，“我”找到途径逃出被城墙围住的小镇，却不愿离开，因为小镇上有图书馆，图书馆中有我需要阅读的古梦。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自小爱在图书馆读书，即使看不懂的书，也会坚持看到最后一页。书和阅读，不仅冲淡了青春期的痛楚，而且连同其他种种奇异的经历，一并给予他精神救赎，促使他的精神巨链成型，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15岁少年。

　　在最新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也有关于书房的描写：“墙壁宽宽大大。一面墙壁从地板快到天花板全是倚墙做成的书架，其中一部分用作排列CD的架子。书架无间隙地摆着各种开本的书籍。还放有木墩以便踏脚取高处的书。哪一本书都看得出有实际在手中拿过的痕迹。在任何人眼里都显然是热心读书家的实用藏书，而不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书架。”

　　书，不仅是他作品中重要的精神力量，也会带来奇妙的剧情推动。在《东京奇谭集》中，主人公正在阅读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邻座一个同样静静看书的女子向他打招呼，这个女人，个头不高，算不上胖，胸部丰硕，衣着很有格调。两人由此结识，交谈，并开启一段情缘。

　　“阅读不仅可以化解孤独、升华孤独、美化孤独，还可以带来如此妙不可言的好事。”林少华笑道。在他的回忆中，有一位厦门读者，正是因为在书店阅读《挪威的森林》时，遇上了现在的妻子，现在一家三口已经在鼓浪屿定居，过着和美的生活。

　　“他感谢我，说我是他的媒人。我连忙说不是我，真正的媒人是村上春树，是《挪威的森林》，在场的观众立刻都将手里的书举了起来。”

　　爱书的村上春树

　　在林少华的回忆里，村上春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自己的15岁。

　　“我15岁的时候相当奇特，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学玩得很欢，但同时又是一个异常好读书的少年。”

　　因为独生子的关系，少年时期的村上一旦钻进房间就闭门不出，如饥似渴地读着马克思、恩格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被《资本论》深深地吸引。

　　同时，由于村上的父亲是语文老师，家中每月都有出版社送来新出的世界文学和历史全集，村上便一本接一本看，世界历史全集，反复看了二十余遍，之后又读了《先知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西行漫记》等等。

　　文学修养的功底，则主要来自19世纪的小说。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之间，村上读了狄更斯、巴尔扎克、《红与黑》、《静静的顿河》等，其中仅《静静的顿河》他就读了三遍。感触最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以至于后来他做梦都想写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

　　“独处时候，村上常常看书，家中到处是书，只要有书，便不会无聊。”林少华说。村上作品中一条重要脉络，探讨的是孤独的本质。“人这一辈子，往往明知那个东西找不到，还要找，明知徒劳还要努力，这本身是一种近乎悲怆的孤独。孤独是人的常态，任何想要驱逐、消灭孤独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

　　既然如此，那么不妨尊重孤独、升华孤独、诗化孤独，读书诚然是一种行之有效而且有益的方式。但一个人不可能总处于读书的状态。

　　在村上的作品，尤其前期作品中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孤独者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公寓套间或咖啡馆里，以不无忧郁的目光半看不看地望向窗外，以不无造作的手势，半喝不喝地斜举着手里的威士忌酒杯，以若有所思的神情，半听不听地听着老式音箱流淌出来的老爵士乐，感受着音乐中孕育的情愫。

　　小资与刚性

　　对于村上的文学，北师大教授王向远曾有一段精妙评述：

　　“村上的小说在轻松中有一点窘迫，悠闲中有一点紧张，潇洒中有一点苦涩，热情中有一点冷漠、兴奋、达观、感伤、无奈、空虚、倦怠，各种微妙复杂的情绪都有一点点交织在一起，如云烟淡霞，可望而不可触。”

　　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村上荣誉博士的评语提到，“（村上春树）以文学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

　　而村上作品英译本主要译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

　　中国作协李敬泽2013年就诺贝尔文学奖回答《瑞典时报》时的说法也近乎异曲同工：村上大约是一位飞鸟型的轻逸的作家。“他不是靠强劲宽阔的叙事，他只是富于想象力地表达人们心中飘浮着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他的修辞和隐喻，丰富和拓展了无数人的自我意识”。

　　“村上的文学不仅有孤独与小资的一面，也有高墙与鸡蛋的一面；不仅是心灵后花园的出色经营者，而且是敢于直面、发掘和批判日本历史黑暗的人文知识分子。”林少华表示。

　　在创作前期，他被划分为软性、暖色的小资作家，后二十五年，他逐渐走出孤独，开始审视、批判体制和暴力，笔锋指向日本的国家暴力性，和军国主义体制的源头，探索面对体制这堵高墙时，作为鸡蛋的个体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这是他刚性和冷色的一面。

　　在林少华看来，村上创作的转折点是《奇鸟行状录》，这也是他迄今最接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巅峰之作。

　　“概而言之，如果说前十五年村上是一个文人意义上的作家，那么后二十五年，他更接近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如果说前十五年他痴迷于都市人的孤独，那么后二十五年，他执着的是面对高墙下，鸡蛋的孤独。”在林少华眼中，这就是村上的“孤独”底色。

　　（编辑：李思）